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出身名门的才女，因一场师生恋，名声尽毁，被迫嫁给年长二十岁的官员，孤独终老。
孙多慈的人生，如同一幅被撕碎的画卷，残破、冷峻，却又令人无法移开目光。
初遇与沉沦
1930年冬，南京湿冷刺骨，中央大学艺术楼前，孙多慈拎着只旧皮箱，站在阴影下，风卷着泥沙，吹得旗袍猎猎作响。
一双黑色小皮鞋被泥水浸湿，脚底冰凉彻骨。
她抬头望着教学楼，墙上爬满了枯藤。短短几个月，从书香世家的小姐沦为旁听生，孙多慈的骄傲已被现实层层剥去。
父亲孙传瑗，曾是军政界要人，如今锒铛入狱，亲友散尽。
母亲泪眼婆娑，亲手缝了这个皮箱送她南下，多慈，咬牙也要活下去”，母亲的话在耳边回响。
初见徐悲鸿，画室里光影交错，窗外残雪未融。
他站在讲台上，批阅学生习作，神情严肃，气场逼人，每一个学生都屏息凝神，生怕一个笔误招来斥责。
孙多慈坐在角落，手中画笔游走自如，几何素描，在她笔下，线条有力，明暗分明。
她的画，不带一丝浮夸与犹郁。
徐悲鸿路过时停下脚步，目光盯着她的画纸良久。
“谁画的？”他声音冷厉。
周围人以为又有人挨骂，纷纷回头，见是那个新来的旁听生，神色复杂。
孙多慈站起，低头答道：“是我。”
徐悲鸿什么也没说，只是拿起画纸，在众目睽睽之下仔细端详。
然后第一次破例，当场宣布：“转为正式生，入档。”
消息像石子落入平静水面，激起无数暗流。有人嫉妒，有人不解，有人窃笑，但没人知道，徐悲鸿的兴趣，不仅在她的才华。
数日后，徐悲鸿亲自送来一盒，德国进口的绘画工具，木盒温润，铜扣精致，打开一层层堆满了炭笔、油彩和帆布。
“给你的，画得更好”，他只留下一句话便离开。
孙多慈呆立原地，心中波澜难平，贫困与失意交叠中，这样的温暖，如寒夜里的一盏孤灯。
可她清楚，这样的靠近，意味着什么。
课后辅导变得频繁，夜晚的画室，只有昏黄煤气灯下，两个人并肩作画。
徐悲鸿偶尔站到她身后，低声讲解技法，气息拂过耳廓，孙多慈屏住呼吸，不敢动弹。
一次，他轻轻按住她的手腕，纠正笔触方向。一瞬间，炽热顺着手臂传遍全身。
她不是无知少女，心中警铃大作，却又无力抗拒这份被赏识、被懂得的渴望。
校园里，传言开始蔓延。旁人眼中的女神，成了师生暧昧的主角，她假装不闻不问，继续埋头画画。
只有深夜回寝室时，裹着外套瑟缩在床角，听着外面窃窃私语，眼眶微红。
声名尽毁
春天来临，中央大学草地上开满了碎花，孙多慈却像落在泥中的花瓣，寸步难行。
蒋碧薇终于出手了。
一天傍晚，孙多慈正在画室加班。门口忽然闯进一位中年妇人，穿着黑色长裙，面容冷峻。她没有任何寒暄，直接一把夺过孙多慈的画稿。
在孙多慈惊恐的目光下，蒋碧薇撕碎每一张素描，纸片飘散在空气中，像漫天飞雪。
“不要脸的小贱人！”她怒吼，声音在空荡荡的画室回荡。
画架倒地，颜料洒了一地，油画在水泥地面上被碾成一滩污迹。
孙多慈呆立原地，手指无措地想捡起碎纸，却被一脚踢开。蒋碧薇甩下一句：“徐悲鸿也是被你害了。”头也不回地离开。
第二天早晨，中央大学门口，贴满了白纸黑字的大字报。内容赤裸裸地指控孙多慈：“诱惑恩师，败坏风气，玷污师道。”
整整一天，孙多慈被困在宿舍，不敢出门，窗外，来来往往的脚步声里，夹杂着窃笑、叹息与嘲讽。
有人故意经过她门口，大声朗读大字报内容，有人在她宿舍门上涂鸦“狐狸精”，字迹丑陋狰狞。
校方陷入被动，社会舆论汹涌。
徐悲鸿一面在教务处为孙多慈辩护，一面向好友求情，希望平息事端，但事已至此，连徐悲鸿也保不住她。
某天下午，孙多慈偷偷来到校长办公室，申请退学。
她的申请书字迹清秀，却压抑着巨大的屈辱与悲哀。
“为了学校声誉，为了个人清白，自愿退出。”
当晚，孙多慈背起那个旧皮箱，离开中央大学。
宿舍门前堆着被同学们，丢弃的残破画具，颜料干裂成斑驳血迹，她低头匆匆走过，没有回头。
