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0多年前，一支和亲队伍护送一位16岁的大唐公主，从长安浩浩荡荡出发，一路向西，跋涉3000多公里，抵达吐蕃。这条路就是被后世称为“丝绸南路”的唐蕃古道。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安福带着他的新作《跟着文成公主走唐蕃古道》，做客南方都市报“72小时阅读马拉松”直播间，与读者朋友一起重走文成公主当年远嫁吐蕃的旅程。
《跟着文成公主走唐蕃古道》，张安福著，岭南古籍出版社2025年4月。
《跟着文成公主走唐蕃古道》，顾名思义，是一次追随文成公主的足迹，探寻汉藏交融千年印记的人文之旅。张安福教授将其多年对唐蕃古道的田野调查、所见所感与史料记载紧密结合，考察了炳灵寺、日月山、倒淌河、贝纳沟、小昭寺等见证汉藏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自然景观和历史遗存，回溯了文成公主进藏和亲的故事。全书以生动的笔触和详实的描述，将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丝路文化碎片系统融合，辅以近百幅考察图全景式展现唐蕃古道的波澜壮阔。书中历史与现实情景交融，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让读者真切地触摸到丝路文化的发展脉络，感受到丝路文化传承的源头动力。
张安福，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域史、丝绸之路文化研究，多年致力于在中国西部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和历史遗存整理。
对谈——
跟着文成公主走唐蕃古道
南都：您长期深耕丝绸之路与唐蕃关系研究，为什么会选择以“跟着文成公主”的视角切入唐蕃古道？
张安福：将唐蕃关系与丝绸之路结合在一起，一直以来都是我在认真思考的问题。目前学术界普遍倾向于将唐蕃关系置于民族史的研究视角之下，而丝绸之路的研究重点则更多放在绿洲丝绸之路上。选择以“跟着文成公主”的视角切入唐蕃古道的研究，即沿着文成公主的足迹考察丝绸之路，以人物带动历史叙述，带动沿途道路的走向和道路遗存的探寻。这一选题不仅丰富了丝绸之路和文成公主的文化内涵，更带入了我个人沿途的所见所闻所感，融入了我的感情和认知。
我此前对于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一带的研究着力甚勤，对西南地区尤其是青藏高原和印度，虽积累颇丰，但付诸笔端的成果尚不多。去年的《唐蕃古道——重走文成公主西行路》与今年的《跟着文成公主走唐蕃古道》的出版，意味着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与之前的西域史研究已经成为我学术研究体系中的“一体两翼”，也算是在自己努力耕耘多年的学术田野当中又增添了一片肥沃的土壤吧。
南都：书中融合了历史文献、考古发现与田野调查，能否分享一个典型案例，说明三者如何相互印证？
张安福：在玉树有一座文成公主庙，是非常有名的。2010年玉树地震时，文成公主庙的安危牵动着很多人的心。这次我们去到贝纳沟，亲眼看到了文成公主庙，香客云集，真切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信徒对于文成公主的虔诚之心。相传当年文成公主在此处停留了3个月，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考古发现，还是田野调查的角度，我在《跟着文成公主走唐蕃古道》这本书当中都对文成公主庙进行了深切的回溯与探讨。
南都：近年来石渠县吐蕃石刻的发现为文成公主路线提供了新可能——或经过四川，您如何看待这一考古发现对传统路线考证的挑战？
张安福：这一新发现充分体现出唐蕃古道并不是一条简单的道路，而是从以长安为起点的中原地区通往高原的线路网络。关于文成公主入藏的具体路线，学界同行历来不乏思考与研究。不过，我认为在文成公主入藏的早期，她可能更愿意选择一条相对便捷且易于行走的道路。因此，经四川入藏的路线，在我看来，更可能是唐蕃古道的一条支线。我在撰写这两本书的过程中对于这个问题有过思考，希望日后通过深入研究后再作切实的回应。
