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提交审议的《生态环境法典（草案）》，以1188条的超大体量呈现了我国部门法法典化的最新进展。这部涵盖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三大领域的"鸿篇巨制"，表面上实现了环境法律体系的物理整合，但就其实质，却也“暴露”了立法者对系统性治理的认知偏差。在生态文明建设亟需制度创新的当下，这种形式主义的法典化工程，不过是全能理性主义在立法领域的又一场盛大巡礼。
一、法典化迷局？体系整合的虚像与现实割裂的真相
立法机关宣称的"适度法典化"模式，本质上是权力主导的体系拼接。将10部法律简单汇编成典，却保留森林法、草原法等30余部单行法继续有效，这种选择性整合制造了法律渊源的混乱：当法典总则编的"通用规范"遭遇特殊法中的例外规定，司法实践中恐将陷入规范冲突的泥潭。草案第143条总则编对生态红线的规定，与土地管理法中耕地红线的制度设计如何协调？法典编纂者并未给出答案。
法典编纂对法律渊源的粗暴切割，暴露了立法技术的粗糙。将循环经济促进法拆解到绿色低碳编，把清洁生产制度肢解后分置不同章节，这种"外科手术式"的规范移植，完全割裂了产业政策的完整性。更值得警惕的是，草案将电磁辐射、光污染等新型环境问题打包进"其他污染防治"分编，这种归类方式既不符合污染治理的科学规律，也违背了风险预防的基本原则。
开放性条款的滥用更凸显了草案拟订者的投机心态。草案对碳达峰碳中和仅作原则宣示，对生物安全议题保持缄默，这种"留白艺术"表面上为未来立法预留空间，实则是回避制度设计的攻坚难题。当法典编纂沦为既有规范的陈列馆，草案拟订者便巧妙逃避了环境治理中的实质性制度创新。
二、结构失衡？形式理性的狂欢与实质正义的失落
总则编143个条文的庞杂体系，已然构成对法典理性的自我嘲讽。从生态分区管控到监测标准制定，从环评程序到补偿机制，这些本应属于特别法的技术性规范，被强行拔高为"基础性制度"。当法典草案将突发生态事件应对与信息公开制度并列时，制度设计的逻辑链条已然断裂，留下的只是立法者对体系化追求的偏执。
污染防治编五百多个条文的技术狂欢，暴露了路径依赖的深重危机。沿用大气、水、土壤等介质分类的传统立法模式，使法典陷入"换汤不换药"的窣臼。对噪声污染仍按工业、建筑、交通、生活实施分类管控，这种上世纪90年代形成的治理思维，根本无法应对现代城市噪声声态的复杂演变。当立法者沉迷于条文数量的军备竞赛，制度创新的可能性早已湮灭在技术细节的汪洋中。
生态保护编的系统性承诺终究是镜花水月。法典草案试图用"自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统摄土地、矿产、渔业资源管理，却未触及产权制度这个核心症结。当集体林权改革困局、矿业权市场乱象、渔业配额制试点等实质问题都被悬置，所谓的"高水平保护"不过是文字游戏。将长江、黄河保护法内容简单移植为"重要地理单元保护"章节，这种机械整合完全消解了流域治理的特殊性。
三、责任虚置？严刑峻法的表象与制度软约束的实质
法律责任编142个条文构筑的惩戒体系，掩盖不了环境执法的结构性缺陷。将行政处罚标准从单行法平移至法典，这种看似严厉的立法技术，实则回避了执法权分散、取证困难、执行乏力等真问题。当环保部门仍困在"九龙治水"的体制窠臼中，再完备的罚则也不过是纸面威慑。
法典草案对政企责任的设计延续了权责失衡的传统。草案强化了企业的突发事件应对责任，却对政府环境监管失职的责任语焉不详；草案中的生态补偿机制强调市场调节作用，却对财政转移支付中的权力寻租风险视而不见。这种不对称的责任配置，本质上是将市场主体的义务绝对化，却为权力任性保留了制度豁口。
最致命的制度漏洞在于司法救济途径的缺失。整部法典未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突破性设计，对生态损害赔偿仍停留在原则宣示层面。当环境司法的专门化改革停滞不前，再完美的实体法规范都将沦为空中楼阁。草案拟订者显然不愿触碰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敏感神经，这种保守姿态使得法典的制度效能大打折扣。
这部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本质上是一场立法权力的自我展演。当编纂者将主要精力耗费在对既有规范的排列组合上，真正的制度创新已悄然退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不是法律条文浩浩罗列的庞然大物，而是能够破解"公地悲剧"的制度密钥。在环境治理的深水区，我们需要的不是法典化的虚假繁荣，而是直面产权制度、监管体制、司法机制等核心难题的改革勇气。或许，立法者应当放下法典化的执念，在实质性的制度变革中寻找生态治理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