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夏，国民党在大陆地区的残余军队连续遭到人民解放军的强力追歼。
5月25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国民党长期苦心经营的上海。3天后，蒋介石仓皇逃往台湾。
虽然此时的蒋介石已经没有了“总统”头衔，但他仍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发号施令，操控着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
此时，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被攻克，人民解放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快速攻占长江以南地区。
蒋介石痛定思痛，感到其留在大陆的残余势力再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被歼灭的命运，国民党今后要斗争，光靠自己的力量不行了，必须联合周边几个国家建立一个联盟，共同抵抗，才能起到作用。
此外，蒋介石还有一个考虑，如果将来台湾也被攻克，他将再无安身之处。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他必须在中国的邻国中找一个国家，作为他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落脚点。
中国周边的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都与共产党领导人关系密切，这两个国家自然不能选择。
于是他把目光转向菲律宾和韩国，菲律宾被日本侵略，在美国帮助下免于殖民地的命运，1946年菲律宾独立，成为美国的坚定盟友；
而韩国呢，李承晚集团得到了美国扶持，李承晚也曾得到过国民政府的帮助，1919年李承晚在上海当选流亡的韩国临时政府总统。
李承晚
于是蒋介石给菲律宾和韩国致电，商讨建立联盟事宜，两国均回电欢迎蒋介石来访，在访问菲律宾回到台湾后，蒋介石于8月6日率王世杰、吴国桢等人飞抵韩国镇海机场。
因为曾受到国民政府的帮助和扶持，李承晚还算给蒋介石面子，他亲自带领大批官员到机场迎接，并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宴。
两天的出访很快就结束了，8月8日下午，蒋介石就要返回台湾了，在给蒋介石送行时，李承晚紧紧握住蒋介石的手说：
“‘总统’先生，我想在您离开我国之时，向您进一言，不知可否？”
蒋介石不知道建言什么内容，既然是建议，肯定对自己是有利的，就马上应道：
“李总统，您在我面前什么话都可以说。要是对我们有好处的话，我更欢迎！”
李承晚见蒋介石如此表态，觉得蒋介石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他直言不讳地对蒋介石说：
“孔祥熙、宋子文二位在贵国政府中任过要职，又是‘总统’的亲戚，他们二人利用职务之便，捞了大量不义之财，‘总统’应对他们二人严办。”
蒋介石没想到李承晚的建议居然是这件事，他羞得满脸通红，很不高兴地说：
“你说之事都是谣言，不可信。我对政府官员的贪赃枉法行为向来厌恶，并处理了不少人，比如我过去比较信任的徐恩曾，就因走私、贪污问题，被我撤职。”
李承晚对国民政府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马上接了一句：“可他不是你的亲戚呀？”
李承晚的这句话彻底击中了蒋介石的软肋，蒋介石满脸不悦。
李承晚感到再不能往下说了，挥挥手将蒋介石送上飞机。
蒋介石访问韩国
到了台湾，他私下对随从王世杰说：
“今天李承晚对我讲的那些话，只有你我知道，回去不能对别人讲，以免损害政府的形象，影响民心士气。”
之后，蒋介石又开始发牢骚：
“有孔祥熙、宋子文这样的亲戚，还给我惹出这样的麻烦，连外国领导人都要闲话，真是丢人丢到国外了！”
其实，蒋介石说这话也是昧着良心说的，在民国时期有“四大家族”，分别是蒋中正家族、宋子文家族、孔祥熙家族和陈果夫、陈立夫家族，都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他才是幕后大老板，宋子文和孔祥熙只不过是前台的演员罢了。
那么看看这四大家族的关系，宋子文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哥哥，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和宋美龄是亲姐妹，陈立夫的叔叔陈其美是蒋介石的结拜大哥，陈立夫陈果夫两兄弟掌管国民党党务机构，还协助蒋介石组建了特务组织--中央调查统计局，也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中统”。
当时社会流传着一句非常形象的话：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宋家的姐妹孔家的财。
