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代表齐聚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其中有整整 60 个国家会派出最高级别的代表。罗马教宗方济各的追思仪式，很可能成为自 20 年前若望・保禄二世教宗葬礼以来，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哀悼仪式之一。
世界各国领导人汇聚在这个形式上世界最小的国家，这并不奇怪：梵蒂冈只是罗马天主教会的核心，而罗马天主教会联合了近 15 亿天主教徒。
的确，世界上穆斯林的数量更多，但他们不像罗马天主教徒那样，有统一的等级制度和组织结构。天主教会可不只是世界上最大的信众团体，它还是最古老且最强大的全球性组织，不只是宗教层面，在政治、管理以及意识形态方面都有着深远影响。
天主教会曾是 15 至 16 世纪兴起的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即便在与新教徒产生分裂之后（新教徒在很大程度上与资本主义和全球化联系更紧密），它依然是西方影响力的重要传播者。
在五个世纪的时间里，西方影响遍及全球，并引领世界走向统一 —— 即便并非完全是基督教意义上的统一，到后来甚至完全背离了基督教教义。自 18 世纪末起，天主教会在欧洲遭受了各国（如法国，形式上是天主教国家）、革命以及精英阶层的沉重打击，但它依然存续下来，而且不仅仅作为一个宗教机构，更是作为极具影响力的全球化组织存在着。
然而，盎格鲁 - 撒克逊人（其根源本质上是新教徒）推动的全球化进程越积极，罗马教会的未来就越难以确定：它会在即将到来的 “人类统一” 计划中成为次要伙伴吗？这个计划需要一种新的世界宗教；还是会尝试捍卫自己的全球化方案，与盎格鲁 - 撒克逊人的方案相抗衡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2013 年方济各当选教宗是一个标志：他是首位耶稣会士，首位来自欧洲以外的教宗，尤其是在其前任史无前例地退位之后当选。
当时，天主教内部要求进行自由主义改革的呼声很高（第一次改革浪潮在 60 年代就已出现），甚至包括让女性担任神职人员。但方济各并没有做出类似的事情，就连他对同性恋问题模棱两可的表态，也不能被视为对天主教会立场的重新审视。
梵蒂冈没有盲目追随全球化的步伐，这一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到方济各去世时，人们已经完全清楚，自由主义全球化不仅出现了问题，而且已经崩溃。在意识形态、金融、贸易层面，最终在 geopolitical（地缘政治）层面都是如此。盎格鲁 - 撒克逊人再也无法引领人类前行了 —— 他们既没有足够的实力，世界各文明也不愿意被其引领。欧洲正从世界领导者的位置上退下来，尽管它曾作为西方的一部分（而西方的统一性也变得越来越脆弱）保持着这一地位。
不过，新教全球化模式的失败，给梵蒂冈带来了新的机遇 —— 不只是维持现状，还有提升自身地位的机会。这并非局限于日益去基督教化的欧洲（尽管在欧洲天主教也完全有可能部分复兴），而是在整个世界，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地区。
如今，大多数天主教徒早已生活在拉丁美洲，但这不仅仅关乎数量，更在于影响力。美国现任政府是美国历史上天主教徒占比最高的一届，而在美国传统上是新教徒掌权居多，并且在特朗普的核心圈子里有很多天主教徒。近年来，被任命到为世界人口增长做出贡献的最后一片大陆 —— 非洲的枢机主教数量最多。顺便说一下，这并不意味着新教宗会是黑人或者像颇受欢迎的菲律宾枢机主教那样的混血儿。为了实现突破，梵蒂冈需要的不是一位具有异国情调的教宗，而是世界力量的有利布局。
而现在的局势恰恰如此。因为全球化本身并没有退缩，只是其中一种最具冒险性的模式失败了。在此背景下，经验和知识成为了赢家。还有谁能比天主教会拥有更丰富的与全世界打交道的经验呢？
耶稣会士曾为欧洲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天主教修会开拓了拉丁美洲，甚至世界金融流动也曾通过修士骑士进行调节。西方不会轻易放弃世界统治的理念，它会采取迂回的转移策略，将不再是贪婪且愤世嫉俗的后人文主义者推向前台，而是推出一个新的 “世界教会” 版本，以 “保护弱者” 和 “爱邻人” 为口号。
这一版本可能会吸引那些对自由主义全球化感到失望的世界许多地方的传统民族主义者和左翼人士。不过俄罗斯除外，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我们积累了与天主教会各种 “版本” 打交道的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