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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蒋介石的心情还来不及从史迪威擅离战场的打击中平复过来，紧接着又遭受新一轮打击（5月10日)。
这就是美国军方指控罗卓英抛弃部队只身逃往保山。蒋介石闻讯后立即请求美国军部协助调查真相。不久之后，事实证明罗卓英不但没有潜逃，而且他谨遵蒋介石命令试图前往密支纳，而史迪威却因违反命令走了方向相反的路线，并因此和罗卓英失去联络。到了5月16日，罗卓英送来报告显示，他仍旧掌控在缅甸境内的部队。而史迪威早已离开战场多时了。
1、谁在逃跑？
美国军方指控罗卓英临阵脱逃一事，是中美军事领袖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一个向华盛顿检举罗卓英临阵脱逃的消息正是来自史迪威本人，但是当蒋介石在重庆当面询问史迪威时，史迪威却矢口否认他与此事有任何关联。当然到了这个时候，即便是美国人也已经得知，罗卓英留在战场的时间远远超过史迪威。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军方（史迪威）如此急切而轻率地指责罗卓英临阵潜逃？在中美双方的档案中都找不到答案。但是一个可能的动机是史迪威需要把自己的潜逃打扮成合情合理，或是迫不得已。因为既然中方最高将领已经率先潜逃，导致指挥系统瓦解，那么史迪威也就别无选择，只好离开职守了。只是这个托词不久就被事实所拆穿。
打从缅甸战争一开始，蒋介石的盘算就不仅是达成军事目标而已。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失败，对于蒋介石而言已经是一碗难以下咽的苦药。但是更让他感到痛苦不堪的是，美国军官居然在此时还要散布谣言，指控中国军人临阵脱逃。
而在事实证明指控失实时，却没有一位美国官员出面承认错误或表示遗憾。这项指控对于中国来说，是对国家荣誉的重大打击，但是几乎很少美国人对美国造成的伤害表示过在意。这个事件也不免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嘲讽。
史迪威作为战地司令官，理直气壮地违反上级命令私自出逃，倒反过来同样理直气壮地指控副司令官（罗卓英)临阵潜逃。这种双重标准已经足以令人瞠目。等到事实证明指控错误时，又把责任推脱得一干二净。难怪蒋介石为之怨愤不已。
史迪威长途跋涉步行到达印度一事，早已被传记家们当成一项壮举来津津乐道。
根据史迪威本人陈述，一旦他认为无法指挥战事时，第一个念头就是主动脱离中国军队，带领自己属下的美国人及早远离是非之地。史迪威的这股心思在他5月3日的手记中已经露出端倪。
他写道：
“明显地，我们现在已经无可作为了。史比尔正在带着他的人员离开。杜聿明已经随心所欲。罗卓英管不住他了。林蔚无所事事。（在这种情形下)又何必让美国人留在水深火热之中呢？我准备把他们带到孟拱去。”
虽然不过几个星期前，史迪威才全力从蒋介石手中争取到对这些军队的指挥权，但是他此时的心情是弃之如敝屣，要赶快带着美国人脱离战场。
当史迪威拟定撤退计划时，他头脑保持高度清醒，打定主意要刻意避开主要道路。依据他正确的判断，公路和铁路一定早已阻塞不通，所以他选择了一条常人少用的僻径（因为他得到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向导)，这让他安然躲开了有如潮涌般的难民群和溃退的中国士兵。由于史迪威担心自己的粮食可能短缺，所以他一定要努力去避开其他饥饿的中国军队。