先说说“两朝国舅”宋子文，他是宋家悉心栽培的长子，宋霭龄之弟，宋美龄之兄，哈佛大学硕士毕业，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教育背景显赫，归国步入政坛后，长期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
宋子文
宋子文最初不大喜欢蒋介石，他认为蒋介石这个人有些做法很过分，在第一次北伐时，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关系一度很紧张。
蒋介石追求宋美龄时，宋子文最初也表示反对，后来才在大姐宋霭龄等人的斡旋下，转而同意这门婚事，宋子文和蒋介石便成了郎舅关系，宋子文应蒋介石的邀请，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
1928年底中央银行成立，在上海设立总行，宋子文以财政部长身份成为中央银行总裁，后来又当了中国银行董事长。
中央银行在创办时就明确规定：“中央银行为特许国家银行，在国内为最高之金融机关，由国家集资经营之。”
因此，中央银行享有国民党政府赋予的发行钞票、代理国库、募集或经理国内外公债的特权，其业务方针是统一币制、统一金库、调剂金融，起着控制全国金融的中心作用。
蒋介石政府称它为“国家银行”，其实更恰当地说是四大家族的“家库”。
此外，宋子文还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国银行的前身是清政府的大清银行，辛亥革命后重组，南京政府成立后，将总部管理机构由北京迁到上海，由宋子文任银行董事长。
宋子文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又兼任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的董事长，自然成为蒋介石名副其实的“钱袋子”。
但宋子文对这个妹夫的有些做法并不认可，还经常发生矛盾。
由于军阀混战仍常年不断，有战事自然需要经费，蒋介石常常是随手写一个便条就要拿钱，宋子文对这种不可预期的军费支出不认同。
蒋介石跟宋子文要钱的时候，宋子文一定要问清楚，这个钱是做什么用，而且要办正式的领款手续，然而无休无止的军事费用，几乎掏空了财政部，宋子文几乎无力应付。
1933年，与蒋介石发生激烈冲突后，宋子文辞去了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的职务，同时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院长等政府要职，但仍保留有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的头衔，只是暂时远离了民国权力的核心。
对于宋子文的辞职，蒋介石也是颇为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宋子文辞职后，财政大权自然不能旁落，蒋介石让宋霭龄的丈夫孔祥熙接替宋子文，担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
大舅子辞职走了，那就连襟上，反正都是一家人。
孔祥熙有着“哈哈孔”的绰号，见谁都笑呵呵的，他自然对蒋介石是言听计从。
只要蒋介石要钱他就给，而且从来不问这个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也不要蒋介石办理很严格的领款手续。
孔祥熙
孔祥熙继任后，为了满足蒋介石大量的军事开支，就用大印钞票的办法供应蒋介石。
再说辞职后的宋子文，暂时远离了民国权力的核心，反而刺激了宋子文从商的兴趣，他表现出了对经济建设的热心。
要推行新的经济建设计划，需要大量资金，宋子文随即筹划成立了一家具有强大实力的投资集团--中国建设银公司。
要成立投资集团，绝离不开大财团的支持，而以当时中国金融界背景而言，又绝不能没有中国银行的加盟，作为曾经的中国银行董事长，自然知道要想得到中国银行支持，自然离不开姐夫孔祥熙、妹夫蒋介石的支持。
1935年，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在汉口密谋，通过了一项对中国银行的改组计划。
从此开始，宋子文凭借着自己掌控的经济委员会、中国建设银公司、中国银行等三大工具，不断实施对民族工商业、金融业的渗透、控制及兼并活动，并以惊人的速度，营造出一个以宋氏家族为核心的官僚买办集团与托拉斯王国，而这也奠定了宋氏迅速发家的基础。
挟雄厚的金融资本，宋子文在经济领域的扩张就如同探囊取物一般。他又在新华银行、中国国货银行、中国保险公司、上海银行等银行进行了投资，除了投资银行，他还经营了中国棉业公司、华南米业公司、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等垄断行业公司，则利用物资紧张、物价飞涨的时机，赚了大钱。
据当时文章记载，宋氏的经济活动，包含7个银行，12家商业公司，22个大工厂，1个运输公司，全部股款多少？怕连宋子文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财产数字。