南京夜色浓重，街角冷风呼啸，孙多慈抱着画板，在长街尽头慢慢消失。
从此，这座曾经孕育梦想的城市，对她关上了所有的门。
孤嫁无爱
离开南京那年，孙多慈二十二岁，一纸退学，像重锤，把她从光鲜的未来打回泥沼。
父亲孙传瑗从监狱中托人带来信：“事已至此，择良婿以自保。”
话很直白，不留情面。家族体面比个人情感重要得多。
半年后，父亲替她安排了婚事。
对象叫许绍棣，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五十二岁，鳏夫，膝下无子。
孙多慈见到他时，正午烈日下，许绍棣穿着深灰长衫，头顶稀疏，目光寡淡，握着团扇轻轻摇动。
身材瘦削，鬓角灰白，脸上写满世故和疲惫。
孙多慈穿着素色旗袍，站在父亲旁边，像被牵着走的木偶，心里清楚，这场婚姻不是为了爱，是为了逃避耻辱、拯救门楣。
许绍棣开口第一句话是：“我听说过你的事。”
停顿片刻，他又补了一句，“过往无需再提。”
两人无所谓感情，谈不上欢喜。婚礼仓促举行，场面冷清，亲友只是礼节性来往。
喜帖上印着两个名字，却没有一个祝福发自内心。
新婚夜，许绍棣端坐床头，翻阅文件，眼皮也没抬一下。
孙多慈倚在另一侧，披着锦被，心如死水。
“从今以后，不是画家的学生，也不是画家的情人了，只是厅长夫人。”她在心里这样告诉自己。
婚后日子枯燥得像一口干井。
许绍棣公务繁忙，清晨离家，深夜归来。偶尔坐在饭桌边，两人也只是机械地交换几句。
厨房里的佣人，走廊上的挂钟，屋檐下的雨滴声，比这桩婚姻更有生气。
孙多慈试图重新拾起画笔，可画纸铺开，却迟迟下不了笔。
曾经画过台城夜月，画过春风拂柳，如今手指僵硬，只能画出一片死灰。
有次深夜，偷偷打开旧皮箱，里面藏着几张破损的素描，是当年中央大学被撕毁后，从废品桶里捡回来的残片，每一笔、每一划，都像刀子刻在心上。
那年秋天，家里来了信。朋友从北京带来消息：徐悲鸿与廖静文结婚了。
孙多慈读到信时，正在院子里摘枇杷，阳光下，她身形单薄，剪影孤独。
指尖被枇杷刺破，鲜血渗出，顺着掌心流下来，滴在碎石小径上，慢慢凝固。
孤独终结
1953年秋，南京天阴得厉害，孙多慈已经习惯独居，许绍棣早年患病去世，遗产寥寥，留下的是债务与空荡大宅。
这天，蒋碧薇亲自登门，带来一则消息。
没有寒暄，没有试探，蒋碧薇开口便是：“徐悲鸿走了。”
话音未落，孙多慈眼前一黑，当场昏倒，仆人慌忙扶起，她双手冰冷，浑身颤抖。
醒来后，她一言不发，披上旧灰袍，跪在厅堂中央，烧香祭奠。
那香烟直直升起，又在半空中飘散，如同她一生未竟的执念。
孙多慈拒绝一切劝说，坚持为徐悲鸿守孝三年，不着彩衣，不进欢场，不涉宴饮，每日晨昏定省，如寡妇。
邻居们窃窃私语：“厅长夫人疯了。”
有人劝慰：“日子还得过。”
她只是淡淡回一句：“我这一生，只认得一个人。”
那些年，旧南京城里，马路破败，巷子狭窄。
孙多慈每天拎着食篮，在菜市口转悠，买最便宜的菜，穿最旧的布鞋。
回家后，坐在破椅子上，发呆至深夜。桌上只有一本破旧素描本，封面角落写着小字：“徐悲鸿赠。”
1956年初夏，一场突如其来的病，把孙多慈彻底击垮。
她卧病在床，连呼吸都变得艰难。医生建议送往医院，她却拒绝了。
临终前，她挣扎着拉住陪伴在侧的远亲，断断续续留下遗言：“我这一生，画得不多，爱得太深”，“如果有来生，愿仍画画，仍遇他。”
三天后，孙多慈在昏睡中离世，年仅四十八岁。
参考资料
《民国女画家群像：孙多慈的悲剧人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
《徐悲鸿年谱长编（1915-1953）》——江苏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