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3世纪的地中海贸易

11世纪的海上航线

我们对11世纪的海事技术知之甚少，对船舶术语和船舶类型亦甚陌生。但水下考古为我们提供了证据，并结合嵌入比萨圣米歇尔（St. Michele）教堂墙壁的阿拉伯陶瓷盘（即巴西尼，bacini）展示了三桅帆船也在使用的史实，如shâm（单层甲板大帆船）或kharrâq（适于远洋航行的船），船头弯曲，船尾宽大。帆桁与甲板平行，相距一码，并使用三角帆。在普罗旺斯附近现的沉船表明这些船只是骨架结构。船板用钉子钉牢，组装成干舷（即在船板的上线和浮线之间有一个预定的空间），这意味着嵌缝的细密。在这个时期，除了船上装载的武器、作战备用品（matériel）和所谓的“希腊火”装置之外，军舰和商船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尽管地中海南岸的狭长地带都缺乏合适的木材，但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达米埃塔、替尼斯（Tinnis）和福斯塔特建立了军械库，使用的木材来自叙利亚北部和马格里布，或者是在对安纳托利亚的侵袭中掠夺来的木材。同样，西班牙的穆斯林在塞维利亚、德尼亚（Denia）、巴伦西亚，特别是阿尔梅里亚也都有武库。与此同时，在西班牙东北部和意大利的基督教港口，渔船逐渐改建为适合公海航行的商船。巴塞罗那、热那亚和威尼斯在内陆森林茂密的山区附近，很容易就找到了扩大海军建设所需的资源。早在1104年，威尼斯就建立了军械厂，最终成为中世纪西方最大的工厂。

在圣马可教堂内，有一幅13世纪人们建筑方舟的马赛克壁画，生动地展示了造船技术。

海上贸易需要大量资金，以组织企业融资和分担风险。阿拉伯人对第勒尼安海的重新征服使比萨人和热那亚人获得了其战利品，因他们要将这些掠夺物重新投资于海军建设。阿拉伯人寄给西班牙北部基督教统治者的贡金帮助加泰罗尼亚人建造了他们的舰队。但这本身是不够的。为了造船、装备船只并装上货品，借贷或处置企业的股份是必不可少的过程。

尽管海船在概念上被分成若干股份的方法早在1000多个商人团队出现之时就已经存在了，我们直到12世纪才看到与这一过程相关的文字记录。在穆斯林中间，我们发现有两种类型的契约，第一种是shirka或sharika，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共享他们投入的资金和劳动力所生成的财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第二种“吉拉德”（qirad）合同，根据合同的条款，投资者把一笔款项交给一个代理人，代表他去经营获利，在预估到可能风险的前提下签订合约。贷方将这笔钱换成商品，然后再以更高的价格出售。这些做法（模式）在8世纪开始使用。人们通常认为这些做法对意大利的商业合同产生了影响。此处所谓的“海洋贷款”，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货币贷款，该贷款为商人提供他所需要的资金，在货船安全到达时偿还。放贷人承担了风险，作为交换，将收取一定比例的利润。更灵活的契约是“康美达”（commenda）和“海运合伙”（societas maris，即海运合伙人合同）。其中一个合伙人提供资本，另一个提供劳动力，有时还辅以更多资本。如何选择确切的合同类型取决于签约方的资金来源。从10世纪的最后25年开始，地中海世界的“康美达”成为最常用的契约类型。它的灵活性使其成为一种不仅在商业事务上，而且在社会阶梯上取得进步的工具。

11世纪初，三种投资者和商人组成的群体包揽了地中海的贸易：穆斯林的、犹太人的和基督徒的。由于伊斯兰法学家谴责穆斯林在非伊斯兰区域进行贸易，即指“战争之所（打仗的地方）或“异教徒的领土”（dâr al-harb），所以在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很少能见到穆斯林商人。事实上，每一群商人的商业活动范围都各自不同，他们走的是不同的海上贸易路线，经营着不同的商品。