南都：唐代在唐蕃古道设立了一些驿站，如柏海、那曲，这些驿站遗址的考古发现揭示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张安福：唐蕃古道上柏海、那曲等驿站是供唐朝使团休息和补充给养的地方，保障了唐蕃古道的畅通。史书记载，从中原前往吐蕃的使者一般会在那曲驿站的羊八井休整、沐浴。为什么呢？原来藏北高原天气寒冷，使团一路车马劳顿，而羊八井这个地方恰好拥有地热资源，所以使团就在那里进行沐浴休整了。文成公主入藏后，每当唐朝的使者到访，公主还会派人专门到羊八井迎接。我们这次去实地考察后发现，羊八井的地热资源确实丰富。1975年，中国的第一口湿蒸汽井在这里出现，一年之后，利用这种天然地热能源的中国第一台地热发电机也在此启动，这与历史记载是完全一致的。而在柏海驿站，鄂陵湖畔的迎亲滩，便是松赞干布初见大唐公主的地方，其西20公里的扎陵湖边至今仍留有当年迎亲的行宫遗址，成为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在此相会的重要见证。
南都：在青海日月山、玉树贝纳沟、西藏卡若遗址等考察中，哪一遗迹最令您震撼？
张安福：令我觉得最震撼的应该是卡若遗址。在我们的传统印象当中，青藏高原通常被认为是生命的禁区，很难想象早期文明会在如此高寒且恶劣的环境中诞生。然而，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距今5万至1万年的旧石器时代，西藏境内就已有人类生活的踪迹。卡若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展现了西藏先民的原始生活状态。遗址中发现的原始建筑对后世藏族建筑风格影响深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遗址晚期的碉楼式建筑，堪称藏地民居的鼻祖。此外，卡若地处川、滇、藏三省交界处，其社会文明与文化发展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带有不同地域文化相互渗透、融合的印记。卡若遗址出土的肩石斧、磨制条形石斧、凹背直刀石等器物，在甘肃马家窑遗址中也曾大量出土；遗址中出土的粟，则可以印证当年卡若地区与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交往的历史。
南都：书中提到藏北草原流传的文成公主传说，这些传说在历史真实性与文化意义上如何平衡？您如何看待民间叙事对学术研究的补充价值？
张安福：民间叙事是史学研究的传统，司马迁《史记》面世之前，很多记载都是用神话故事来传述历史。文成公主入藏的故事，在青藏高原上也流传着诸多神话传说。我们在叙述的时候，会尽量把这些神话与现实联系起来，探究某个神话是怎么产生的？它的现实基础是什么？我认为，流传于藏北高原的关于文成公主的神话传说，都深刻体现了文成公主在青藏高原的影响，两者是相得益彰的。举个例子，日月山是地质运动形成的，但在民间叙事当中，它变成了唐太宗赐予文成公主一面宝镜。据说公主可以在宝镜中看到长安的景象以解乡愁。而当公主在此地拿出宝镜时，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记忆中长安的样子，伤心的公主将宝镜抛下山崖，宝镜碎为两半化作日、月二山。
南都：从女性史角度看，文成公主的和亲行为如何突破传统“弱女子”叙事？她在吐蕃政治中的实际角色是否被低估？
张安福：从女性史的角度看，我觉得文成公主的和亲行为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女性在历史发展当中的作用，尤其是在促进不同民族交流融合方面的影响。譬如，文成公主摔碎宝镜所化的日月山正好挡住了青海察汗草原上一条东流的河水，从此河水不再东流，转而向西流去，后世由此称这条河为倒淌河。如此一来，一个气概非凡、比大丈夫还要伟岸的形象便油然而生。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的时期，其对当时政治局势的影响与作用或许并不显著，但在她逝世之后，也就是进入“后文成公主时代”，她的形象越来越高大，对吐蕃的影响也越来越深远。在我看来，她在吐蕃历史与汉蕃关系中的实际角色没有被低估，反而得到越来越恰当的评价。尤其是在“唐蕃一家”观念形成以及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实现有效管辖的历史进程中，文成公主成为中原和青藏高原合为一体、汉藏民族融合的形象代表，一个母体的化身。文成公主同时期的唐朝使者王玄策曾多次出使印度半岛国家，并将印度的制糖、医药等技术通过青藏高原传到中原。当时印度半岛诸国林立，在最后一次出使时，王玄策遇到了中天竺内乱，随行的士兵被射死，财物也被抢劫一空。王玄策只身逃往吐蕃，求救于文成公主。在文成公主的斡旋下，松赞干布发兵协助王玄策击败了中天竺国，造就了“一人灭一国”的传奇故事，这是有历史真实记载的。这其中，文成公主的作用不容忽视。
南都：唐蕃古道正在推进联合申遗，您认为其核心价值应如何提炼？
