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那会儿，有个叫王范的老革命，日子过得真是让人唏嘘。他本来是个大人物，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结果一夜之间被连降10级，直接从高级干部变成了基层干活的。
9年后，也就是1967年，他在绝望中留下一封绝命信，用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事儿听起来就挺震撼的，一个为革命奋斗了大半辈子的人，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呢？
从穷小子到革命英雄
王范，1905年6月16日生在江苏如东一个穷得叮当响的佃农家里。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但他爹妈硬是咬牙在1915年把他送去私塾读书。
这小子脑子好使，读了不少书，经史子集都挺熟。可惜好景不长，1917年家里实在掏不出学费了，12岁的他只能辍学回家干农活。放牛、割草，啥活儿都干，乡里乡亲都夸他勤快又机灵。
1926年，共产党在全国招人，一个化名“教书先生”的党员跑到如东。王范跟他聊学问，慢慢被革命思想洗脑了。同年11月，在一个叫王盈朝的人介绍下，他入了党，从此走上了革命路。
1928年春天，他在江苏如皋西乡搞了个“五一”农民暴动，想带着农民跟地主干一仗。可惜没经验，暴动没多久就被镇压了，他只能转到地下活动。
1930年，红十四军吃了败仗，王范跑去上海，化名张云飞，混进了四马路巡捕房当巡捕，暗地里接着干革命。1931年11月，他当上了巡捕房地下党支部书记，组织了不少秘密行动。
这家伙胆子大，心思细，有次还装扮成普通人潜进妓院，手拿斧头直接干掉一个叛徒，震得敌人一愣一愣的。中央特科都夸他“立场坚定”，挺牛的评价。
1932年4月，党内出了叛徒，他暴露被抓。在法庭上，他硬气得很，死不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敌人拿不出硬证据，只好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判了他10年，关进南京陆军监狱。狱里苦得很，但他咬牙挺住了，没吐半个字。
1937年抗战爆发，八路军办事处出面交涉，他被放了出来。之后经过李克农审查，他改名叫王凡，去了延安。他先在中央党校学了半年，1938年4月被派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当侦察科长，后来升副处长。他干的是锄奸的活儿，专门抓敌特。
1940年，他逮住个军统特务沈之岳，这家伙打算刺杀毛主席和周总理。王范审讯时眼睛跟刀子似的，一条条戳穿沈之岳的谎话，最后逼得他全招了，保住了党中央的安全。
这事儿让他名声大噪，得了个“锄奸模范”的称号。毛主席还在会上点名表扬：“这个王凡，可以评个‘锄奸模范’嘛。”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他被派到东北，先在热河省公安厅当厅长，后来又干了冀察热辽行署公安总局局长，忙着剿匪保平安。
1948年12月，他回中央社会部干活。1949年北平解放，他负责警卫工作，亲自开车在前头开道，确保毛主席和党中央安全进城。
之后他又去了华东，1955年当上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干得风生水起，还破了个“反共救国军”的案子，为上海稳定立了大功。这一路走来，他真是拼了命地为革命干活。
1958年为啥被连降10级？
1958年，反右运动搞得全国乌烟瘴气，说是要清党内“右倾”思想，结果弄得人人自危。王范那时候是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性格直，嘴上没把门的。
他在一次会上当着大家的面，说运动有点过了，不能瞎搞扩大化，得实事求是。这话听着是为党好，可在当时那环境下，有些领导听着就不舒服了，觉得他这是“右倾”“立场不稳”，直接把他当靶子批。
没多久，上海市委就下了决定，说是对他“调职、不作处分”，把他从检察长位子上撸下来，扔到上海县七一人民公社当工业部副部长兼党委副书记。
这一下职级掉了10级，从高干变成基层干部，跟天上掉地下似的。公社在上海郊外，条件差得要命，他住的就一间土坯房，里头就一张破床和一张烂桌子。
在公社干活，他每天早上扛着锄头走好几里地去田里，跟社员一块儿翻地、种庄稼。夏天太阳毒，他戴个草帽遮着；冬天冷得刺骨，他就裹着旧棉袄搬东西。
活儿再苦他也不吭声，还老帮社员干这干那。可心里那股憋屈是跑不掉的，他好几次给组织写信申诉，结果都没回音。晚上他就点着油灯发呆，手里攥着笔也不知道写啥。
这事儿后来传到毛主席耳朵里，他气得拍桌子。1956年毛主席去上海时见过王范，管他叫“红色包打听”，对他抓特务的事印象深得很。听说王范被这么搞，毛主席直接说：“胡闹！我要亲自过问！”
他让人查这事，觉得王范是被冤枉了。中央一插手，上海市委不得不重新看这案子，最后承认是搞错了。1960年6月，王范被调到上海闵行区当区长兼体委主任，总算回了领导岗位。
9年后为啥吞枪自尽？
1960年，王范在闵行区干得挺卖力，带着大家修水利、搞经济，走遍了乡下，笔记本上全是老百姓的事儿。
1962年7月，他又调到江苏省体委当主任，忙着推体育事业，亲自去基层指导训练，还搞了全省运动会，挺有成绩的。
可好日子没过几年，1966年特殊时期来了，全国乱成一锅粥。好多老革命都被扣上“走资派”或者“反革命”的帽子挨斗。
王范那时候60多岁了，也没躲过去。他1958年那段“右倾”的历史被翻出来，又成了靶子。1967年初，南京街头全是红旗和标语，他家里却老有人来找茬批他。
1967年1月12日，他在南京家里用配枪自杀了。那天早上，他坐在书桌前，桌上放着党章和一堆文件。
他写了封绝命信，字写得抖，可意思很硬：“我跟党走了41年，从未有负于组织，我尽了最后的努力，现在只能洒尽最后的热血，为党尽忠。”
写完他把信装进信封，写上“毛主席亲启”，然后拿起那把跟了他多年的枪，对着自己开了火。枪声一响，邻居跑来看，他已经倒下了，信纸散了一地。
他这一死，南京那边炸了锅。他的遗体草草埋在郊外一个没名字的墓地，家里人哭得不行，可也不敢多说啥。
到了1978年4月，江苏省委给他平了反，说他为革命贡献大，把他写进了党史，算是个迟来的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