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98期
自1573年新安县建县伊始，这片山海相拥的土地便孕育并传承着独特的发展基因。翻开《新安县志》，我们会发现，香港与深圳，曾同属一个县治，一脉相承。然而，历史的潮水在深圳河划下分界，曾经，深港共享着同一方水土的晨昏，却在时代的浪潮中绽放不同的光芒。而今，当深圳河的碧波倒映着两岸的楼影，我们期盼以史为笔，将两地散落的历史拾起，写进志书、写入人心。
刘蜀永
1941年生于四川省永川县。知名香港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香港大学内地校友联谊社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等职。2005年9月至今担任香港岭南大学荣誉教授、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香港地方志中心副总编辑、《新编中国通史》香港分册主编等职。
壹
《二十世纪的香港》印刷四万多册，对学术专著而言堪称现象级传播，这和当时我们整个国家都关心香港问题，出现了“香港热”有很大的关系。
“高龄”考取研究生 投身香港历史研究
我本科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主修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在秦皇岛的一所中学任教。因当时中学不开俄语课，我便担任历史老师。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抱着“为国家多做贡献”的想法，我在次年以38岁的“高龄”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彼时我的孩子已上小学，这份迟来的求学机会更显珍贵。经过三年苦读，我顺利毕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恰逢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拉开帷幕，全社会对香港历史的关注度持续升温。我的导师余绳武、刘存宽两位教授敏锐察觉到香港史研究的紧迫性，并在社科院领导支持下组建香港史课题组。我有幸加入其中，投身香港历史研究，从此开启了一段充满挑战与意义的学术旅程。
研究十九世纪、
二十世纪的香港
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相关研究资料匮乏，在国家的支持下，社科院向英国国家档案馆支付3万英镑，购得一批珍贵档案史料。在当时，能有如此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到史学资料的收集上，实属前所未有。
19世纪的英文档案资料多是手写的，难以辨别，我们近代史所的香港史课题组团队不得不埋首故纸堆，常常为破解一页手稿耗去数小时。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们相继完成《十九世纪的香港》与《二十世纪的香港》两本学术著作。
《十九世纪的香港》是中文世界首部系统研究十九世纪香港社会的专著，学界对此评价较高，甚至有人在香港报刊撰文称其“无一字无来历”，肯定我们研究的严谨。《二十世纪的香港》则聚焦于政治层面，深入剖析20世纪香港的政治变迁。
两本书在内地与香港出版，均获得了较好的反响，《二十世纪的香港》简体字版一书更是印刷四万多册，对学术专著而言堪称现象级传播，这和当时我们整个国家都关心香港问题，出现了香港热有很大的关系。国务院港澳办的代表曾在一次研讨会上高度肯定我们的研究成果，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香港回归祖国所做出的重要社会贡献。
贰
我们希望通过地方志让香港市民了解香港是怎么来的，香港与国家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从而增进港人对国家的认同感。
初到香港 印象最深刻的是自动提款机
自1982年研究生毕业投身香港史研究以来，我在这一领域持续深耕四十余载。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后，2005年我受岭南大学邀请，通过“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到香港工作。
我第一次到香港是1985年，跟随我的老师刘存宽教授一起来的。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京港两地的城市风貌形成强烈反差。北京长安街上还有砖瓦平房，而香港维多利亚港两岸已是摩天大楼拔地而起。让我感到新奇的是香港街头随处可见的自动提款机（ATM），这个在内地尚少见的科技产物，竟能通过小小银行卡随时提取现金。
后因学术研究需要，我几乎每年都赴港短期访问。我逐渐发现，内地与香港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差距逐步缩小。现在在某些方面，内地的发展速度甚至已经超过了香港。
奔赴香港
推动香港编修地方志
我到岭南大学工作，主要任务之一便是推动香港的地方志编修。在香港，我延续上半生的工作，继续研究香港史，这一干，又是20年。