因此，史迪威此时最大的关心，不是在混乱中去找回他的部下，和他们重建指挥关系，而是避之唯恐不及，躲开他们愈远愈好。史迪威自己的话大概最能说明，为什么像他这么一位统御10万大军的司令官，竟然可以和自己手下所有各阶层的指挥系统完全失去联系，使他部下的官兵找不到他，而最后却和一群非战斗人员共同逃脱。
史迪威在5月5日写了一段话，生动形容他是如何努力甩开其他中国指挥官们。
他写道：
“我们在天黑后开始出发，一直走到晚上11点钟。最后在Banmauk以外14公里处扎营。一我相信我们终于冲到人潮的前端了。杜聿明的人员和他们两吨半卡车还落在后面。谢天谢地。”
他在5月6日的日记再次写道：
“我们脱离了难民们走的大路，我们赶在中国人群的前面。如果我们继续努力，我们一定可以脱险。”史迪威选择的最佳方法是“赶在中国人的前面”，不被他们连累，以便自己的小队伍安全撤往印度。
2、逃跑还是旅行？
但是史迪威的记述不免启人疑窦：战场上的混乱到底是因为中国军队失去纪律，以致使指挥官无法行使控制权；还是因为总司令失踪，并且蓄意避免与部队建立接触所导致？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即使在史迪威失踪之后，许多部队指挥官还是有方法和重庆保持联络，请示重庆政府应该怎么做，并且接到重庆的回复。而史迪威却早已决定扔掉发报机，主动切断与任何外界(包括重庆和中国远征军各单位)联络的可能性。
这个事实表示，在史迪威脱离战场后的两周中，中国军队还在继续战斗。而也是在5月18日那一天，史迪威安全抵达印度。他安全抵达的时间，比他的任何中国部属都要早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
史迪威的长途跋涉不久变成一个传奇故事。具体地说，他带领着大约100名同行者（26个美国人、13个英国人、16个中国人和一群缅甸护士)，越过原始丛林，涉水登山，最后抵达印度的印普哈(5月20日)，立即被当成英雄，受到热烈欢迎。毋庸置疑，史迪威在脱险过程中的确承受了某种程度的颠簸。
根据史迪威所述，他和同伴从来不缺乏粮食，也没有遭遇到过一个日本兵，更没有一个人遭受敌人炮火惊吓，更不必说负伤了。正好相反，他们沿途能够在村庄里留宿，安稳入睡，有水洗澡，可以喝茶，不时还可以在河中游泳，有悠闲心情去欣赏沿途风景，甚至不时受到村庄领导人的丰盛款待。一路上，无论他们乘车、步行，或是乘竹筏，每人都可以携带行李（有时甚至大件行李），而且不需要自己背负，因为在不同路段有吉普车、挑夫、竹筏，或是骡马代劳。
5月14日，史迪威一行与远道闻讯前来迎接的英国官员相遇。英国方面带来食物、医师、马匹和各式物品。此后几天他们不断接受土著欢宴，大家尽情大吃大喝。美国陆军的官方历史家更发挥想象力，把史迪威等人的行程描述得具有浪漫文学情调。
5月18日，史迪威一行总共走了140英里路程之后，终于抵达安全地点。除了少数几天赶路之外，他们平均每天走不到10英里。总的来说，史迪威等人略感吃力的行军时间，不过是最初10天(5月5~13日)急于摆脱中国军队的日子而已，后面5天就毫无艰苦可言了。
由于他们从来没有遭遇过敌人的攻击，因此史迪威整个行程的辛苦程度，大概相当于一个喜爱健身的人，作一趟安排得当而又略感吃力的户外运动而已。
行程结束时，他们的伤病记录是：
4个人住进医院，6个人脚痛或腹泻，另外有几个人皮肤起水泡，腿部发炎，或有疑似黄疸病，当然有不少人体重减轻了几磅。对于这个百来人的小团队而言，史迪威把他们带出险境，安然无恙地重获安全，其领导才能可谓无懈可击。但是对于遗留在战场的10万中国大军而言，就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
值得注意的是，史迪威本人倒是比他的神话制造者显得更务实。他说：“我们的确有一个颇不寻常的旅程。然而就像以往一样，慢慢地会被夸张得不得了，最后都让人认不出来了。”
后来的发展果然被他言中。
