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至沓来录

纷至沓来录

韩君健

我有一个习惯，家庭领导却认为那是我的一个毛病：每当刚认识一个人，我都会询问他（她）是哪里人，毕业于哪所大学。对于其籍贯他们都能从容回答；对于自己毕业的学校，有的直接道来，有的东躲西闪不愿直接说出校名。我猜测这种学校基本上知名度不大。还有的回避这个问题，干脆说我已经毕业了，目前在哪里工作。

在重庆某高校工作时，曾在重庆人才大厦参加过一次全国高校招生现场咨询会。我发现凡是在北大、清华、重大、西南大学等名校展台前咨询的年轻人大都气宇轩昂，自信满满；而在民办高校尤其是在民办职业技术学院展台前询问录取分数和开设专业的考生普遍缩手缩脚，信心不足。其实大可不必这样，能进名校当然好，这为将来就业奠定了基础；被不起眼的学校录取了也不要自卑，因为以后还有专升本和考研考博等门路。成才的途径已经多元化，只要足够努力，谁都可以有幸福的生活。

端午节。家庭领导煮了鸡蛋、大蒜和玉米穗做早饭，全家人一起吃。本来她还要蒸粽子，我说：免了吧！粽子没人稀罕。中国的传统节日很有人情味，春节吃肉，中秋节吃月饼，这个端午节照样可以是改善生活的由头。小时候每逢端午节，小伙伴们的早饭都可以狼吞虎咽一番，把鸡蛋和大蒜塞满了肠胃。一上午坐在教室里导致消化不良，憋不住连连放屁，互相能闻到对方身体散发“噗噗”的响声和弥漫的臭气。

屈原是不幸的，他身居高位，志向远大，却受到同僚的诬陷和皇帝的排斥，愤而投江；屈原又是幸运的，都死那么多年了，还被人民爱戴和纪念。这是包括秦始皇在内的许多顶级君王都享受不到的待遇。每个人的肉体终将归于尘土，但如果名声能流传下去，那就叫虽死犹生，是一种崇高的、也不易达到的境界。

十二年前，我就写过一篇一万两千多字的散文，探讨自古洎今人们说话的技巧和说话的得失，但自己活到了退休还是不会说话并为此苦恼不已。与说话对应的是沉默，沉默可以隐藏自己的思想，可以掩盖自己的无知，可以避免尴尬和分歧，还可以是无声的反对，也可以是不言不语的支持。这里面进退优裕，学问就大了。三年学会说话，一辈子学会闭嘴。这就对了！它是在告诫我们平时要尽量少说为佳，切记祸从口出。现在我习惯独处时一声不吭，这让家庭领导疑窦顿生：你平时老是废话连篇，怎么这几天成了哑巴？我就为自己辩解：我得学会深沉，不能老是那么浅白和轻浮。虽然做不到一言九鼎，但还是要谨言慎行。

进入六月份购买的第二本书是《文化人影记丛书·霍松林卷》。这是霍老的自传，叙述了他从少年到老年的生活足迹和学术追求。里面没有提到我的名字，但提到的孙明君、刘怀荣、陈桐生、张海沙等人我都熟悉。那时他们是霍老麾下的博士研究生，现在都在双一流大学成了博导，有的还当上了院长和系主任。当年霍老考入中央大学文学院，就学地方在重庆学点，抗战胜利后才迁徙南京。他当年的老师中大师成群：胡小石讲楚辞，陈匪石攻唐诗，卢冀野授元曲，吕淑湘纵论欧洲文艺，汪辟疆分析目录学。那些学富五车的文化大师不是今天一些披着教授外衣的能力平平的教师能比得了的。名师出高徒，果然不假。

我刚结婚时候还是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婚期里忽发奇想，给十位文化大师写了信，渴望得到他们的回信和照片。这里面有巴金、冰心、叶圣陶、钱钟书、叶君健、吴奚如等人。结果给我回信的只有一个半人：叶君健先生和吴奚如先生的儿子。吴奚如前辈已经在一年前因病逝世了，回信由他的儿子代替。

