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益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江西永修的木匠雷发达站在紫禁城太和殿前。这座建筑因雷击焚毁，亟待重建。当工部官员为“正殿上梁”的吉时争执不休时，雷发达腰插斧凿攀上梁架，仅用三斧便修正榫卯，令大梁严丝合缝落下。康熙闻讯亲赐“工部营造所长班”，自此开启雷氏家族八代执掌清代皇家建筑的传奇。
自清康熙年间开始，直至民国初年的二百余年间，雷氏家族共有八代十余人主持皇家的各类建筑工程，负责建筑设计和图样绘制等。由于供职于皇家建筑机构“样式房”，故称“样式雷”。留存至今的样式雷建筑图档，便是记录清代皇家建筑的最珍贵的史料。
近期，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匠天工：样式雷笔下的皇家园林》就向读者们介绍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畅春园、圆明园、静宜园、静明园、颐和园、西苑、南苑，西郊赐园的样式雷图档。这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陈红彦主编的书并不只是对“样式雷”的礼赞，还深入探讨了大量清代宫廷园林的选址、勘探、设计、建造、维护等工程问题。
“样式雷”家族第一代“掌门人”雷发达，在中国建筑史上举足轻重。他首次将江南民居的“穿斗式”结构与北方官式建筑的“抬梁式”技艺融合，创造出独特的“复合梁架体系”。这种技术革新，使得紫禁城建筑在保持恢宏体量的同时，拥有了抵御地震的柔韧性——1720年京师大地震中，太和殿岿然不动，恰是实证。
雷氏家族对建筑信息的编码智慧，更令人震撼。这些图档，并非简单的建筑图纸，而是一套精密的“立体施工图”。在图纸基础上，以黄泥塑形，外裱多层桑皮纸，再以苇秆标注尺寸，用不同颜色区分建筑材料，即“烫样”。这种“可拆卸的立体蓝图”，让目不识丁的工匠也能按图施工。到第二代雷金玉主持颐和园重建时，更发明“分景烫样”，将园林拆解为数百个独立模块，实现了“移步换景”的动态营造。
清朝末年，西方舶来品不断进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文明和技术。至今在颐和园排云殿和乐寿堂上还挂着两盏玻璃大吊灯。《大匠天工》书中展示与此相关的样式雷图档就有《颐和园文昌阁以东添盖电灯局图样》《颐和园乐寿堂前电气灯架图样》《电气灯木架图样》。
除了这些紧跟时局变化的细节图样，样式雷家族还保存了大量的装修谕旨。作为样式房机构的负责人，雷家随时要根据关于宫殿苑囿的谕旨调整工作。这些谕旨内容丰富，在遗存谕档资料中，保存了大量的同治年间重修圆明园的珍贵资料，如天地一家春内檐装修的旨意档中记载了慈禧曾经亲自操笔绘制图样——“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天地一家春四卷殿装修样并各座纸片画样，均留中，皇太后自画，再听旨意。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天地一家春明间西缝碧纱橱单大样，皇太后亲画，瓶式如意上梅花要叠落、散枝。”
后来，随着社会的变迁，“样式雷”图档的保存面临诸多困难。雷家后人为维持生计，开始瓜分和变卖家中图档收藏。许多图档流散于市井旧书摊，甚至流传到国外。幸好，一直关注“样式雷”图档的朱启钤先生向当时的文化基金会提出建议，在各方努力下，绝大部分“样式雷”图档、烫样被收购并藏于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近年来，通过国图工作人员的整理研究、成果发布以及公开展览等活动，样式雷图档不再是束之高阁的神秘文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为公众尤其是专家学者所熟悉。
《大匠天工》提出的核心命题，是“样式雷”技艺对当代建筑学的启示。雷氏家族创造的“平格法”，将复杂地形转化为方格网三维坐标系，比现代GIS技术早了两个世纪。在营造承德避暑山庄时，雷家玺运用“借景算法”，精确计算每一处亭台楼阁的视角覆盖率，确保从任意角度观景都能达成“框景如画”的效果。这种将数学理性与美学感性融合的思维，正是当下建筑界热议的“数字人文”先驱。
样式雷家族坚守“三不原则”——不窃前人旧法、不违天地之理、不夺工匠之志——贯穿雷氏八代创作。雷发达曾因修改师父遗稿向江南工匠行谢罪礼；雷家玮在主持清东陵工程时，坚持为参与建造的563名工匠刻名立碑。这种对技艺传承的敬畏、对劳动者尊严的捍卫，让“样式雷”超越匠作范畴，升华为一种文化伦理。由此，《大匠天工》中所记录的已经不单单是一张张图纸，而是中国工匠精神的深层结构。
1860年雷景修写下“营造之术，不在土木，而在心传”。《大匠天工》让我们看见，样式雷家族八代人的执着，不仅守护了紫禁城的金瓦红墙，更维系着中华文明对“工匠精神”的终极信仰。
“一家样式雷，半部建筑史。”当我们在故宫斑驳的梁枋间寻找岁月痕迹时，或许更应凝视那些烫样上细如发丝的标注——那里藏着真正的文明史诗：无数匠人在时光长河中，以一斧一凿定义着美的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