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沃尔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1889-1974）
美国新闻记者、政论家、专栏作家，因最早提出“冷战”概念和首次以现代心理学意涵使用“刻板印象”一词而闻名，被誉为“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记者”以及“现代新闻学之父”，曾于1958年和1962年两度荣获普利策奖。
由于公众舆论被认为是民主的主要推动力，人们期待在这方面有大量相关文献也就合情合理。然而，人们并没有找到这样的文献。虽然关于政府和政党的优秀书籍层出不穷，但这些书籍只是讲述了在理论上舆论形成后如何对其进行登记的机制。关于这些舆论的来源及其形成过程的书籍，相对来说，可谓寥寥无几。舆论这一力量的存在，基本上被视为理所当然。美国政治作家最感兴趣的无非两处，一是找出让政府表达共同意愿的方法，二是防止共同意愿颠覆他们认为政府存在的目的。根据他们的传统，他们要么希望驯服舆论，要么希望顺从舆论。因此，一位著名系列教材的编辑写道：“政府中最困难和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将个人意见的力量转化为公共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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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
[美] 沃尔特·李普曼 著
高领亚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4月
但显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如何验证我们对政治局势的个人看法。正如我将试图进一步阐述的，有理由相信，通过已在实施的原则的发展，有望实现根本性的改善。但是，这种发展取决于我们如何运用舆论形成方式方面的知识，来审视我们自己意见组合的过程。因为偶发意见是部分接触、传统观念和个人利益的产物，难以欣然接受基于精确记录、测量、分析和比较的政治思维方法。决定何者看似有趣、重要、熟悉、个人化和戏剧化的，正是首当其冲被现实主义观点挫败的那些心理特质。因此，除非整个社区逐渐形成一种信念，认为仅凭偏见和直觉是不够的，否则由于需要时间、金钱、劳力、有意识的努力、耐心和沉着，现实观念的形成将难以得到足够的支持。随着自我批评的增加，这种信念会逐渐增强，然后让我们意识到空谈，让我们鄙视空谈的自己，并时刻保护警惕。如果我们在阅读、交谈和决策时没有养成根深蒂固的分析意见的习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几乎不会意识到还可以有更好的观念，也不会在这些观念出现时产生兴趣，更难以防范新型政治情报技术被滥用。
然而民主国家，如若我们以其中最古老、最强大者来评，却从舆论之中营造出一种神秘感。有一些人非常擅长组织舆论，他们对这种神秘了若指掌，所以能够在选举日创造多数支持者。然而，这些组织者一直被政治学视为低人一等或“问题”，而非掌握有关如何创造和运营舆论的最有效知识的人。那些阐述民主思想者，诸如学生、演说家和编辑等，即使未曾主导其实践，往往亦如其他社会领域之人，将舆论视为神秘莫测的动因，是指引事件发展走向的最终力量。
因为几乎每一种政治理论都有一个难以捉摸的因素，而这个因素在理论最鼎盛时期却未曾得到检验。表象背后，存在着“命运”“守护神灵”，或“天选民族的使命”“神权君主制”“代天摄政者”，或“优越出生阶层”。较为明显的天使、恶魔和国王，在民主思想中已然消失，但人们依然需要相信存在潜在的指引力量。对此，设计民主框架的18世纪思想家未能免俗。他们有一个苍白的神，却又有一颗热情的心。在人民主权的教义中，他们找到一个可靠的答案，为新社会秩序找到了起源。神秘确实存在，而只有人民的敌人，才会用亵渎和好奇的手去触碰它。
因为是务实的政治家，所以在艰苦且不确定的斗争中，他们不会揭开这层纱。他们亲身感受到民主的渴望，比任何管理理论都要深刻、亲密和重要。他们致力于反对陈规陋见，主张人类尊严。令他们执迷的不是约翰·史密斯（注：英语世界常见的名字，此处是代表普通人的符号或隐喻。）对任何公共问题是否有合理的看法，而是这个历来被认为出身低人一等的子弟，现在不再向任何人卑躬屈膝。
正是这样的场景，让“活在黎明破晓之时”成了幸福。（注：此处作者借用了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著名诗句：“活在黎明破晓时是何等幸福”。）但是，每位分析家似乎都会贬损这种尊严，否认所有人类在任何时候都会保持理性、受过教育或消息灵通，指出人类会被愚弄，并不总是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且并非所有人都同样适合担任治理者。
这些批评者就像带着鼓的小男孩一样不受待见。这些关于人类不可靠性的观察，每一个都被利用到令人作呕的地步。如果民主派承认了贵族论点中任何的真实之处，他们就是在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因此，正如亚里士多德必须坚持奴隶必是生而为奴者，民主派也必须坚持自由人生而必为立法者和管理者。他们无法停下来解释，说一个人类的灵魂，可能尚未具备，甚至可能永远无法具备这一技术能力，尽管如此，人仍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不应被当作他人的非自愿工具。上位者依然太过强大且肆无忌惮，根本无法抗拒利用如此坦率的言论来获取利益。