假如史迪威在途中曾经一度担心世人会要他负缅甸战败责任的话，他在5月20日那天就完全安心了。因为在这一天，他接到了马歇尔欢迎他脱险归来的热情电报。几天之后（5月26日)他又接到史汀生同样语气的电报。很明显的，军部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知道他并未把缅甸失败归罪于史迪威，大大松了一口气，所以选择在史迪威安抵印度的时候致电祝贺。军部这几通电文大大增加了史迪威对自己的信心，即缅甸战争失败完全是别人的过错，在华盛顿顶头上司的眼中，他竟然还是成绩辉煌。
史迪威的经历不禁让人想起稍早前，另外一位美国将军出奔的遭遇。1942年初，美国在菲律宾的防务显然无法抵抗日军进攻，此时麦克阿瑟将军仍旧在尽一切努力加强岛上防务，并且拒绝离开。即使美国总统在2月22日以后三番两次命令他撤离菲律宾，他仍然逗留了长达17天之久，最后才不得不服从命令，乘坐快艇离开菲律宾前往澳洲(1942年3月18日)。然而在离开之前，他仍然委派魏莱特将军代行统帅职务，而后者也继续对强大的敌军进行抵抗，直至一个半月后，在5月6日战败投降，沦为日军俘虏。
碰巧的是，这一天正是史迪威急急忙忙丢下自己部队的日子。跟随史迪威入缅作战的美国军官们也仿效主帅的例子，逃得一干二净。相对地，面对着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魏莱特将军坚决拒绝抛弃自己的部下离去，以致他和大批美国军官以及菲律宾土兵同时成为战俘，历尽千辛万苦，直到日本战败才得到迟来的安慰。这个对比难免令人产生无尽的感叹。
3、谁的责任？
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何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变得如此恶劣？答案在于他们两人对第一次缅甸战争的评估截然不同。史迪威与蒋介石几乎同时开始各自思考战争何以失败，以及谁应该负责任的问题。
史迪威刚逃离战场没几天（5月10日)，就已经迫不及待地作出关于第一次缅甸战役的结论了。后来他又命令部属起草了一份较长的正式文件，这使他更细致地整理自己的思路，提供了一个更详尽的作战日志，但是他的结论和基调完全没有改变。
这个文件最大的目的是把战败责任归诸他人身上，简言之，史迪威认为战争失败完全出于他人过错，与他无关。更有进者，史迪威的分析，为他往后在中国服务期间对美国政府的进言定了一个调子。
但是，史迪威在华盛顿的上司们，并没有兴致去关注这些看似枝节问题。相反地，他们给予史迪威完全而毫无保留的支持。即使在战场局势已经对中国不利时，马歇尔在4月18日还是写信转达史汀生部长对史迪威最高的赞美，称许他在最艰苦条件下发挥了智慧、韧性和战斗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4月16日，当缅甸前线情况依然相当稳定时，史迪威送呈了一份报告书给蒋介石，建议中国派送10万官兵前往印度，接受美国人的整装和训练，以便日后作为光复缅甸之用。此时，蒋介石在心理上似乎已经作好准备，接受缅甸败局在所难免，可是他对中国官兵在战场上的命运并不感到特别忧虑，因为他对史迪威依然满怀信心，相信他必定会作出妥善安排。这种信心也说明他为什么当即批准了有关10万官兵的训练计划，并由史迪威主持。
在此同时，宋子文在5月4日会晤霍普金斯时，也依旧继续称赞史迪威的眼光正确，因为他能够看出中国士兵的作战潜能而予以信任。宋子文除了通知霍普金斯说，蒋介石已经批推把一支中国军队送到印度接受训练之外，同时指出中国唯一条件是，这些军队将来不得被英国人用来保卫印度。
总而言之，中国人此时所持的态度是，他们依然信任史迪威有能力处理缅甸战局，也依然愿意委以重任由他负责训练中国派赴印度的新军。