张安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如果能把唐蕃古道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话，我认为其核心价值在于这条道路所承载的不同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一位女性离开繁华的都市，不远万里来到遥远的边陲，而且开辟了从中原到拉萨、从拉萨到印度的道路。这条古道的繁荣体现了古代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对不同文明的向往以及寻求民族交融与文化交流的意愿，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前进的重要动力。正如大航海时代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一样，文成公主入蕃也是对于西南边境丝绸之路以及南亚丝绸之路的探索。在我看来，这一历史事件的历史文化价值是非常突出的。
南都：在写作过程中，哪些历史细节因文献或考古资料缺失而成为遗憾？未来是否有计划通过新研究填补这些空白？
张安福：如果说有遗憾的话，那就是在包括《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等诸多历史文献中，对文成公主的记载一直是被动和间接的描述，缺乏对其主观视角的深入刻画。譬如在关于助力王玄策“一人灭一国”的历史记载中，王玄策作为唐朝使臣，能够从吐蕃借兵击败中天竺国，宣扬大唐国威，其中文成公主功不可没。但文成公主在吐蕃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对于中原和吐蕃的关系，她又是如何考虑的？现有的汉文史料能够提供的细节非常有限，未来我们希望通过如《贤者喜宴》等藏文文献寻找更多线索，进一步丰富文成公主的内心世界，让文成公主更鲜活、立体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历史研究如何与AI共生
南都：在数字人文兴起的背景下，AI技术对传统历史研究范式带来了哪些根本性挑战？
张安福：对于我们从事田野调查的研究者来说，实际上非常欢迎AI技术。以唐蕃古道为例，只要我们提供足够多的信息，AI技术就可以非常清晰地将古道进行还原。它充分利用了遥感技术和自然地理已有研究成果，把我们人类无法跨越的、无法到达的一些地方显示出来，绘制出相应的三维图像。在我看来，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南都：您认为制约AI在历史研究中深度应用的核心技术瓶颈是什么？
张安福：AI技术本质上是人工智能的一种体现。它的能力上限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当前人类学术研究的水平和能提供给它的知识与数据。如果我们人类学术界还没有到达某一水平，那么AI也很难企及。换言之，AI能把世界上或者是学术界当中最先进的水平向我们展示。有人做过用AI识读甲骨文的测试，正确率还不到一半。所以说，完全相信和依赖AI技术，还是存在很大风险的。
南都：对于“文成公主入藏路线”这类存在争议的历史问题，AI的证据链整合能力能否提供新的考证路径？
张安福：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的自然地理环境是相对稳定的，包括山的高度、山脉的隘口、河流的走向等等。古人行路通常会选择沿河流山谷、地势相对平坦的路线，哪怕翻山越岭也会选择最低的隘口。AI强大的数据处理与整合能力可以帮助我们在极短时间内知道，在广袤无垠的唐蕃古道上，哪些道路是近代以来发生改变的，哪些是基本保持原貌没有改变的，并在没有改变的道路中辨别哪些道路是当年可以通行的。这样一来，哪怕文成公主入藏路线有千万条，我们也能推测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她最可能行走的那一条。结合遥感、空中无人机拍摄及卫星导航等先进技术，山川地理的分布与河流的走向等信息，得以一一展示在我们面前，我们就不用再像探险者一样拄着登山杖一步一步地去调查、考察，大大提高了研究的效率和准确度。
南都：当AI能快速处理海量史料时，历史学家的核心竞争力是否转向“提出问题”而非“处理数据”？这对历史研究的“人文价值”意味着什么？
张安福：我觉得AI技术虽然日益成熟，但它的角色依然是辅助性的。即使我们提出问题，AI给出答案之后，还是需要研究者理性地去选择和使用这些信息，而不能一味地依赖AI技术，它只能是作为一个工具来使用。AI技术丰富了我们的视野，帮助我们从更加多元的角度来认识和思考问题。借助AI技术，可以省去很多重复性的劳动，譬如在唐蕃古道研究当中，有助于使路线的判定更精准，对相关遗存的梳理更完整。然而，历史研究不再是纯粹地阅读文献，而是越来越呈现出跨学科的研究趋势。人类独有的情感共鸣、生命体验与哲学思考是AI难以突破的“壁垒”。
采写：南都记者 周佩文 实习生 何梦怡
图片由岭南古籍出版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