那时候没有电脑和手机，长途电话往往拨打不通，与全国各地的文朋诗友联络，只能靠书信进行。我每年都会邮寄出去大约四百封信件，也能收到同样数量的信件。有时一天能收到三四封来信，这让一些同事很是羡慕。有人羡慕就有人嫉妒，个别心理阴暗的同事就跑到宣传部领导那里告我的黑状：他每天写那么多信，哪里还有时间工作？这不是领着公家的工资不务正业嘛！其实写信也是一种学习和锻炼，它直接促进了我写作水平的提高。至今我还保存着唐弢、叶君健、刘道玉、周海婴、粱从诫、严绍璗、李肇星、陈漱渝等文化名人的一些信件。这些前辈有的已经逝世，有的垂垂老矣，那些手书成为珍贵的文物。

周六上午女儿女婿来家里看望我们老两口，带了不少水果，除了山竹、葡萄、荔枝、芒果，还有一盒桑椹。这些桑椹籽粒饱满，又红又甜，我吃得满嘴满手都是汁液。

好多年都没吃过桑椹了。多年前故乡房庄西河岸边的滩涂有几亩桑林，是邻村后王庄的树木。我去小集中学上学的时候常路过那里，麦子黄穗时桑椹先熟，我会趁傍晚偷偷溜进桑椹林，拽着大串大串的桑椹吃得嘴歪肚圆。桑椹树全身是宝：桑叶可以喂蚕，桑树皮是中成药，桑椹杆略加编排，就能长成叉的模样，它像“山”字形状，名唤桑叉，是农民收麦打麦离不开的劳动工具。现在农村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桑叉就被淘汰了，估计今天五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不会见过桑叉和桑椹树了。据说孔子之所以那么有学问，就是因为他的母亲当初怀上他时是与他的父亲在桑树林里玉成的好事，那叫野合。这种习俗在我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中还保留着。河南个别地方有在新婚夫妻床上铺展桑叶的习俗。只是现在家家户户的院落和房前屋后都不栽柳树和桑树了，因为忌讳“留丧”，那种叶子不好找了。

真理再往前多跨一步就会变得荒诞不经。此话不假。

刚建政时，政府把占全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划分了好几种成份：一无所有的是贫农，自食其力的是中农，自己劳动也雇人劳动、生活略有盈余的是富农，自己清闲、把土地让人耕种和分成的是地主。从我记事起，同学中地主富农的孙子孙女在和我们一样忍受贫困生活的同时还遭受政治歧视，他们不能入少先队，不能入团；至于成年后入党、当兵、招工和推荐上大学等，更没他们的份。中农还分为三等：上中农、中农和下中农。下中农靠近贫农是好成份，故有“贫下中农”一说。可我那时小，不懂个中厉害，总觉得下中农不好听，填表时老自作主张填写成上中农，为此没少受家长的训斥。因为上中农靠近富农，是警惕和限制对象。粉碎四人帮后，邓老和胡耀邦同志拨乱反正，摘掉了当初富裕农民头上的那些紧箍咒，让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变成了合法公民。天没有塌，地没有陷，时代却风光霁月了。大家和谐相处，社会更安定更祥和了。这说明成份划分当初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将其推向极端，就走向了野蛮和荒谬。其他事也是，就像包二奶的贪官污吏有违法律和公序良俗，但不等于光棍汉和穷光蛋就有更高精神境界的道理一样。

在重庆工作的时候我曾与几个文友开玩笑：我们也算生不逢时啊！要是早出生一二百年跟上科举考试，凭借我们的文笔考上个县官升堂料理公事应该问题不大。因为那时候不考数学，更不考外语，出一篇作文标题和关键词，限定一个大致范围，我们根据圣人著述，狗尾续貂，洋洋洒洒，尽情发挥就成。

其实开玩笑说生不逢时是假，生逢其时才是真。今天随着国家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高等教育事业突飞猛进，近年来大学和职业技术学院每年的招生总量都在一千万人以上，基本能涵盖所有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创举。当然，甘蔗没有两头甜，因为大学生多了，天之骄子的桂冠就掉落下来了，就业也变得困难了。但只要足够优秀，只要锲而不舍，将来找到工作，成家立业，还是有许多机会的。不要盲目指责高考，它即使不是十全十美的，也是较全较美的。因为它以分数高低录取学生，公开性和公正性有目共睹，不容亵渎。

