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曾经说过：“达到一个文化核心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肚子。”饮食，这一看似平凡的日常行为，实则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民族记忆。它不仅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礼仪、社交、艺术与情感的交融。从古至今，饮食文化的演变映照出社会的变迁与文化的交融，而那些古老的器具与习俗，依然在当代生活中以新的形式延续着它们的生命力。
近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推出了特别展览“流动的盛宴——中国饮食文化”，展期延续至6月18日。作为“香港艺术三月2025”的重点节目之一，这次的展品可谓分量十足。不仅包括了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八件国家一级文物，还汇聚了大英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以及来自中国香港多家博物馆的珍藏文物，全面展现中国千姿百态的饮食文化和生活面貌。从第一单元“跨越生死”的来世飨宴、第二单元“跨越文化”的胡风宴会，到第三单元“跨越山水”的文人游宴、第四单元“跨越时间”的多媒体互动餐桌上，我们不仅能一窥当代饮食器具的前世与今生，还可以见证饮食器具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长河中的更迭与流动。
图片来源：本报记者 梁信 摄
食之一事 生死相随
《礼记》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这句话说明了自古以来中国人对饮食文化极为重视。在古人看来，饮食不仅有饱腹之用，而且涉及社交、礼仪、政治等多个方面。展览的第一单元“跨越生死——礼食同源”，就着重展示了新石器时代至汉代期间与饮食相关的礼器及陪葬品，探讨古人将生前的宴饮习惯“移动”到来生的重要性。
在这个时期，有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生器”，另一个是“明器”。
生器，是指从逝者生前的物品中挑选出来用于陪葬的物品，这些物品不仅最大程度上真实反映了古人的饮食用具以及风俗习惯，还具有“慎终追远”的重要意义：即便生不带来，死后也要将在世使用的饮食器具带往另一个世界。而明器则是指专门为随葬所制、不具备实用性的象征性陪葬品，也称“鬼器”或“死器”，从汉代起就大量流行。墓葬中常常会发掘出微缩化和简化的饮食器皿、灶、井、家禽、田地、池塘等，这些物件都体现了当时的人们“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和对永生的向往。到了宋代以后，明器从以陶制为主演变为以纸制为主，墓葬中描绘墓主人宴饮、对坐的壁画也开始增多。明器的材质、形制和用法的变化，反映着各种民间信仰的融合与社会风尚的转变。但不曾改变的是饮食器具作为跨越生死的礼仪载体，以及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祈愿。
据介绍，青铜时代大量与饮食相关的礼器都用于祭祀，也是沟通人神天地的重要媒介以及地位与权力的象征。展览中还可见各式各样的青铜礼器：戈甗、尖足鬲、兽面纹方鼎等，它们都展示了中国文化“礼食同源”的观念。
例如，青铜豆是一种用作盛放酱菜、腌菜、肉酱、肉汁等的器具，通常与鼎、簋、爵等组成随葬青铜礼器。它的造型类似一个高脚盘，上面是一个圆盘状，盘下有柄，柄下有足。《说文》中说：“豐，豆之丰满者也。”有些学者指出，这个“豐”字就是在青铜礼器豆上面放两串肉的象形。此外，在古文中的“豐”与“豊”是同一个字，都是指这种古代盛放祭品的贵重礼器豆，但是读作fēng时，与“丰”同义，但多只用于古籍或特定文化语境，与祭祀、礼仪相关；而读作lǐ时，直接指代礼器或礼仪，也就是繁体的“禮”字的右半边。由此可见，古代饮食器具在中国传统礼仪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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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交通 胡风食尚