在宋子文疯狂扩张自己商业版图的同时，孔祥熙也没有闲着。
抗日战争时期，孔祥熙家族的官僚资本开始迅速膨胀，当时孔祥熙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
身兼三要职的孔祥熙，掌握着行政、财政、金融大权，他先从金融业的垄断开始，快速聚敛了巨额财富。
孔祥熙的私人资本，本质上是商业资本，他的金融机构只是商业资本的保姆，工业资本则多是他人依附或部分投资或公私合营。
孔祥熙经营银行不像宋子文那样藏头露尾，而是直接公开。孔家经营的主要银行是山西裕华银行。
裕华银行最初在天津开业，1937年孔祥熙把裕华银行总部迁到了重庆，抗战期间山西裕华银行发展很快，并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支持。
裕华银行的经营方法是投机，是一家有名的“透支户”，利用透支来的钱去抢购黄金，大发国难财。
当时有报道文章说：“黄金市场，西帮是大主顾，他们要买，就是整砖。”“西帮要买，金价就涨；西帮要放，金价就跌”。
这个“西帮”就是指山西裕华银行。
1938年，国民政府颁布《外汇清核办法》，外汇由政府控制后，作为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就掌握了审批外汇大权，他套取大量外汇，高价抛入黑市，以获取暴利。
当时《香港日报》就此问题尖锐指出：“孔任财长以来，操纵外汇自肥，对战费一筹莫展。”
除了金融，孔祥熙还从事军火贸易，通过囤积居奇、走私贩私，滥发货币收取佣金等手段，攫取更多的财富。
早在1933年，孔祥熙担任中央银行总裁以后，他就掌握了军火贸易大权。
战争时期，什么最赚钱，自然是军火生意。
为了更便利出面洽购军火，他专门成立了隶属于中央银行的中央信托局，专办订钩军火事宜，孔祥熙亲自兼中信局的理事长。他多次同欧美各国洽谈军火贸易，从订购军火活动中，套取巨额佣金。
抗战时期，由于后方物资紧缺，利用职权，囤积和倒卖物资成为社会风尚，于是孔祥熙就由他的妻子宋霭龄、儿女们出面大搞投机买卖。
当时，国民党政府也严查走私和囤积商品的不法行为，有一次，经济警察查获了一批棉花，经查实这批棉花有一半是孔祥熙的，另一半是四川某军阀的，真相弄清后，经济警察感到十分棘手，最后以启封了事。
孔祥熙夫妇
孔祥熙究竟为自己囊括了多少财富众说纷纭，其实谁也弄不清其确切数目。
毛泽东在1947年2月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是这样说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己经集中了价值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
按照毛泽东所说的100-200亿美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币值，要比现在的币值高出很多，是一笔巨大的财产。
孔祥熙、宋子文倒行逆施，横征暴敛，自然激起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的不满和反抗，1942年发展成以学生为主的反孔倒孔的浪潮，而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也日益尖锐化，在这种内攻外倒的形势下，在1944年10月以后，相继免去孔祥熙的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等重要职务。
作为“四大家族”的宋子文也好不到哪里去，宋子文的豪门财富，及其疯狂的敛财行为，一直不断被爆料，称宋子文有5000多万元的财产存在上海的外国银行，还在大通国民银行和纽约的花旗银行存款达7000万美元，被称为“世界首富”。
面对讨伐，宋子文和孔祥熙都选择了一走了之，宋子文在1949年5月去了巴黎，而孔祥熙则于1947年秋就去了美国。
蒋介石失去了大陆，在美国人看来，除了国民党官僚系统的腐败无能之外，他们还认为美国的大量援助都流进了宋子文、孔祥熙的个人腰包，变成了宋、孔家族的私人财富。
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大骂：“他们都是贼，他们从我们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7.5亿美元。他们用这笔钱在圣保罗搞房地产投资，他们有的房地产就在纽约市。”
杜鲁门
美国各种报刊都不惜以大量版面，津津乐道地报道宋子文、孔祥熙家族的种种丑闻，弄得他们声名狼藉。
宋子文、孔祥熙的所作所被美国人所知，李承晚在美国多年，自然也知道这些情况，才有了对蒋介石的劝谏。
但蒋介石作为“四大家族”的总后台、执牛耳者，又怎么可能会砍掉自己的左膀右臂呢？
当时，国民党政府贪腐成风、大小官吏贪赃枉法之事不断出现，手段五花八门，携大量不义之财逃往国外的远不止孔祥熙和宋子文二人，只是其他贪官污吏造成的危害没有孔祥熙、宋子文那么大、那么严重罢了。
究其本质，蒋家王朝的政权一切着眼点不是为民，而是为了自己的家族、小团体的利益，这样的政权怎么能够长久、怎么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