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理想从来不缺，但学术时间总是稀缺。
这或许是当下高校教师最普遍的困境：我们以“学者”自居，却又不得不在申报项目、报销经费、应付教学和会议之间疲于奔命……
讽刺的是，学者一方面在学院光环的加持下，大骂这个社会充斥着大量“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另一方面羞于承认，其实自己早就被关押在学院里，从事着数不胜数的“狗屁工作”。
所以，没有时间做学术，已经成为大学老师常态。台湾大学社会学教授蓝佩嘉老师，勇于揭露这一点。她在下面这篇文章中，从项目申报、经费报销、教学负担、学术会议等各个方面对学界的“时间贫穷”现象提出严厉的批评。
*蓝佩嘉老师 图源GOOGLE
学术是理想的，但学院是现实的。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是否只能妥协？青年教师该如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女性学者是否面临更复杂的结构性挑战……4月20日（周日）我们大缸博研社邀请到清华大学的严飞老师、浙江大学的郦菁老师，两位名校博导同台对话，和青年学生聊聊学术成长经验！感兴趣可以点击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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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蓝佩嘉老师的原文摘录，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本文转载自《人文与社会科学简讯》24卷3期，对原文略有删改。
[...]我不想再写一篇生涯攻略或时间管理指南，因为这些问题不只涉及个人，实反映出社群的系统性问题。我在台湾学界工作转眼已经二十年，容我根据个人观察与同侪分享，来谈谈一个阻碍台湾学术发展的关键因素：台湾学者的“时间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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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跟同僚聊天时提到某个研究议题，对方说：“啊，我曾经做过这个研究，但都没时间写出来。”或“我收集了很多资料都放在那里，后来又要做新的计划，没办法。”这实在很可惜，研究成果若未能发表出版，几乎乏人问津，也白费研究精力与资源。为什么许多台湾学者做了研究却没时间发表？甚至，写计划书的时间多过写论文的时间？这样的“时间贫穷”反映出什么系统性问题？有什么可能建议与解决方法？
疲于申请项目
我在美国认识的社科学者，大部分人的研究程序类似这样：因为研究经费很难申请，学校先辅助一个小额经费以撰写研究计划、进行pilot study（试点研究），然后去校外申请，拿到经费执行三到五年。之后在校内或校外申请小型写作辅助，完成一本专书或系列论文。
“台科会”研究计划通过率大约五成，比起我比较了解的美国、香港（三成或更低），通过率算高，但许多辅助计划规模小（如单年期），申请人因而倾向“小而美”的选题策略。这不仅会造成研究议题零碎化、阻碍学术深化，也让研究者疲于申请，单年度计划还没执行半年，就要匆忙撰写新计划书（俗称“年底作文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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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议应以多年期计划为原则、两年为尺度基本起跳（新进人员计划可不在此限）。如果是不需收集资料的小型计划（如分析既有调查库、文本分析），可用系列方式合并申请。此外，为了增加写作时间，两年期计划或可在计划结束前，透过评估研究成果，延长一年小额辅助（如仅辅助不需核销的主持人费），让大家有更充裕的时间完成分析与写作。同时，台科会也宜强化研究成果出版的问责（accountability）。过去在计划审查时曾有一个五年内执行“台科会”计划出版成果的表格，现已移除，仅以“十年内代表著作”进行评估。建议增加“曾执行“台科会”计划出版成果”表格，以较长的时间轴来评估计划执行成果。
项目经费错置
坦白说，许多台湾教授年年要申请“台科会”计划是因为薪水偏低，计划主持费成为很有吸引力的诱因。经济学家许文泰曾撰文指出台湾研究经费的“资源错置”，包括侧重辅助研究经费，薪资制度却缺乏弹性（近年来略有改善），以及辅助集中人事费，尤其是不见得有充分效益的专任助理。理工科实验室的状况可能不同，社科人文研究能外包给助理的其实很有限，真正需要的是教学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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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科会”研究经费使用范围未包括buy out教学——这个在国外相当常见的安排，容许学者在特别需要集中心力研究的学期，用研究经费聘任兼任老师以减免部分教学。不过，台湾的兼任教师给付目前很不合理，若能有台科会资源挹注，也可增加调整的契机。
项目申请多执行少
在台湾，“台科会”提供绝大多数研究经费来源，但单位委托计划也不少，近年来教育等有关部门也辅助了实践取向的大学社会责任（USR）计划与地方创生计划。手头上有两三个计划的学者其实不在少数，就算未必申请得到，许多人也疲于奔命计划书，或抱怨其中评鉴、期末结案繁复耗时。