从开罗旧城的一个古老的犹太会堂中发现的“开罗经冢”文献显示，犹太商人遍布地中海的每一个角落。到1150年，他们主导了西班牙穆斯林贸易的主要区域。他们创建了一个广泛的交通网络，把西班牙和埃及、北非和叙利亚连接起来，尽管近东内地对他们来说还很陌生。他们的地中海贸易本身就进入了延伸至也门和印度的贸易路线，他们从这些贸易路线带来了香料和珠宝。至于基督教商人，正是意大利商人首创的共和政体精神，才使西方国家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商业萧条的状态。威尼斯人在理论上仍然是君士坦丁堡的臣民，享受着拜占庭帝国的商业特权。在992年，他们获准减少缴纳达达尼尔海峡阿比多斯口岸的应付税款。之后在1082年，他们被豁免了全部税款，作为在阿尔巴尼亚援助海军对诺曼人作战的奖励。此外，阿马尔菲小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0世纪起，阿马尔菲商人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殖民地，他们的商业网络牢固地建立在连接意大利南部、突尼斯、埃及（法蒂玛人欢迎他们）和拜占庭帝国的三角贸易基础上。在意大利的第勒尼安海岸，比萨和热那亚发起了对西地中海的海上征服攻势，清除了科西嘉岛和撒丁岛的萨拉森海盗，并在1087年攻占了突尼斯的主要港口马赫迪耶。掠夺和征服战所获得的战利品，加上农业盈余带来的利润，为两个第勒尼安港口的商业扩张提供了资本。

在11世纪，地中海运输工具仍然相当简单，没有显著的专业化标志。所运送的是日常消费品、原材料、奢侈品，还有人类商品，也就是奴隶。从地中海东部运来的有埃及的亚麻布、染料、调味品、香料、药品、宝石和珍珠。而君士坦丁堡向西方发出的货物是丝绸布料、礼拜仪式器具和艺术作品，如装饰阿马尔菲、萨莱诺、卡诺萨（Canosa）教堂的青铜门。西地中海提供了橄榄油、肥皂、蜡、蜂蜜、生皮、熟皮、珊瑚和藏红花。但最重要的是，在伊斯兰地区缺乏的是木材和金属材料。没有这些东西，阿拉伯陆军和舰队不可能充分地装备起来。亚得里亚海东部海岸的斯拉夫人在10世纪的时候，是人类商品（奴隶）的货源，后来又增加了非洲的黑种人奴隶，直到西班牙的基督教在“光复运动”中又增加了穆斯林奴隶的货源。北非的港口，是大篷车跨越撒哈拉沙漠最后到达的终点，是用羊毛和兽皮交换盐和布匹的中心，也是购买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土地上“苏丹”国黄金的中心。到了12世纪，西欧的纺织品才开始打入这些市场。

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者到马穆鲁克人的到来（约1100-1250年）

11世纪末，地中海政治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伊比利亚半岛，基督教的“光复运动”仍在继续，尽管有阿尔摩拉维人（Almoravids）的抵抗，他们是应召拯救伊斯兰西班牙的支离破碎的“小王国”的柏柏尔人。公元1064年所谓的巴瓦斯特罗（Barbastro）十字军在整个伊斯兰西班牙地区发起冲击，在公元1085年，卡斯提尔的阿方索六世（Alfonso Ⅵ）攻占了托莱多，而1094年熙德（El Cid）占领巴伦西亚，这些事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147年，来自摩洛哥的新一波柏柏尔人入侵者——阿尔莫哈德人（Almohad）——暂时阻止了卡斯提尔人和阿拉贡人的扩张，但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教国王联盟在托洛萨（Tolosa）的拉斯纳瓦斯（Las Navas）歼灭了阿尔莫哈德人的军队（1212年）。此后，基督徒打开了通往南方的道路，1248年塞维利亚沦陷后，安达卢西亚领地收缩为格拉纳达的一个很小的纳斯里德人（Nasrid）王国，一直维持到1492年。基督教的征服运动自然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那些没有被驱逐的阿拉伯人、后来被称为“穆德哈雷斯”（mudéjares）的人群构成伊比利亚人口中的少数族裔，还有一些地区，如巴伦西亚，即使是在基督教的统治之下，穆斯林居民也长期占据多数。在比利牛斯山脉以北，法兰西的卡佩（Capetian）王朝对地中海海岸表现出了新的兴趣。阿尔比（Albigensian）十字军（从1209年开始）反对二元论异教徒，使北部的法兰西人南下进入了朗格多克，20年后，国王路易八世干预了法国南部事务，最后将朗格多克并入王室领地。这是法兰西王室第一次接触地中海。路易九世（Louis Ⅸ）在这些新地区建设了新城艾格莫特（Aigues-Mortes），为他的王国修建了一个地中海港口，并为他的十字军事业提供了便利条件。与此同时，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11世纪末和12世纪初出现了公社和城市国家，由当地精英选出的执政官执政。在教宗的帮助下，这些城市抵制了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和他的孙子西西里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死于1250年）对城市国家的“自命不凡”的干预。随着1130年西西里岛（亦包括意大利南部）诺曼王国的建立，意大利南部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这里成为地中海扩张政策的活跃的基地，也成为对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政治干预的基础。

