在功德林接受改造的战犯队伍里，文强算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另类”。
一方面他有着“教员表弟”、“周恩来学生”、“朱德下属”、“刘少奇同乡”等特殊“光环”在身，是所有接受改造的国军将领中与我党渊源最深的一位；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为数不多的拒绝写“悔过书”人员之一，与黄维、刘镇湘等“顽固派”一道最后被特赦。
不过，文强本人虽然在功德林改造期间表现的乏善可陈，但却因昔日淮海战场上的一次特殊经历，直接为老上司杜聿明的首批特赦贡献出“加分项”。
以至于杜聿明在得知自己被列为首批特赦人员名单时，难掩激动的向文强表达了感激之情：
究竟是怎样一段刻骨铭心经历，能对杜聿明从战犯到新生的命运轨迹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文强毕业于黄埔四期，与胡琏、林彪、刘志丹等人是同窗。早在军校期间，文强响应周恩来号召加入我党，并在此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也正因如此，他才会在日后改造期间被要求写“悔过书”时反复搬出这段经历来说事。
1931年6月，文强因叛徒人员出卖而被反动派逮捕入狱。之后虽经地下工作者营救出狱，但终因遭到彼时四川党组织负责人罗世文的误解而申诉未果，造成了脱党事实。
当然，这种情况在当时并非个例，类似的经历在侯镜如、郭汝瑰身上也都发生过。对文强而言，这也成为令他终生一言难尽的遗憾。好在得益于湖南“老乡长”程潜的帮助，他终究还是在国军参谋本部上校参谋的位置上有所稳定。
随着文强于1942年2月以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的秘密身份与戴笠展开合作起，至1946年3月戴笠的意外失事，文强在军统内部工作已达4年之久。
原本戴笠在世时，尚能维系军统内部各类人事和工作的团结稳定，突然间群龙无首后，倍感“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强也开始萌生退意。
因此，文强再度委托程潜关系使自己调任湖南绥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兼办公厅主任，远离了军统的喧嚣与斗争。不过，正当他暗自庆幸摆脱刀山火海之际，新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却用一封亲笔信将他调到了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的位置上。
出于对这位“小老弟”的前途命运担忧，也为了能在此后长沙和平起义筹划推进过程中增加一位得力助手，程潜出言劝阻文强赴任。
或许是文强没有感受到程潜的弦外之音，亦或是他本人对即将到来的“徐蚌会战”持积极乐观态度，总之，程潜的话并没有引起文强足够重视。
一年后的1949年8月，程潜与陈明仁因促成长沙和平起义而成为历史功臣，被教员奉为座上宾。而文强则早在半年前便成为我军淮海战场的俘虏，并被送至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
哪怕时隔多年之后，谈及程潜劝阻自己前往徐州的这段往事时，文强仍难掩内心的悔意：
再回归到文强与杜聿明的交集上来。严格来说，除了黄埔同校不同期和解放战争前期在东北的短暂交集外，二人再没什么深厚的交情。
但也正是这样一段有限的交集，加之文强身兼军事指挥与情报工作的双重经验，让杜聿明最终下决心调他出任徐州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与自己的老牌幕僚舒适存一道组成徐蚌战场上的左膀右臂。
只是，文强最初的理想有多丰满，抵达徐州后的现状就有多悲惨。
1948年12月3日，刚刚抵达徐州不久的文强即随杜聿明按既定计划由徐州向西南永城方向撤退，在行至安徽、河南的交界处的孟集一带时，发生了一件关乎文强和杜聿明这两位功德林学员命运的“小插曲”。
事情的起因，是指挥部二处处长向文强通报了孟集后山宝塔内隐隐约约有火光出现，极有可能是解放军侦察部队的战情，并顺带请示文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彼时的文强虽然脱离了军统身份，但由军统特务组成的指挥部二处每遇重要情报，都会事先知会这位“老前辈”一声，以示对其尊重。
可此时正为全军摆脱华野追击而焦头烂额的文强，显然没有心情去听下级汇报这样的琐碎事务，索性以“派遣特务连打探情况”的回复匆匆结束了这场汇报交流。
之后的事态走向，就是指挥部二处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向宝塔内的不明人员发起攻势，最终俘获了七名地方武工队成员。虽说武工队的渗透和攻击有些出乎意料，但细想之下又在情理之中。
毕竟杜聿明集团的30万大军在撤退途中早已成了沿途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地方游击队、武工队成员主动出击也不是什么无法理解的行为。
由于指挥部二处行动迅速，逮捕七名武工队员的事情并未在第一时间传到杜聿明耳中。不过，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经历武工队渗透风波的国军值班军士反倒成了惊弓之鸟，面对友军的到来竟上演了一出“同室操戈”的乌龙闹剧。
这样一来，反而惊动了本就心情烦闷的杜聿明，索性下达了枪毙七名武工队员的命令。当消息传到文强这里，对方却一反常态的进行了坚决抵制。文强本人甚至化身“法制宣讲员”对军统特务们进行了一番教育劝导：
无论文强本人是出于“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人性初衷，还是真的基于“法律平等”角度考虑，七名武工队员不仅性命无虞，反而在文强绕过请示杜聿明的授意下将七人悄然释放。
殊不知，正是文强当时的这一“善举”，为日后杜聿明洗刷杀害武工队成员的罪名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毕竟在杜聿明特赦前的两项“罪名”中，前者“释放毒气”已被证明是用辣椒水代替，而杀害七名武工队队员的罪名却缺乏相应证据进行推翻。
文强的关键指证在得到特赦小组成员的调查印证后，成了杜聿明首批获得特赦的强有力证明。就这个意义而言，说文强是他的“救命恩人”似乎也并不夸张。
文强与黄维虽然都是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但二人的“顽固”态度又有着微妙的差异。
黄维的消极改造态度主要来源于对老蒋旧日知遇之恩的“愚忠”思想，具有传统文化中“士为知己者死”的色彩。
而文强的拒绝悔过态度主要建立在自己昔日复杂历史身份和人际关系基础上，用他本人在改造期间常常用以搪塞和回绝工作人员的话讲：
由此可见，文强自始至终都不认为自己有错，但他却忽略了在抗战时期新四军的袁国平劝其归队、解放战争时期程潜劝其留守长沙、淮海战役期间收到我军劝降信时，自己主动错失回归机会的事实。
好在历经26年教育改造时光后，文强对“表哥”等人的战犯灵魂改造政策也逐渐从抗拒转变为理解和释然了。
与杜聿明一样，重新回归社会的文强在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职委员任上，为还原历史事实和促进海峡两岸的交流统一做出了贡献。
一切繁华和喧嚣褪去，饱经沧桑的文强和杜聿明也都渐渐归于淡泊宁静的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