然而就在中国政府对史迪威表示信赖的同时(5月初)，美国军部其实已经从史迪威那里，直接得知缅甸战局难以收拾的坏消息，因而急于想知道蒋介石在此战败关键时刻，对史迪威的态度有否改变。
与此同时，白宫也同样担心，并由居里在5月5日发电报探听蒋介石口风。宋美龄在5月6日另外致电居里：
“蒋介石对史迪威非常重视，其他的中国将领也持同样看法。缅甸战争失败的责任在于英国人。他们在战前既无准备，战争期间又不能有效作战。”
事实上，即使在战败之初，中国政府仍感觉乐观，以为国军在后退过程中仍可避免重大伤亡。等到5月中旬，当实情开始零碎地传到重庆时，蒋介石才开始意识到，原来缅甸战场正在演变成为一个大灾难，而史迪威应该负担的责任也相对增加。
5月14日，蒋介石接到杜聿明报告，得知第五军正在野人山区作战，力图找一条返回中国之路，蒋介石开始认为史迪威是一个没有勇气、没有判断力，又没有责任心的军人。但是蒋介石仍然责怪自己犯了知人不明的大错，误信了史迪威。他同时也把战败的责任部分归罪于两个盟邦未能履行诺言。讽刺的是，即使到了5月18日，蒋介石还在怀抱一丝希望，以为能说服史迪威把中国军队带回中国本土。
殊不知史迪威此时已安然抵达印度了。
根据中国资料显示，缅甸战争的伤亡至少是3万名战斗力最强的中国士兵，或许数字远高于此。对于某些部队而言，退却的行动一直持续到7月底才结束。
也就是在这3个月的溃败中，它们的损失超过先前两个月战斗时期的两倍，国军号称精锐拥有的现代化装备几乎损失殆尽。
最后，第五军第二○○师和第九十六师及第六军的残余，都历尽千辛万苦之后回到中国。同时，第五军第二十二师和第六军第三十八师全部，以及第六军第二十八师部分则抵达印度。
要想了解蒋介石为什么对史迪威未经允许擅自逃向印度一事，如此难抑愤怒，我们必须先回顾当时的背景。一方面，中英关系已经高度紧张；另一方面，蒋介石又不得不依赖史迪威来保护中国的利益，以免受到英国伤害。
由于史迪威完全明白蒋介石对英国人的不信任，因此他更应该知道擅自把中国军队送进印度，其结果只能把蒋介石推进一个极为难堪的局面。它不但让蒋介石不敢对英国在缅甸战场的劣迹畅意批评，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低声下气恳求英国人高抬贵手，收容战败的中国军队并提供食物。蒋介石最担心的是，英国人可能对从缅甸撤退的中国士兵予以侮辱，勒令他们缴械。
此时发生的另外一些事件，也是火上浇油，增加了蒋介石对史迪威、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反感。比如说，美国飞机5月9日飞密支纳撤出了4000余人，但大部分都是英国人，中国需要撤退的人员并没有得到同等待遇。
丘吉尔更是在中国伤口撒了一把盐。中国士兵才刚刚承受了大量伤亡和冒着极大危险，把几千英军从仁安羌救出，但是5月10日丘吉尔演说时，只是极力称赞美国和苏联对战争的贡献，而对中国则绝口不提。
4、蒋介石对史迪威的劝导
1942年6月4日，蒋介石终于有机会亲耳听到史迪威的报告。由于史迪威是中国军方第一个回到重庆的高级指挥官（其他的指挥官仍陷于战争或撤退中)，而大部分中国军队的命运还处于模糊状态中，因此蒋介石只能听取史迪威的一面之词。
史迪威在赞扬了中国士兵的勇敢和下级军官的优良素质之后，集中火力严厉批评高级军官懦弱、做生意、粗心大意、领导无方和因循苟且。他抱怨中国指挥官躲在后方，不了解前线实情，也抱怨英国在缅甸的武装部队可能有7万人之多，却只将其中一小部分投入战场。
讽刺的是，当蒋介石要史迪威针对缅甸失败指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时，他的答案却是同盟国缺乏空军，因此地面部队闭着眼睛和敌人作战将近两个月之久。