有人会说：这些学者的“时间贫穷”是自我衍生痛苦（self-inflicted pain）吧？但从结构角度来看，很多申请人也有个人以外的压力，如需要经费来养研究生、校或院级给压力不得不参加比赛、人情邀请参加整合型计划难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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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议“烟花式”的特殊主题计划不宜太多。如果要有，请给大家充分时间准备（至少半年），最好能先辅助规划与整合的前导工作。目前常见状况是：尽管是多年期大型计划，征求计划公告到申请截止可能就两三个月。有些单位的审查与预算核准的时间拖得很长，等到经费下来已经过了大半年。
建议计划的申请与审查程序可以尽量简化，让大家把更多时间用在执行上。例如，如果大学社会责任（USR）很重要，研究生人力培育、国际交流应被视为学术基础建设，是否就直接编列在高校深耕预算内，可以根据前一年执行成果来作为评估与分配经费的基础，比大家对未来作文更实际与准确。
教学负担太重
台湾学期长度依法为18周。美国学期semester制12周、英国学期11-12周、澳洲、加拿大长一点的学校14周，其中包括一周温书假（reading week）。所以台湾教授一学期约多教5-8周。我们错误地假定，学期越长、学习质量越佳，但实际上，漫长学期造成师生双方后继无力。最近包括台大在内的一些大学已经尝试调整为16周，希望这个趋势可以扩大到各校施行。然而尽管教学在6月初结束，包括研究生论文口试、校内会议都还会拖到7月下旬。对于教学时数高的学者来说，学期长对研究影响更大，要利用寒暑假进行移地研究或密集写作业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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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报销太难、会议太多……
台湾学者的时间贫穷，还源自各式因素造成的高昂行政时间成本。由于台湾会计程序多以防弊而非兴利为原则，公务报账手续相当琐碎，加上多数学者没有稳定行政人员协助报账，多聘用流动频繁、缺乏行政经验的年轻研究助理。一笔账来回被退几次是常态、而非例外，浪费的不仅是个别学者与助理的时间，也耗去了整个社会可用于研究创新的能量。在三级警戒期间，报账程序有所放宽，可惜昙花一现，之后又回复繁琐日常。
另一个值得改进程序是伦理审查（IRB/REC）。尽管大家都同意伦理是一个重要议题，但近年来把伦理审查制度化、单位化，似乎造成了一个组织社会学的经典困境：由于组织需要合理化自身资源与运作，倾向于将程序变得徒具形式，审查人拿了审查费就得尽职地吹毛求疵挑出几个小毛病。申请程序及审查方式建议主管机关可以更具效能与效率的方式进行，尤其是不涉及人体或高风险群体的人类研究计划。台科会对伦审虽无督导权责，但辅助涉及人体研究及人类研究计划时要求送审。我个人的建议是，人文处可考虑将伦理初审整合在计划审查程序中，同领域与方法专长的学者应为更合适的审查者（目前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多以生物医学为主），若符合“免除审查”或“仅具微小风险”者可免送外部IRB审查。符合上述条件的多年期计划若内容没有更动，实也无逐年送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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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台湾学者的校内会议太多、口试太多。疫情期间，许多会议都改为线上，大家发现其实效果几无差别，但疫情缓和后多恢复为实体。台湾的硕士论文计划书也要正式口试，这恐怕也是世界上少见，许多学校除非特殊情况也不容许线上口试。实体出席的交通时间对外县市学者负担更大，建议学校与主管机关尽量减少会议、优先线上举行。
最后，招生也是台湾学者很繁重的行政工作，私校更有沉重招生压力。国外大学多有独立的招生办公室来负责大学招生，但我们是由系来承担招生工作。博硕士生与各种外籍生的招生程序都分开、分批进行，实有整合程序必要。
个人的生存策略
以上指出五个系统性问题，我也了解制度改革需要时间、难以速成，那么，在既有体制中个人可以采取怎样的生存策略？我有几个建议供年轻学者参考：首先，我建议研究计划书尽可能规划多年期或有延续性，避免太过零碎的困境，提早开始准备新研究计划，如通过教学来进行文献回顾与综合思考。
其次，我诚心建议手头上不要有太多计划，计划带来的资源需要花更多时间在行政及管理上，势必挤压研究与写作的时间，也更难达成职家平衡。如果先前研究计划累积了很多资料，可以停一下专心写作，以免资料变得太旧不易发表，或是因为出版成果不彰造成未来计划申请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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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繁忙日常中我们需要一些划界策略，例如，试着保留一天中最有生产力的时间给自己（一小时也好），进行写作或阅读；安排教课、开会或口试行程时，尽可能保留一块你可以专心致志研究的时间（半天也行），然后，躲在没人打扰你的地方，把脸书跟email关起来。
推文内容来自“社会学理论大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