这座筑有城墙的城市是艾格莫特，是由路易九世建立的，因此法兰西应该在地中海上有一个出海口，而许多十字军正是在这里扬帆东渡。后来其海岸的淤塞使之再也不能发挥其港口功能，至今无多大改变。

西方大国日益强大的同时，东地中海国家却日益衰弱。在科穆宁王朝统治下，拜占庭帝国竭尽全力抵抗突厥人的进军，分别在1071年的曼西喀特（Manzikert）和1176年的米利奥凯法隆（Myriokephalon）两次战争中败于突厥人。随着意大利南部被诺曼人占领，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被塞尔柱（Seljuk）突厥人占领，拜占庭的地中海统治权受到侵犯。然而，最后的一击却是由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军队实施的：1204年君士坦丁堡被占领、掠夺，其领土被胜利者瓜分（威尼斯获得了克里特岛的主权，后来这里成为它在地中海最重要的属地之一）。即使迈克尔八世巴列奥略（Palaiologos）最终夺回了拉丁人占据的君士坦丁堡（1261年）也未能使古老的世界帝国重生，却只建立了一个希腊民族国家。事实证明，这个国家既无法反抗意大利商人共和国日益增强的压迫，也不能抵御来自土耳其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在伊斯兰世界，赞吉（Zengids）王朝为了组建共同战线对抗十字军而进行的尝试失败了。萨拉丁（Saladin）再次提出这一目标。他在1171年成为埃及的主人，随后成为叙利亚的主宰者。但是，随着1193年这位对抗拉丁人的斗士（jihad）的死亡，这项共同的大业再次被抛弃。他自己的土地被他的阿尤布家族（Ayyubid）的继承者瓜分。他们宁愿自己互相争斗，甚至与十字军做交易，也不愿进行一场战争。

十字军东征标志着西方扩张的一个重要时刻，是地中海各大势力向着有益于拉丁西方的结局逆转的开始。在“内海”的历史上，十字军东征带来了海上交通的大规模扩张，开始了西方对伊斯兰地区的殖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者们认为十字军东征与利凡特贸易的开始是同时发生的。他们认为海上共和国会参与十字军的远征是希望以此强行打开新的市场。这种过于简单化的观点并没有证据支持。事实上，在十字军东征150年以前，热那亚、比萨、威尼斯和阿马尔菲已经与埃及、叙利亚和拜占庭帝国有了商业联系。它们甚至在一些地区都有自己的贸易商栈，如威尼斯和阿马尔菲在君士坦丁堡所拥有的那种。由于这个原因，这些城市在1095年教宗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Ⅱ）呼吁给予十字军援助时并没有立即表现出对十字军的热情，尽管他们的舰队到达地中海东部需要三年甚至更长时间。然而事实是，这些城市的援助在十字军征服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沿海城镇，以及在利凡特新建立的法兰克国家和西欧之间建立定期联系方面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拉丁人在东方赖以生存的货币、武器、马匹和制成品就是来自那些城市。

为了换取海军的支持与援助，十字军领袖在所征服的城镇为海商们提供住处，给予商务和法律特权。这些便利使意大利商人能够摆脱东部拉丁国家的普通管辖权。十字军要求热那亚提供协助，向东方运送菲力浦·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和圣路易斯（St. Louis）的军队。1202年，威尼斯派出了200艘船只运送军队，以协助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这些支持的直接结果是阿拉伯舰队几乎全部消失。在1153年法兰西攻占阿斯卡伦（Ascalon）之后，几乎再也找不到阿拉伯舰队的痕迹。地中海成了一个“拉丁海”。在地中海范围内，拉丁商人取代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位置，将源于远东的奢侈品运至西方。