然而6月初，无论蒋介石对史迪威的不满程度有多深，他还是被一个同情心因素所影响。原因是6月4日首度重晤史迪威时，史迪威比他们上次会晤时瘦了20多磅，并且正在严重腹泻。不久之后，史迪威又被诊断为患有黄疸病，并被迫卧床2~3周。因此一直要等到6月15日才再度见面。虽然史迪威的黄疸病可能是在2月间，不小心被美国军医施用的药物感染所致，但是蒋介石却以为他的病因，与在缅甸森林长途跋涉中过分辛劳有关。
因此，史迪威的病情，让蒋介石无法狠下心来跟史迪威清算缅甸失败的细账。
6月15日，蒋介石又和史迪威见面，他在会谈中首次试图要史迪威把注意力，从缅甸转移到如何组织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办公室这件事上来。
从蒋介石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让史迪威回归到他正常的工作岗位上去。这样做既可以冲淡他对实际战斗的热衷，又可以防止他成为未来同盟关系中的麻烦制造者。但是史迪威根本没有兴趣讨论这个问题，而他对蒋介石的建议也提不出任何具体响应。正因为他们的思考出发点完全相反，所以关于联军参谋长这个职务的谈话毫无结果。
6月24日蒋介石再度接见史迪威。在会谈中，蒋介石详细说明他打算要史迪威回到中国战区履行其正规职务。在此应该指出的是，在会谈之前，蒋介石刚和罗卓英见过面；罗卓英从缅甸战场经过印度抵达重庆后第一次晋见蒋介石，也是第一次向他口头报告战事的经过。
然而史迪威对此毫无反应。他反而再三表示，他唯一的兴趣是领导中国远征军，而且再度要求撤换其将领。当蒋介石试图推开这些要求时，史迪威立即又把话题拉回到第五军在印度的装备和训练等事项。这种做法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再次声明，这些事情应该按照常规处理才对。蒋介石要表达的意思是，这已经不是史迪威份内该管之事了。
在挡开了史迪威有关缅甸的一连串要求之后，蒋介石终于拿出自已的计划，说明他今后希望史迪威如何执行职务。
首先，无论是以联军参谋长的名义对中国军队进行指挥，还是指挥驻华美国军队，蒋介石都希望史迪威能够遵守正常作业程序来执行任务。为了使工作得以推展，蒋介石催促史迪威尽快设立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办公室。
其次，蒋介石要史迪威拟出中国战区的通盘作战计划，明确列出陆军、空军的需要，以及收复缅甸、越南和泰国的各种具体构想。蒋介石提醒史迪威说，缅甸的指挥责任只是在危急情况下的临时安排。
其三，蒋介石要求史迪威重新评估，中国在丧失缅甸路后对美国军援的需求量。根据何应钦将军报告，仅仅是中国的兵工厂每个月就需要1500吨进口原料来维持开工。
第四，蒋介石要史迪威拟出改造和训练中国全部军队的方案，而不仅限于下一波派往缅甸战区作战的远征军而已。
为了有效地达成以上各项长期以来被忽略的事务，蒋介石希望史迪威从今以后经常留在重庆，成为他可以倚仗的左右手。
然而，会议记录明白显示，蒋介石的话对于史迪威完全没有发生作用。
不久之后，当居里在访问中国(1942年7月)并企图化解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冲突时，史迪威亲口向他证实，自己反对蒋介石的安排。当居里天真地试着安排史迪威与何应钦会面，以促进双方合作关系时，中方立刻接受居里建议，并主动邀请美军人员参加中方的军事会议。但让居里万万想不到的是，史迪威对他的干预大为不满，因为这样会妨碍到他想超越中国政府，而只想直接跟蒋介石打交道的盘算。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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