在推动香港地方志编修的过程中，我与一批志同道合的爱国爱港人士紧密合作，其中最主要的合作伙伴是刘智鹏教授。我们这对研究搭档被学界和媒体称为“岭南二刘”，后又得到香港历史博物馆前总馆长丁新豹博士鼎力加盟，“二刘一丁”的学术组合也被学界和媒体津津乐道。
在“岭南二刘”的推动下，早在2004年，岭南大学就举办了香港地方志座谈会，正式向香港社会传达推动修志的信息，但却迟迟推动不起来。
与内地不同，香港修志是“政府支持，社会参与，学者主修”的模式，资金来源依赖社会捐助。最困难时，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只剩下三个人，几乎没钱给我的助手发工资。
转机出现在2019年。在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支持下，董建华先生创立的“团结香港基金”接手修志工作。香港地方志中心正式挂牌，我受邀为首本《香港志》起草总述，概括香港七千年来的社会发展脉络及特点。
《香港志》是香港的《香港志》，更是国家的《香港志》。这不仅是对香港历史的记录与传承，更要在时代变迁中，为香港与祖国内地的紧密联系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2024年2月，“岭南二刘”刘智鹏和我分别出任香港地方志中心总编辑、副总编辑。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正率领同事们紧锣密鼓地工作，力争2027年基本完成香港首轮修志工作。
叁
修志不只是文字工作，它是对历史的一次深度触摸，是对土地与人民记忆的守护。
沿着深圳河 挖掘“一村跨两城”的故事
《香港志》编修正式启动以前，我们决定从毛细血管般的历史脉络切入，率先编纂一部村志，为后续全面铺开地方志工作积累经验。我们将目光锁定在深港边境的莲麻坑村。
这个深藏在新界东北部的客家村落，历史上曾横跨深圳河两岸，其在深圳河北岸的分支为长岭村、迳肚村。那时，两岸村民世代相亲相近，开荒种地、探亲访友、赶墟做买卖，往来频繁。
英占香港后深圳河成了界河，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边界封锁之后，两地交往变得困难。久而久之，长岭村、迳肚村就成了独立的村子。不过，双方村民仍可凭借“耕作证”来往两地耕种。
为了还原这段“一村跨两城”的独特历史，我们往返于深港之间，走访村落民居，采撷口述历史。在莲麻坑叶氏宗祠那张斑驳的樟木供桌前，我们曾与村里老者长谈，听他们讲述那些穿越界河、共享桑田的往事，从地契、尝田租谷簿、纳粮银（地租）收据和集体官批、过境耕作证等资料，细心梳理土地制度和过境耕作的变迁。
▲2012年刘蜀永（右二）、丁新豹（左二）等在香港莲麻坑村考察。
2015年，《莲麻坑村志》繁体字版出版。这是香港历史上首部村志，它打开了一扇了解深港边界历史与基层生活的窗口，也唤起了人们对香港本土历史的兴趣与认同。这一尝试让我们更加坚定，编志不只是纸上的文字工作，它是对历史的一次深度触摸，是对土地与人民记忆的守护。2022年，该书被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列入中国名村志丛书，出版了简体字版。
深港携手
追寻共同的历史根脉
在推动香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坚信“独木难成林”。地方志不仅需要扎实的本地研究，更需要区域间的协作与资源共享。为此，我们与内地地方志机构建立起广泛而稳固的联系。
2012年，我们与深圳市史志办公室合作，编纂了大型图文画册《中英街与沙头角禁区》，系统梳理中英街的历史脉络，并广泛征集、整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在此基础上，2012年我们相继在香港和深圳两地举办“百年中英街”图片展，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参观，反响热烈。《文汇报》更评价这是“深港两地文化合作的范例”。
2017年，由深圳市史志办公室主办，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协办的《深港今昔——以深圳河为证》大型展览推出，这是双方合作的又一里程碑。展览以深圳河历史沿革为纽带，通过400幅历史图片、250多件文物展品、图书和珍贵邮票，生动呈现深港两地百年变迁与人文交汇，也进一步加深了两地在史志领域的互动。
▲2017年刘蜀永（左）、刘智鹏（右））拜访时任深圳市史志办公室主任黄玲（中）。
2024年，深圳市史志办公室更名为“深圳市地方志办公室”。深圳市地方志办公室领导带队访问香港地方志中心，双方就未来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并达成初步共识——共同筹划编纂《深港双城志》。我们希望以共同的历史记忆为纽带，推动深港两地的志书编纂迈上新台阶，进一步加强两地文化认同与情感联结。
肆
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跨区域的对话与合作，共同系统梳理深港两地的发展经验，把两地走过的路、留下的痕、经历的故事，写进志书、写入人心。
研究港九大队历史
还原被忽视的抗战史