2024年4 月中旬，女儿去国家卫健委参加一个医学会议，把我也带上到北京玩了几天。女儿知道我因病有两年都一直蛰居在家，没出过远门了。会议间隙我们去西单图书大厦买了几本书。可能受电子产品的影响，这家中国最大的图书大楼也不再像当年一样顾客盈门，熙熙攘攘。女儿说：爸爸，您还记得吗？十几年前您就带我来过这里。当时在三楼我们看到前边一个阿姨推着一辆小货车，车上装了她挑选好的十几本书，有《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茅盾文集》《郭沫若文集》等。那个阿姨无论是服装还是模样都非常美。我猜测她可能是北大的教师，也可能是中央国家机关的干部，反正不像一般的工人和农民。我就想，我长大了也要争取成为像那个阿姨那样的人，富有学问，还气质优雅。

进入2024年6月我网购的第一本书是河南著名作家周熠先生创作出版的散文集《红尘草色》。之前我还看过他的散文集《水之湄》和《周熠散文自选集》。我与周熠先生有过文字之交，那是2007春天我拜读了他的散文自选集后，感触颇多，就往他的供职单位《南阳日报》社写了一封信谈论浅见。周熠先生回信说：很高兴能遇到像你这样忠实的读者，只是让你花钱买书我于心不安。遗憾的是我目前患了重病在医院治疗，否则就可以赠送给你几本其他拙著。

这本《红尘草色》在2006年6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他签名赠送给河南另外一位著名作家张一弓的，却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把它折腾到北京的网上书店里出售了并且让我幸运捡漏。遗憾的是这本书出版的第二年，周先生在医院不堪疾病的折磨，断然跳楼自我了断，结局挺不幸的。在中原中小城市，纯粹的文人能擢升到县处级，肯定都有些本事。周熠先生如果不是遭遇意外，应该有一个安康的晚年。莫非真有天妒英才一说？一两年前，我也大病一场，只是我还活着，活着就不能只当酒囊饭袋，就得学习，就得思考，就得留下雪泥鸿爪。而拜读周熠先生的文字，对我的灵魂是最好的洗濯。

在学习上应该保持这么一种觉悟：

一、学习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二、学习永远不能满足和停止。

有的书不喜欢看或看不懂完全可以扔到一边，而有的书表面枯燥其实里面蕴藏着人生难得的智慧和奥秘，如果顽强而勤奋地攻克它，那种红利一辈子都吃不完。像李衍华先生主编，北大出版社出版的《逻辑·语法·修辞》这本书，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乃至文学作者、文史工作者、传媒编辑、新闻记者等都应该好好咀嚼一番。一些文友摆弄文字毛病频出，甚至写了一辈子文字却连结构助词“的、地、得”和常用标点符号都不能正确使用，原因就是专业知识体系不够完善，理论素养过于薄弱使然。

在贵州某高校工作时，我们几名教授曾为黔北一家号称“中国第一酒企”的白酒集团招聘员工出题和判分。我们被安排在遵义市政府附近的一家高档宾馆里，暂时被白酒集团纪检委的同志没收了手机。吃饭和睡觉都有人陪伴，甚至去卫生间脱下裤子哗哗啦啦小便也有人站在旁边歪着头监视。

汉语言文学和政治历史综合试卷我出题比较多，改卷也比较多。每天工作都在十几个小时。我知道我的笔尖连接着几百个大学毕业生现在作为应聘者的命运，判分格外慎重，有时会为一个名词解释到底给三分还是二分，为一个论述题究竟给十五分还是十二分，反复斟酌，颇费思量。一个考生在写作题里记叙了他上大学的不容易：父亲早逝，母亲多病，家庭贫困。他入学时是母亲卖了一头母猪和家里的两千多斤稻谷与高粱才凑够了学费。大学四年他几乎没吃饱过饭，但学习成绩门门优良。不知不觉，我鼻子发酸，泪水温泉般流淌下来。我给他的作文打了满分，也是唯一的满分。后来尽管我不知道究竟有谁被录用了，目前在那家企业领着二十万元较高的年薪，但我凭良知工作了。我问心无愧。

