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十年砍柴
一
我的母亲有兄弟姊妹七人，她最大。我们家现在算上第三代，是一个有着五十多人的大家族，分布在6个省区和国外。
我母亲74岁时，随我住在北京，那时我最小的姨妈建了一个家族微信群，把三十多个家族成员拉进群里，母亲生日前两天，大舅下指示，要求我好好给母亲过个生日，而且建议群里的人在老太太生日那天晚餐时进群祝福。
母亲生日那天晚上6点，我准时登录微信的家族微信群，直播老寿星切蛋糕，我的儿子为奶奶唱生日歌。而群里的几位舅舅、姨妈和我的哥哥嫂子、姐夫姐姐、弟弟弟媳、侄女侄子外甥和众多的表弟表妹，包括远在澳大利亚的表弟一家人，纷纷在群里祝福老太太。老太太看着微信群里那些亲人的视频，脸上乐开了花。
在此之前，母亲以为打电话给舅舅、姨妈们聊天，就是很方便的通信方式了。
为母亲祝寿，我们很自然想起了已故去多年外公。外公是一个勤俭到极致的湘中农民，在1986年阴历年的前一个月，突然脑溢血倒地，在医院救治了两周后，拉回老宅，于一个傍晚故去。
外公患病期间，母亲多日在娘家照料外公，那天看到外公的神色好了很多，便回家做一些家务，两地相距8华里。我当时读高中，刚放寒假回到村里。至今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接到外公丧报的情形：
母亲站在屋前的阶檐下忙碌，突然看到从东方——也就是外公家的方位由远而近亮着两束手电光，她心有所感，说：坏了，坏了，可能是你外公不行了。
果然，从山间小道上走来的是两个位堂舅，告诉我的母亲，外公走了。大哭的母亲马上简单地收拾一下，带着我和弟弟往外公家奔丧，并让村里人帮忙去我父亲工作的乡卫生院报信。
这就是三十多年前中国乡村普遍的通信方式：专人送口信。
在那时的中国乡村，书信是另一种信息沟通方式，但那必定是有亲友在遥远的异乡读书、当兵或工作，而且乡间的邮递员来一趟村里，常常要十天半个月，一封书信从寄信者到村里人的手中，走一个月是很正常的事。本乡本土的通信，几乎都是靠捎口信。
我高中交情最深的一位同学父亲是邮电所的邮递员，在乡间享有巨大的威望。多年后我看刘烨主演的《那山那人那狗》——这部电影外景地便是在我的故乡邵阳市下属的一个县，感叹当年乡间邮路的艰难，想起了我那位同学做乡邮员的父亲。
在我读中学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接到一封书信会带来过节一样的惊喜。一般乡村人家的孩子，如果亲戚都是农民，那一年到头几乎收不到一封信。而我常能收到当军官的大舅和读军校的兄长写来的书信，很令同学艳羡。他们在信中谆谆教导，勉励我发奋读书考学，步他们的后尘去城里工作，摆脱当农民的命运。
除了慢悠悠的书信，那时碰到急事给远在外地的亲人报信，通常采用的方式是拍电报。一封平信的邮资是8分钱，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去邮局拍电报，包括收电报人地址在内，我记得一个字需要2毛钱（记忆未必准确），这对农村人来说，是绝对的奢侈消费。所以填写电报稿时，为了省钱，尽量言简意赅，如“父病速归”“母乘某次某日到某火车站请接”云云。
二
除书信、电报外，电话更是奢侈品，一个县的电话拥有量超过不了一百，而且是那些老式摇把电话而非程控电话。每个县一个总机，县委书记找财政局长，呼叫总机让接线员接通财政局的电话。要给外地打长途电话那就非得到邮电局排队不可，交上押金，接线员给你接通电话，然后说几分钟，人民币就刷刷刷地流走了，比电报还要昂贵得多。
我上大学那年，因为不懂事，就让我的姐夫破费打了一次长途。
1989年我参加高考，考试成绩很好，为保险起见我第一志愿填报了兰州大学，自认为被录取绝无问题。可是到了8月底还见不到通知书，我着急了，连忙坐农用车赶到县城，去找我中学的老师。老师一见到我，就责怪我怎么坐得住。原来早就录取我的兰州大学担心乡村邮政所误事，把录取通知书寄到我的中学。而中学老师无法及时通知我，只好守株待兔等着我去找他。——想想真是后怕，当时的通信方式几乎耽误我那年上大学。
拿上通知书，我匆匆忙忙回乡办理户口、粮食迁移手续，置办行李，家里本来打算摆酒大宴宾客也省却了。等我一个人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赶到兰大时，得知我是班上最后一个报道的，新生入校教育已经结束，大学的班主任也在翘首等着我。
进了大学，我顿时觉得天广地阔，早把父亲对我的叮嘱“到学校马上拍电报报平安”忘到九天云外，而是写了一封平信回家。我长得瘦弱矮小，又是独自第一次出远门，在家中望穿秋水等不到电报的父母着急得几乎吐血，于是命令我的姐夫去县城邮电局，挂长途到录取我的兰大中文系办公室，得知我已报到，久悬的心才落地。