“以史为镜、以史明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让香港市民真正了解国家历史，认识香港与祖国的关系，我始终认为，最切实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从香港本地的历史研究入手。我们需要用香港人自己的视角，讲述这座城市与祖国深刻的历史连结。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决定深入研究港九大队的历史。这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是在香港沦陷三年零八个月期间唯一一支成建制的抗日武装力量。然而，在香港本地，这段重要的抗战历史缺乏系统性的整理和研究。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港九大队的老战士就曾邀请广东社会科学院一位学者撰写过《港九独立大队史》。这本书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史料价值，但主要依赖口述历史。我们认为，这个领域的研究还可以做得更深入和扎实。
为此，刘智鹏教授和我启动了《港九大队志》的编修工作。我们特别注重挖掘和整理档案资料，如港九大队当年的军事报告、英军服务团关于与港九大队合作的报告等，藉以补充和修订口述历史的记载。
▲2018年刘蜀永（右三）主持《港九大队志》田野调查工作，发现军需处岩洞仓库。
同时，我们还开展了大量田野调查，寻找并记录港九大队当年活动的遗址，如大队部驻地、军需处、岩洞仓库等。这些场所在老战士的回忆录中时有提及，却从未有人进行过系统的实地考察。
在这一系列研究基础上，我们还与几个爱国团体一起推动了另外两项有意义的工作。
第一是建立香港沙头角抗战纪念馆。纪念馆的前身是沙头角罗家大屋。在抗战期间，这个家族有多达11位成员投身港九大队，担任副大队长、中队长或交通站站长，贡献卓著。我们对罗家大屋进行了为期五年的修复与改造，最终建成了香港首座抗战纪念馆，也是首个系统介绍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抗战历史中所作贡献的场馆。香港广州社团总会主要负责筹款和房屋改建，我们则负责撰稿和展板设计。2022年9月开幕以来的两年半时间，纪念馆已接待八万多香港市民参观。
第二是建立刘春祥抗日英雄群体纪念碑。1943年5月，港九大队大屿山中队中队长刘春祥率领6位班排干部乘木船渡海前去开辟新的根据地，途中遭遇日军炮艇伏击，经过激战他们和船家一家五口全部壮烈牺牲。为弘扬他们宁死不屈、战斗到底的爱国精神，我们联同新界乡议局等爱国团体不断推动，得到屯门民政事务处支持，在烈士牺牲海域附近的一座小山上，修建了这座纪念碑，碑文由我与刘智鹏教授共同撰写。这是香港第三座大型抗战纪念碑，也是一个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可以说，港九大队历史的研究和推广活动，不仅还原了被忽视的香港抗战史，更体现了深港两地对共同记忆的守护与传承。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段历史，让香港市民正确地认识中国共产党在保卫国家和促进香港社会发展方面做出的历史贡献。
深港应开展更多
跨区域的对话与合作
自1573年新安县建县伊始，这片山海相拥的土地便孕育并传承着独特的发展基因。翻开《新安县志》，我们会发现，香港与深圳，曾同属一个县治，一脉相承。
香港的发展有其独特的历史轨迹。数十年来，作为国家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香港在国际贸易、金融服务等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国家在政策、资源上给予香港诸多倾斜与支持，从东江水供港工程到“三趟快车”等，无不体现国家对香港的深切关怀与长远布局。可以说，正是内外因素交织互动，香港与内地优势互补，才造就了香港的辉煌。
然而，时代正在发生深刻变迁。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内地对外联通渠道不断拓宽，香港不再如往昔般“独占鳌头”。这一背景下，香港如何在新格局中谋求再定位、再突破，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我始终认为，要解答这个时代命题，必须回望历史，向历史汲取智慧。这也是我们坚持开展香港历史研究、推动地方志编修工作的根本意义所在。历史不仅是香港认清自我、理清脉络的重要镜鉴，也能为国家在新阶段的发展战略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启发。
深港两地的史志学者肩负着不可替代的职责。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跨区域的对话与合作，共同系统梳理深港两地的发展经验，把两地走过的路、留下的痕、经历的故事，写进志书、写入人心。
口述时间
2024年11月24日
口述地点
深圳市地方志办公室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成功 唐文隽
实习生 周俊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