欧洲人开始向地中海东部殖民，是十字军东征的另一个后果。海上共和国在十字军帮助下征服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每个港口，海上共和国从耶路撒冷的国王、安条克的公爵以及的黎波里伯爵手中获得了非常有利的特权。整片区域划到意大利各城市公社的手中，保证了他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教堂、仓库（或称fonduk）、殿堂（用来充当办公大楼）、烘焙房、磨坊、澡堂、屠宰场、城外的耕地（可以保障粮食补给）。在意大利商人之间，阿克、推罗、贝鲁特、的黎波里、劳迪西亚和安条克都进行了类似的划分。每个区域的负责人中，执政官即贝罗［bailo，或称子爵（viscount）］行使四个主要职能：他们负责维护母城对其海外财产的权益；他们须主持法庭事务，以保护自己的同胞免于当地土豪的欺凌；他们管理公社的货物与税收；他们关注和维护商人利益，并密切关注死亡者的合同、遗嘱及无遗嘱死亡者的财产分配。简言之，在“拉丁东方”的港口，每个享有特权的公社都拥有一切必要的社会结构，以维护一个稳定的社会区域内的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不受外界的干扰。其他的特惠条件是免除关税与商务交易税，通常被称为“税收减免”（comerchium）。有些案例是税费全免，有些是部分税费豁免。辖区内的特权包括意大利公社社员犯事后只由本公社官员审理。意大利管区和普罗旺斯管区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拉丁国家内的真正殖民区。

在其他地区，在君士坦丁堡和埃及，意大利人只有交易站，其他事务仍然服从当地执政权力机构的管理。在拜占庭疆土内，意大利诸邦国在几位科穆宁皇帝（1081-1185年在位）统治期间获得了在十分靠近“黄金角”地段驻扎的权力。威尼斯人、比萨人和热那亚人陷入了激烈的竞争中，最终导致了社区之间的小冲突，以及当地希腊人口中仇外情绪的高涨。威尼斯人在1171年被驱逐出拜占庭帝国，他们的货物被没收，而热那亚人和比萨人也是1182年反拉丁暴乱的受害者。在安吉列（Angelos）王朝（1185-1203年）时期，一些意大利国家从拜占庭帝国的软弱中获利，获得了其受到攻击的补偿和贸易上更进一步的让利。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使威尼斯人成为君士坦丁堡的有效统治者，并在自己的羽翼下保护了这个新生的柔弱的拉丁帝国。与此同时，西方商人在埃及的活动并没有真正产生新的殖民地。法蒂玛王朝和阿尤布王朝保留了他们对意大利公社、比萨和威尼斯人仓库的控制权，这种权力是他们在12世纪或1200年前后许给商人们的。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限制了这些商人在他们土地上的自由流动，干预了拉丁贸易，并将西方商人的商业活动集中在有限的空间里，便于对他们的观察和监视。埃及统治者则保留了他们对欧洲商人活动区域的管控权。

意大利航海共和国从这些特权中获益，只剩建立海上统治权的目标。他们对海上控制权的实现，受益于两种类型的船只同时下水使用，这两种船只构成了地中海上居主导地位舰队的特点。其中一种是配备了木桨的长船，但是也有一根或两根桅杆，使用斜挂大三角帆（Lateen sails）助力；另外一种是较圆的船，只靠风力推进。这两种类型的船只，弗雷德里克·莱恩（Frederick Lane）认为是对腓尼基时代传统的继承，但在中世纪有了很大改进。根据热那亚和圣路易斯之间签订的合同，13世纪的单层甲板帆桨船（galley），长度为40米，宽度为5.5米。这种船装有两根桅杆，用的是斜挂大三角帆，船头挂着马灯（magondaux），甲板周边是舷墙（de pavois en abord），主桅杆周围建有城堡一样的结构以加固。这种船的划桨是由两人并列划动一桨，而不是像古代一样由坐在上下两层桨座上的两个桨手划动船桨。这类使用船桨的船只进出港口自由灵活。在平静的海面，船只前行时桨就能充分显出它的作用，而斜挂大三角帆可以有效地利用海风。这些船适应性很强，很容易变换功能，可以作为战船或海盗船军用，也可以民用，作为商船运送贵重货物。这种船上有船员140人，很少运送30吨以上的货物。这就产生了很高的运输成本。单层甲板帆船系列包括其他类型船只，如“盔状船”（galeass）要短些，加利奥特船（galiote）是小型的双列式（bireme）单层甲板帆船，还有萨艾塔（saetta）船。

圆船涅夫（nef）与单层甲板帆桨船，是地中海 1500 年前后最常见的两种船。在卡巴乔（Carpaccio）为圣乌尔素拉（St. Ursula）绘制的一系列殉难图中有生动的描绘。前页图为涅夫，或称圆船，靠风力行驶，负荷量巨大，船的首尾各有一篷区。

