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一起互殴致死案件为切入点，探讨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司法认定标准。通过分析案件中的防卫起因、时间条件、限度要求等核心要素，结合《刑法》第20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具体规定，系统阐释防卫行为的合法性边界。文章重点解析了互殴与防卫的本质区别、劝阻行为的法律定性以及"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判断标准，旨在为公众提供刑事防卫制度的规范化认知框架。
一、案件争议焦点的法律透视
某日凌晨，张某因邻里噪音问题前往王某住所理论，双方酒后发生激烈争执并引发肢体冲突。在此过程中，王某为保护介入劝阻的妻子李某免受张某攻击，持啤酒瓶击打张某头部致其死亡。公诉机关指控王某构成故意伤害罪，辩方则认为应定性为防卫过当。该案的核心争议聚焦于两个层面：其一，介入冲突的劝阻行为是否改变互殴性质；其二，防卫手段与侵害强度是否形成相当性对应。
此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典型意义。据统计，近五年涉及防卫过当争议的刑事案件中，因介入第三人导致冲突升级的占比达37.6%（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司法大数据），反映出准确区分互殴与防卫的现实必要性。本文将从法律要件出发，逐层解构该案的司法认定逻辑。
二、互殴与防卫的实质界分
（一）行为定性的主客观统一原则
根据《指导意见》第9条，区分防卫与互殴需综合考量案发起因、冲突升级过错、暴力使用程度等要素。本案中，张某深夜强行侵入他人住宅的先行行为已构成《刑法》第245条规定的非法侵入住宅罪，其后续的肢体攻击更形成现实危险。王某虽与张某发生肢体冲突，但冲突升级的过错方在于张某持续实施的侵害行为。
（二）劝阻行为的法律属性
李某介入冲突时处于中立位置，客观上形成物理隔离，主观上具有平息冲突的明确意图。根据《民法典》第183条关于见义勇为的规定，劝阻行为属于法律鼓励的私力救济范畴。司法实践中，对劝阻行为的认定需排除"身份偏见"，不能因亲属关系而推定帮助斗殴的主观故意。
三、防卫过当的构成要件分析
（一）防卫前提的成立基础
1.不法侵害的现实性：张某的连续攻击行为已对李某的人身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符合《指导意见》第5条关于"现实危险"的认定标准。
2.侵害行为的持续性：从强行侵入住宅到肢体攻击，侵害强度呈现递进态势。监控数据显示，从张某出手攻击到王某反击间隔仅12秒，符合紧迫性要件。
（二）防卫限度的双重标准
1.必要限度判断：根据《刑法》第20条第2款，需考察防卫强度与侵害危险的相当性。本案中，张某未持械攻击与王某使用致命性器具形成明显失衡，法医鉴定显示击打力度超出必要防护需求。
2.重大损害结果：死亡后果与制止不法侵害的必要性缺乏直接因果关系。统计学研究表明，空手冲突中致死率仅为3.2%，而持械攻击致死率高达21.7%（《刑事科学》2021年第4期），反映出工具使用的决定性影响。
四、司法裁判的衡平逻辑
本案最终认定防卫过当，体现了"法不强人所难"的司法理念。法院在裁判中着重考量了三个维度：一是情境的紧急性，认可防卫行为的应激性特征；二是手段的相当性，否定致命性反击的必要性；三是结果的预防性，强调生命权保护的优位价值。这种裁判思路与德国"社会相当性理论"、日本"急迫不正侵害说"具有内在契合性，展现出现代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值得关注的是，裁判文书特别援引了"合理第三人"标准：即处于相同情境下，具有一般认知能力的普通人可能采取的反应方式。这种客观化判断方法有效避免了"事后诸葛亮"的认知偏差，与英美法系"合理相信原则"形成跨法域呼应。
结语
正当防卫制度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动态平衡装置。通过本案可以看出，防卫过当的认定绝非简单的"以暴制暴"判断，而是需要穿透行为表象，在法益衡量中寻求正义的精确刻度。公众在行使防卫权时，既要保持对不法侵害的必要对抗，也需恪守比例原则的法治底线。司法机关则应坚持"法、理、情"的统一，通过个案裁判树立行为规范，推动形成理性、文明的法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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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法涛律师，郑州著名刑事辩护律师，律师团负责人，首席刑事辩护律师，14年刑事案件办理经验，专门办理全国各类重大、疑难和复杂的刑事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