因此，早期民主派坚持认为，理性的正义感会从民众中自发涌现。他们所有人都希望如此，其中很多人深信不疑，尽管聪明绝顶之人，比如托马斯·杰斐逊，私下有着各种保留意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舆论不是自发产生的，在那个时代便没人会相信舆论会产生。因为从某个基本方面来说，民主所基于的政治科学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科学是一脉相承的。民主派也好，君主派也罢，拥皇派也行，共和派也可，对于他们而言，这一科学都是相同的，因为其主要的前提是假定管理的艺术是一种天赋。当人们试图给具有这种天赋的人命名时，他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但他们一致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找到天生就具有政治智慧的人。拥皇派确信，君王治世乃天命所归。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认为，虽然“生活中各行各业都有杰出人才……，但代议机构，除了极少数能对管理精神产生影响的例外，将由地主、商人和知识分子组成”。杰斐逊则认为，政治才能是上帝赋予农场主和种植园主的，但他有时候的言论又好似政治才能存在于所有人之中。但主要前提都是一致的：治世是一种本能，依据你的社会偏好，或出现在某个个人身上，或存在于经过挑选的一小部分人之中，或是全部男性，或仅限于年满21岁的白人男性，甚至可能是所有男性和所有女性。
决定谁最适合治世时，对世界的了解可谓理所当然。贵族认为，处理大事者才具有这种本能，而民主派则主张，人人皆具有这种本能，因此都能处理大事。在这两种情况下，政治科学并不关注如何将世界知识传递给统治者。如果你支持的是民众，你就不会去试图解决如何让选民知情的问题。年满21岁，他便具备政治才能。重要的是善良的心、理性的头脑和公正的判断。这些会随着年龄而成熟，但无须考虑如何启迪心灵和滋养理智。人接受事实如同呼吸一样。
但是，人们以这种毫不费力的方式所掌握的事实是有限的。他们可能了解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地方的风俗习惯和更明显的特征。但至于外部世界，他们就不得不靠构想，而且不能凭直觉构想，也不能仅仅靠活着，就能掌握关于它的可靠知识。因此，自发政治可能存在的唯一环境，其范围局限于统治者直接和确定的知识。无论在哪里，只要是人的能力的自然范围内的治理，就无法否认这一结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如果一国公民按照才能评判功过并分配职位，他们就必须知晓彼此的品性，倘若对此无甚了解，职位的选举和法律的裁决都会出现错误。”
显然，这一格言对每个政治思想流派都有约束力，但给民主派带来了独特的难题。相信阶级统治的人可以合理地声称，在国王的宫廷或乡绅的宅邸中，人们确实了解彼此的品性，而只要其他人是被动的，那么人们需要了解的唯一品性，便是统治阶级的品性。但想要提升所有人尊严的民主派，却立刻被他们庞大而混乱的统治阶层——男性选民——所困扰。他们的科学告诉他们，政治是一种本能，而且这种本能只能在有限的环境中发挥作用。他们的希望驱使他们坚信，在一个非常广阔的环境之中，人人皆能治世安邦。在他们的理想与科学之间的致命冲突中，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没有过多讨论的情况下，假定人民的声音便是上帝的声音。
这一悖论过于严重，利害关系过大，他们的理想太过珍贵，以至于不能对其做批判性的审视。他们无法解释，波士顿市民如何待在波士顿却能够理解弗吉尼亚人的观点，在弗吉尼亚的弗吉尼亚人又是如何能对位于华盛顿的政府有真实的看法，还有位于华盛顿的国会议员又是如何能够对中国或墨西哥生出意见。因为在那个年代，对于很多人而言，将看不见的环境纳入他们的判断范围，可谓天方夜谭。可以肯定的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已经有了一些进步。有了一些报纸，也有了书籍，或许还有了更好的道路，以及更好的船只。但并没有重大的进展，18世纪的政治假设基本上还是两千年来政治科学中盛行的那些。民主派先锋还没有办法解决人类注意力的有限范围与他们对自己尊严的无限信仰之间的冲突。
他们的设想不仅早于现代报纸、全球新闻服务、摄影和电影，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早于测量和记录、定量分析和比较分析、证据标准，以及运用心理分析纠正和排除证人偏见的能力。我并不是说我们的记录是令人满意的，我们的分析是没有偏见的，我们的测量是可靠的。我想说的是，关键的发明已经问世，使看不见的世界能够纳入判断范围。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这些发明还没有问世，而在卢梭、孟德斯鸠或托马斯·杰斐逊的时代，它们还不足以在政治理论中显现出重要性。在后面的一章中，我认为我们将看到，即便是在最新的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人类重建理论中，所有更深层次的前提依然继承自这一更古老的政治思想体系。
只要能有效运行且保持诚实，这一体系就必须假定，任何人都只能对公共事务有非常有限的经验。就人只能花很少的时间来处理公共事务而言，这一假设仍然是成立的，且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古代理论不得不假定，人们不仅很少关注公共问题，而且可用的注意力也只能局限于手头的事情。设想有朝一日，遥远且复杂的事件，能够以一种让业余人士能做出真正有价值选择的方式，而被报道、分析和呈现，可以说该设想颇具远见。而今，这一天已然在望。毫无疑问，现在对看不见的环境进行连续报道已然可行。虽然常常做得不尽如人意，但既然已经做了，这一事实就证明它是可以做的，我们已经意识到它经常做得有多糟糕，这也证明它可以做得更好。每天，工程师和会计师为商人，秘书和公务员为官员，情报人员为总参谋部，记者为读者，以不同程度的技巧和诚实度，报道遥远而复杂的情况。这些虽是粗糙的开端，却是激进的开端，从字面意义上讲，比战争、革命、退位和复辟的循环往复激进得多；它们的激进程度不亚于人类生活规模的变化，后者已让劳合·乔治先生在伦敦吃完早餐后，可以讨论威尔士的煤矿开采，在巴黎吃晚饭前讨论阿拉伯人的命运。
将人类事务的任何方面纳入判断范围的可能性，打破了笼罩于政治思想之上的魔咒。当然，还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注意力覆盖的范围才是政治科学的主要前提。他们如同沙上建屋，并亲身展示了对世界非常有限且以自我为中心的知识的后果。但是，对于那些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而言，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再到民主理论家，思考始终围绕着只能通过脑海中有限的图景来理解整个世界的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来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