刚进大学，我除了学习，业余时间主要用来写信，给父母写信，给舅舅和哥哥写信，给高中同学写信……同学中谁收到的书信多，则被视为人缘好，善交际。交笔友，在那时是一件时髦的事情，而一个人如果有文采字又写得漂亮，则比较容易吸引异性笔友。——现在回想起来我大学时练字甚勤，和这不无关系，因为我知道自己长相、个头实在太寒碜。前几年我们大学几位同班同学聚会，我问有谁记得我们班的信箱？只有我和另一位分管班上信件收发的同学还记得：兰州大学1069信箱。
三
到了大四，我面临着就业。彼时打长途依然是一种奢侈消费，但省一级厅委办局已经有可以直拨的长途电话了。从大四上学期开始，一些单位开始陆陆续续发函来学校要毕业生。我们班主任把这些信息统一掌握，然后分批在班上宣读，让同学们向他申请想去的单位，自然北京、上海和广东的用人单位最吸引人。
班主任当时太实诚，连用人单位的联系电话也一并念出来了，我多了个心眼，把那些电话悄悄地记下。我记得前来要人的北京某国营大企业，有一位1992届管理系的师兄分在那儿，他在校学生会时曾是我的“上司”。于是一个晚上，我跑到前一年分到省文化厅的一位师兄那里，借用他办公室的长途电话，拨通那家企业人事部的电话。真是太巧了，我那位师兄正好分配在人事部。于是啥也不用说了，那家企业的人事部再给学校来一封函，指名道姓要我。
——就凭着一个不花钱的长途电话，我来到了北京。我的班主任对我“暗度陈仓”的行为很是不爽，以后来的用人单位信息，他在班上宣读时皆将联系电话隐去。
我在北京工作的前几年，和父母沟通的方式主要还是书信，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大约1999年。老家的电讯业那几年迅猛发展，农村也开始安程控电话了，因为我们兄弟三人在外省，于是父母花重金（似乎当时要3000元）装了一部程控电话，从此，我们兄弟和家中的联系就告别了书信。在故乡那个自然村，我家是第一个装电话的，于是我家成了整个村子父老乡亲与外面读书、打工子女的联络点。我打电话回家，总是遇到占线，后来一问缘由，必是某某叔叔接到外地打工的儿子或女儿的电话，一说就是半小时。
老家通了电话，与父母沟通方便了，但也带来遗憾。有一年春节，父亲对我说，怎么有了电话，你们兄弟再也不给我写信了？写信多好呀，我可以在没事时拿出来多读几次。电话里讲完就完了，什么也留不住。
父亲所言不差。可是随着农村普及程控电话，乡邮更加不靠谱，书信寄达比原来更加慢了，而且时常有丢失。我们兄弟到底没有重新拿起笔给父母写信，仍然是打电话。几年后，移动公司在山区安装了基站，父母也用上了手机，通话更方便了。谁还会刻意去写一封信，然后到邮局投递呢？家书，慢慢地变成了文物。
我是1999年开始上网的。一开始，网络只是我发表一些在报刊上不能也不便刊发的言论平台。那正是BBS的黄金时代，BBS的特点是有利于一个人观点的阐释与传播，主要功能不是用来社交。当然，BBS的时代也有了新的社交方式：聊天室。我记得曾经去过“碧海银沙”的聊天室，在聊天室里大家纷纷蒙着面，用各种稀奇古怪的ID，所以当时流行语是“网上你不知道对方是一条狗”。
四
在BBS时代，上网的人多是一些对新生事物敏感的、有强烈求知欲、思维活跃的“潮人”，在整个社会中，这个群体并不大。连我当时所在的一家所谓的中央媒体，老一辈记者和编辑都把上网吐槽视为“不务正业”。
后来有了QQ和MSN这样的即时性社交软件，但使用QQ的多是年轻人，我的家族只有我的侄子、侄女，还有几位表弟表妹在使用。而MSN，完全是一种志同道合的朋友用来交流的软件。家人之间的交流，仍然是电话。
自从有了微信，电话、QQ、电子邮件各有分工的局面完全打破了，微信抹平了一切，一统江湖。八百年前都没有联系的初中同学、高中同学纷纷在微信群里出现了。当我的小姨妈建立这个亲友群时，我一开始还不习惯，渐渐地觉得很不错。平时长辈和晚辈见面，因为传统的长辈权威，彼此说话不多，也就几句客套话。因为有了微信群，长辈和晚辈之间交流起来，更能畅言。表兄弟姐妹之间，分隔天南海北，各自的职业不同，人生经历不同，春节时匆匆一晤，也只是几句寒暄，长此以往，几近陌路。微信群，使基于血缘的亲情激活了。
家族微信群建好后没几天，我的哥哥发了一张旧照片。照片的背景是我的外公病重，我大舅的女儿刚刚2岁多，她第一次回故乡看祖父。我的母亲抱着她，和我的二姨坐在前排，我的小姨和我的姐姐站在后排，在市里一家照相馆拍了一张当时农村还比较稀罕的彩照。照片上传到微信群后，大家纷纷发表意见，说照片中那个小女孩是谁？有说是大舅的女儿，有说是二姨的女儿（因为她俩年纪相仿），照片中两位当事人——小姨和我的姐姐各执一词。于是，七嘴八舌中，外公病重那一段时间内的点滴往事被提起，外公似乎又活在这个群里。到晚上的时候，大舅进了群，一锤定音，认定那位小女孩是他的女儿，争论才告停止。
我把外公去世时堂舅连夜来我家送口信的事说给那些当时年幼或尚未出生的表弟表妹、侄子侄女们听，他们觉得太遥远了，似乎这样的情节只应该发生在电视剧里。
然而，这一幕距离今天还不到三十多年！
这是六根推送的第3618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