我和家庭领导两边共有八九个兄弟姐妹，在我们兄弟姐妹几乎都做了爷爷奶奶或外爷外婆的今天，我们的大家庭已经发展到五十多口人。大家庭中几乎每隔两年都有孩子参加高考，前年是大姐与大姐夫家的孙女婉钰参加高考并顺利考取了信阳的一所大学；去年是兄弟和弟媳的女儿斐帆参加高考，考取了漯河一所老牌子的医专。家庭微信群里有不少我们这些长辈那时给她的留言，都是鼓励她神勇发挥，金榜题名。结合我自己当年作为学生参加考试和后来当高校教师出题判分的经验，我告诫斐帆：进入考场，接过试卷，不要慌忙。第一步，先从头到尾看一遍题；第二步，写全个人信息；第三步，不用按照顺序做题，可以挑拣熟悉的、分值较高的考题先答。尤其是对于简答题和论述题，懂的遵照答案做，不懂的凭借感觉做，不要形成空白。洋洋洒洒多写一些，只要粘点边，改卷子的老师都会动恻隐之心，多少给点分。要知道关键时候一分之差就能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北大某位校长说，假如我们下降一分录取学生，全国多出来的考生就能把北大校园站满。这话不是吹嘘，是实际情况。

我心目中的好大学应该是这样的：学生中俊杰多，教师中名家多，领导中人才多。进校门能够学到真才实学，出校门能够大显身手。

如果没有至少五十年的文化积淀，任何一所大学自称的一流学府都是一厢情愿，甚至是痴心妄想。因为钱不是万能钥匙，它当然可以盖起高门，建成宫殿，种植名贵檞林，美化湖岸琲径，却引进不来与制造不出像北大和武大那种特有的文化气氛。这需要历史的沉淀，精神的皦绕，智慧的琢磨和风尚的积厝。不是靠口吐狂言或弄虚作假就能一蹴而就的景愿。

我不是菜农，却每天都得吃菜。这样隔几日就得和领导一起去菜市场买菜。菜市场商品真叫丰富，大蒜、姜、洋葱、韭菜、菠菜、番茄、黄瓜、萝卜、辣椒、豆芽、豆角等，应有尽有。家乡鲁县东南有个张良镇，张良镇种植和出售好姜，名字叫良姜，据说那是中国最好的姜。姜丝缜密，味道鲜美。鲁县人往郑州和北京送礼，常拿它当礼品之一。大蒜现在五元一斤，最贵时卖过十元一斤，由此衍生一个新词：蒜你狠。

天志希是一名跨国美女，原籍河北衡水，现为韩国归化女乒队员。她把参加乒乓球比赛当成一种乐趣，赢了当然高兴，输了也毫不沮丧。她和国乒冠军孙颖莎是燕赵老乡，两者私人关系也不错。她和孙颖莎比赛时从没赢过，但她的态度是坦荡而诚恳的，她说：和孙颖莎打球不用特意准备什么，因为准备也没用。从来没想到自己能胜，只想从她那里多捞几分就成。她被孙颖莎打过一比十一，二比十一，但毕竟没被剃光头。每获得一分她都会愉快地微笑甚至孩子般天真地挥手庆贺。她参加重庆世乒大赛之余接受记者采访时，还夸奖重庆市容市貌美丽，饮食可口，还是抗战时的陪都，重庆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重要贡献。这就好，说明她的爱国情怀和历史知识并没有随着国籍的改变而淡漠淡忘。

我们可以不喜欢祖国的某个地方，但必须得爱国，这是每一个中国公民的起码觉悟。我们不能连加入了韩国国籍的田志希的觉悟都不如。

广西和湖南等地都出现了高考达人。他们抱定一所著名大学，譬如清华、北大或川大、武大，非它不上。其实他们已经考上了其他不错的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但总是放弃，总是复读。这种顽强进取的精神当然可贵，只是觉得这种方法不可取，你拒绝报到或刚入学就退学，意味着浪费了一个宝贵的录取名额，挤占了另外一个应届生的录取机会。其实完全可以变通一下策略：愉快入学，等读完本科，到了研究生阶段再争取考进心仪的大学。因为考研和考博的难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否则，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即使考进了北大清华，毕业后已经是年过不惑的人了，企图在职场纵横已经没有什么年龄优势可言。何苦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