笨重的圆形船，类别名称多样。最常见的是来自拉丁语“navis”即所谓“涅夫”圆船。威尼斯人对著名的罗卡福特（Roccaforte）船的描述文字以及非常精确的测量数字，可以在圣路易斯下达给热那亚造船厂的指令中找到，该船长38.19米，宽14.22米，高9.35米，证实了庞大、圆形的船只的存在。船上有两三个内舱或舰桥。船的两端凸起，形成船头和尾部的塔楼。船上设有平台，平台上面有锯齿状、堡垒状的包房，是给贵宾使用的。

这些船都把三角帆固定在斜桁上，需要100多名水手不停地升帆与收帆。这就意味着运营这样一艘船的费用确实是很高的。13世纪的圆形涅夫船舱内可以装载500吨货物。换句话说，每个船员的生产能力是5吨。这些重型船只还辅以中型和小型船只［例如：lignum（即木船，加泰罗尼亚语称之为leny）、tarida和bucius］的频繁活动是这一时期商业交流数量猛增的标志。

这两种主要类型的船是如何装备和使用的？绳索、锚、帆和五金器件的高成本意味着，从12世纪起，造船成本往往会分为若干股份。根据船的重要性，将其建造过程中投入的资本分成16股、24股或32股的份额，在热那亚或威尼斯，这种股份称“克拉”（carats）；在巴塞罗那分成16股（setzenes）。这些股份（shares）可以继续分割，可以出售或转让给其他人，这样就分担了风险。然而，航运也需要资金投入，否则船只永远不会出海。由公证人起草的租船合同，把乘客的乘船费用和商品运输费用解释得清清楚楚。就乘客而言，我们注意到，在12世纪末，向国王菲力浦·奥古斯都的军队所要求的运费相比13世纪中叶向圣路易斯的使者要求的运费略有下降。朝圣者和十字军只能在甲板中层的狭小空间凑合，而商人们在船上的条件要好得多。他们有优越的条件使自己和所带仆从及货物免费乘船。例如在热那亚，运费可以按重量计算（ad cantaratam），而其他投资者允许以商定价格把整船包租（ad scarsum）出去。依照以前的制度，投资人可以要求货物在起运时称重，运费可以用热那亚货币支付。如果商人承诺使用同一条船从海外返回，同时承诺从热那亚返回时所装载的货物量与来时的数量类似，那么商人回程运费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折扣，但是需要用阿克流通的贝占特（besants）货币，而不能用西方货币支付。这一复杂的系统满足了商人们的信用要求，这些信用上的要求在叙利亚不如像在家乡热那亚那么重要，因为他们已经在叙利亚卖掉了所有的商品，而在他们离开热那亚时却发现他们得把全部资金都用在购置货物上。在此基础上，13世纪在西部的大海港与利凡特海岸之间发生了一种相当规律的海上运动。出发驶往“圣地”、君士坦丁堡或者埃及通常在每年的两个时段：春天，他们在3月15日和5月1日出发，尽管有时还要早些。第二次出海通常在8月15日至9月30日之间，但特殊情况下晚些，在10月15日之前。回程也分为两个时段：夏季和11月到12月两个月。东部的冬季暂停通航，通常只停止几周，但是也打破了航行的节奏。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是否也有提供保护利凡特航行的护航队？这也就意味着公共当局对贸易的往来是否感兴趣。威尼斯国家的帆船护航队“穆达”（mude）只出现在13世纪末。在热那亚，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把驶往利凡特的船只集中到一起，同时要求船主遵守城市法规，这意味着各船只要集体出发，至少在航线的某些航段统一行动。与其说这种航程是在单一指挥下进行的，莫如说这是一次要求船东们相互协助的旅行。确实，14世纪海盗卷土重来后，1334年开始有了组织护航的需求。

