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年 12 月的某个场景，苏联远东第 1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上将捷连季・什特科夫正与另外两位苏联将军围坐在一起，就朝鲜第一次选举的细节展开讨论。推杯换盏之间，朝鲜未来的政治格局便被匆匆敲定。然而，这场攸关朝鲜命运的会议，竟无一名朝鲜人受邀参与。
彼时的朝鲜政治格局，与现今外界所认为的金家大权独揽大相径庭。金日成仅是朝鲜众多领导人之一，朝鲜内部存在四个派系相互制衡。
首当其冲的是以金日成为首的游击队派，该派成员大多出身抗联游击队，后并入苏联远东 88 旅。尽管人数不算众多，但占据的职位颇为险要，在朝鲜内部政局中起着主导作用。
紧接着是以金武亭、朴一禹、金枓奉、金雄等人为代表的延安派。延安派成员多为前中国共产党成员，其中金武亭是 20 名参加长征的朝鲜战士中，唯一活着抵达延安的；朴一禹更是担任过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并发言。此外，四野向朝鲜输送了大量中基层军官，使得当时朝鲜团营一级指挥官基本都是延安派成员。
与此同时，还有来自苏联的莫斯科派，以及来自朝鲜沦陷地区的南方派（国内派）。在这一轮选举中，莫斯科派和南方派获得了最多席位。
捷连季・什特科夫，作为苏联当时仅有的三位上将级政委之一，其导师安德烈・日丹诺夫是斯大林的继承人之一，长期主管苏联意识形态工作，什特科夫堪称苏联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大师级人物。金日成在朝鲜地位的稳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支持。什特科夫不仅设计并起草了朝鲜土地改革法，还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一同编撰了朝鲜 1948 年宪法，更下令逮捕朝鲜境内所有反动派，并将他们送往西伯利亚的战俘营。在朝鲜劳动党组建期间，他一手扶持金日成上位，同时安排莫斯科派的许嘉谊、朝鲜南方派的朴宪永担任副委员长，以制衡金日成。此外，鉴于游击队派（金日成派）人员素质相对较低，什特科夫大量启用莫斯科派和南方派的知识分子，使得朝鲜行政系统充满了苏联色彩。1948 年朝鲜建国后，什特科夫出任苏联驻朝鲜大使。当时，朝鲜领导人发表的重要讲话必须先在苏联大使馆预读并获得批准，更为重要的决定，甚至需得到苏联政治局的审议。就连 1948 年 2 月朝鲜军队正式成立时，是否组织阅兵，都要捷连季・什特科夫请示莫斯科方可定夺。
此时的金日成，处境着实憋屈。表面上，他是朝鲜劳动党的委员长，但军事系统被有着丰富军事经验的延安派掌控，行政系统又落入莫斯科派和南方派手中。在笔者看来，这或许正是金日成积极推动朝鲜战争的重要原因 —— 他急需一场战争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
遗憾的是，事与愿违。1949 年 9 月，苏共政治局否决了金日成提出的南下作战计划。苏共不愿因过度的民族主义热情，而陷入与当时世界唯一核大国美国的全面对抗。
然而，到了 1949 年底，局势发生了变化。8 月，苏联成功试验了第一枚核弹；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情报报告也证实，美国并不认为朝鲜对其战略利益至关重要。在这种新形势下，朝鲜战争的赌注看起来风险较小。
历史在此关键节点，捷连季・什特科夫大使犯下了一个重大错误。这位意识形态领域的老手，不知是出于对金日成的同情，还是想拿朝鲜赌一把，为自己的导师增添政治筹码，他前往莫斯科游说斯大林，劝其接受金日成的主张。
1950 年 4 月，金日成赶赴莫斯科，花费几周时间商讨作战计划。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向斯大林描绘了一幅美好蓝图：“进攻将迅速推进，战争将在三天内获胜，南方的游击运动已然壮大，预计会爆发大规模起义。” 他们宣称这场战争将是一场 “几乎没有代价” 的短暂胜利的闪电战，什特科夫甚至预测这场战争不会引发西方的介入。最终，斯大林被说服，苏联将军被派往平壤制定作战计划，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如期爆发。也正是通过这场战争，朝鲜迎来了那轮被喻为 “永不熄灭的太阳” 的深刻变革。
延安派的核心军事力量，主要源于四野移交的三个朝鲜族师，即 164 师、166 师以及 156 师，后分别改编为朝鲜人民军第五师、第六师和第七师。这三个师总计 3.7 万人，从师长到士兵，皆为四野的老底子，堪称朝鲜人民军的绝对主力，同时被委以朝鲜南下作战先锋的重任。
其中，164 师（人民军第五师）在师长李德山的率领下，先是在三八线击溃韩国第八师，又击退韩军第 3 师，一路将韩军逼至釜山防御圈。而 166 师（人民军第六师）在方虎山的带领下，从三八线一路打到釜山，战斗中击毙韩国陆军参谋总长蔡秉德，在洛东江战役中更是击退了美军第 24 师第 29 团、美军第 25 师第 27 团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名将沃克将军不禁称赞：“朝鲜第 6 师的机动是朝鲜战争迄今为止最好的机动作战。” 由此可见，朝鲜人民军前期展现出的超强战斗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四野的深厚底蕴，而非单纯人民军自身的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