来到第二单元“跨越文化”，入口处的第一件展品就是一组来自故宫博物院的“执壶胡人俑”和骆驼黄釉陶摆件。据悉，在唐代的墓葬中，经常会出土类似的载有货物的骆驼俑和深目有胡须的胡人俑。“胡”在传统上是相对的概念，泛指中原以外的风俗与事物；“胡人”，特别是活跃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他们促进了中国与中亚和西亚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在汉代和唐代，随着骆驼商队的往来，中国所产的丝绸、茶叶、陶瓷等商品经丝绸之路输出至中亚、西亚甚至欧洲；而骆驼商队则为中国带来了胡饼、羊肉、牛奶为主的胡食，以及高脚家具。这些微观层面的文化交流，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祖先们的传统饮食习惯。
随着这些食材经过丝路陆续传入中国，它们名字也往往带上“胡”字，像是如今我们熟悉的胡椒、胡桃、胡麻等，都传用至今；还有带“番”字的食物，大多是明代引入的，像是番石榴、番茄、番薯；而带“洋”字的食物则大多于清代引入，如洋葱、洋芋（马铃薯）。胡风食物、餐具以及饮食习惯在这个过程中被古人慢慢接纳，吸纳到中国的饮食传统之中。
这个时期的饮食器皿造型变化，清晰地反映了中国主流传统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国传统美食餐桌上，总离不开美酒相伴。而从“斟酌”到“倾注”的变化，却是一次重大的“食尚”变化。中唐以前，酌酒时古人大多习惯以勺或斗舀出到壶、尊等盛酒器内，然后再把酒水分发到开口宽阔的杯碗之中。到了元和年间，源自波斯、萨珊、拜占庭等地区的“注子”传入中国，尊与勺等才逐渐被取代。注子让酒可顺着壶嘴直接注入杯中，适合以窄口酒杯接盛，因此同一时期的高脚杯、带把杯等新式器型也从西方传入。温碗和注子常常搭配使用，温碗是用来盛放热水的，而盛酒的注子是放在其中用来温酒的。在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中，已经可以看到这些成套的酒具。
而另一个新“食尚”则是从碗到盘。从新石器时代至秦代，华夏先民通常以蒸煮的方式烹饪粟、稷、黍等谷物，并用碗来盛粥羹。《诗经》中描述：“肆筵设席，授几有缉御”，描绘的便是宴饮之前，座次井然、酒菜齐备的景象。但因为“席”与“几”都不大，无法多人共享，因此古人大多以分食为主。到了北魏，中国现存最早的农书《齐民要术》中提到了用焙烤方式制作的“胡饼”。由于饼的形状扁平，需要用盘而非碗来盛，因此在唐代敦煌和墓葬壁画中，都有描绘当时宴会上以大盘来盛放面饼的场景。胡人传入的桌椅所占空间较大，无法个人独套地使用，因此从这个时期开始，“同台共食”也就逐渐成为了主流。
山水乐游 炊器携行
在山水之间宴饮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尤为具有“仪式感”的一环。唐代的香山九老宴聚、宋代的苏轼游赤壁与友人“举酒属客”等，皆是有名的例子。早期交通不便、旅费不菲，因此只有贵族与文人可负担得起。到了明代、清代，交通状况改善，经济发展蓬勃，旅游业甚至与餐饮业携手合作，推出“套装行程”，在江南地区特别盛行。后期随着大众旅游的兴盛，郊游野餐的乐趣不再局限于文人阶层。
据明人游记记载：春夏时节，人们自各地乘舟出游，载着酒肴、乐器、戏曲用具。走路、乘马、乘驴或乘竹轿的人们则带着便于携带的酒器与食器。人们摩肩接踵，登高拜神，之后游玩野餐，享受太平时光。在这次的展览中，就有一件“海水龙珠纹提匣”，提匣上雕云龙纹，内有大小不一的抽屉，是当时的人们用来盛装茶壶、茶碗、茶叶罐、茶盘的。匣上有提梁设计，更是便于携带。清代宫廷画家唐岱所绘的《石坂烹云》中，就描绘了类似的茶具提匣。
随着展览走向结束，我们仿佛从一场跨越时空的中国饮食文化之旅中缓缓归来。从新石器时代的祭祀礼器，到汉代的明器，从唐代的胡风饮食，到明清的游宴盛景，不同时期的展品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串联起中华饮食文化的千年脉络。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或许会因为忙碌而忽视了一餐一食背后的文化内涵。但当我们再次回望这些历史的痕迹时，便会发现，那些古老的智慧与情感从未远去。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文化的传承，始终是人类共同的追求。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不仅品味美食，更品味那些隐藏在饮食之中的文化与情感，让这份传承在岁月的长河中悠悠流淌、永不干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