意大利的公证合同证明，在1150年到1250年贸易得到大规模发展。海上航线成倍增多，纵横交错。在地中海东岸和伊比利亚半岛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后来（1277年）又与英格兰和佛兰德斯建立了联系。除了十字军时期，意大利人经常到访马格里布的港口，他们在亚历山大的活动也有所增加。威尼斯人控制了拉丁君士坦丁堡的贸易，并试图进入黑海，但没有取得很大成功。商业范围扩大，十字军和朝圣者［有时包括穆斯林朝圣者（hajj）］的旅行被纳入更加多样化的海运事业中。这已经不仅仅是东西方贸易的问题了，意大利舰队也参与了东方国家之间的贸易。根据1248年5月14日至31日代表船东与客户签订的150份合同的记载，马赛港的“圣埃斯普利”（Saint-Esprit）号船的载货记录，详细地描述了西方向东方出口的货物种类。其中有来自香槟、朗格多克、佛兰德斯、英格兰、巴塞尔（Basel）和阿维尼翁（Avignon）的大批量呢绒，有来自热那亚和卢卡的金丝、棉麻混纺的粗斜纹布匹、巴黎和德意志的亚麻，还有藏红花、锡、珊瑚、水银和毛皮等。因为到12世纪末，西方向东方出口服装已呈现出大宗贸易的特征。由于木材和铁可能用在武器上，原则上禁止出口到伊斯兰国家。意大利商人的产品销售证明了这一点。伊比利亚半岛在经营商品中增加了他们所生产的橄榄油、羊毛、水果、布匹和很多人类日常生活相关商品。因为基督徒在征服伊斯兰西班牙的活动中取得了进展，在“光复运动”的每个阶段都会将大量的奴隶投向市场，巴塞罗那和热那亚是主要的奴隶销售市场。

从东方运来的商品是传统香料、香水和染料，糖、亚麻、原棉、生丝和固定剂明矾［从12世纪60年代开始，福凯亚落入热那亚的扎卡里亚人（Zaccaria）手中之后］，还有一些丝绸、棉织品、亚麻布和织锦。新的变化是，农产品和原材料在东方出口品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意大利的大城市以及巴塞罗那和马赛，都经历了人口的强劲增长，但当地缺乏粮食供应来维持这一增长，这使他们不得不依赖撒丁岛、西西里岛和更远的东部粮食生产有节余的地区，尤其是在国内粮食歉收的时候。1156年，热那亚人与西西里国王签订了一项条约，以便获得西西里的谷物和棉花。他们和比萨人为控制撒丁岛的小麦种植地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撒丁岛还盛产皮革、奶酪和其他基本原材料。西方商人在东方积极寻找其家乡供应不足的有色金属。虽然在1000年左右，东西方之间的国际收支非常有利于东方，然而这种形势在逐渐变化。随着西方纺织品出口量增长并开始压制东方纺织工业，“近东”工业衰落。西部比东部更容易获得白银供应，因此很多白银在东部被用于支付，实际上是为了“平衡账目”。加泰罗尼亚、比萨和热那亚的商人也把目光投向了穿越撒哈拉沙漠到达马格里布港口的金沙。到13世纪中期，西方经营贸易的城市已经积累了足够的黄金，使得热那亚和佛罗伦萨在1252年开始打制他们自己的金币。

12和13世纪的地中海也经历了重要的人口迁徙。关于商人的情况上文已经提及了，尽管他们的活动通常只是季节性的，但也有一些人长期定居在“圣地”或利凡特的贸易中心。十字军国家的拉丁人占当地人口的15%至20%，可能有10万至14万人。朝圣者和十字军选择在耶路撒冷王国或叙利亚海岸定居，没有返回西方的计划。当然，他们都定居在城镇，但正如最近的研究显示，他们也定居在那些有大量东部基督徒人口的农村地区，但他们倾向于避开长期以来已经被伊斯兰化的地区。意大利移民定居在他们的原籍城市所建立的贸易中心，这是一种带有民族特征的移民，是意大利城邦从周边乡村或康塔多（contado）吸引人口的城市化进程（inurbamento）的又一个例子。威尼斯人系统地分割了克里特岛的拉丁殖民地，像威尼斯一样分为六个区（sestieri）。克里特岛总共有近3500名威尼斯人定居，与人口居多数的希腊人相比，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移民也影响了地中海西部的地区，在西西里岛，原定居的穆斯林减少了，12世纪和13世纪早期，从意大利北部迁来的大规模移民开始使西西里岛拉丁化；在西班牙，从穆斯林手中征服的地区，比如马略卡岛（1229年）和塞维利亚（1248年），被西班牙北部的基督徒和犹太人重新定居。

因此，西方对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殖民尽管在人口和经济上有重大意义，但是几乎没有文化上的影响。古典的和阿拉伯的知识遗产传播的主要地区是意大利南部和伊比利亚半岛，尤其是托莱多。在其他地区，谈论文化共存比谈论文化适应更有意义。基督徒和穆斯林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尽管他们在空间上彼此非常接近，但他们都视对方为与自己对立的异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