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你讲解的书是《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作者是历史学家谌旭彬。这是一本五十多万字的“大部头”，着重复盘和描写的是1861年到1911年这中国近代史至关重要的五十年。
清帝国为了维护和升级王朝的统治，意外成为这场近代中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推手，然而，这场工业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大的问题，缺少整体规划，也不知道变革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1861年1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冲击下，与英法联军谈判失败的咸丰皇帝匆忙逃往热河，恭亲王奕䜣在慈安、慈禧两宫太后的支持下接过了清帝国的权柄。从1861年到1901年这四十年总结下来，清廷犯了4个致命错误：第一、洋务运动期间，没看到“经济奇迹”背后的危机；第二、放任极端的排外情绪；第三、始终将真正能推动改革的人排斥在体制核心之外；第四、对于秦制政权制度的过度迷信。
整个四十年间，中国都在有选择地学习西方，既不甘心躺平挨打，也不愿意像日本那样转身投入西方制度，将中国彻底变成一个近代国家。然而，中国的问题的太复杂了，既有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潮的纠葛，在种族冲突之间又只能委曲求全选择貌合神离，再加上其他种种复杂的内因外因，最终在1899年，底层社会全面失序。以“庚子之变”慈禧仓皇出逃、清廷签订《辛丑条约》的耻辱收场。
时间来到1901年，被八国联军逼到西安避难的慈禧太后，以皇帝名义发布谕旨，希望朝廷要员与地方大臣集思广益，为清王朝“真正的改革”出谋划策。最终，在地方上只手遮天的重臣要员在互相对完答案、统一口径之后，纷纷“交卷”，给出了自己的变革方案。自此，这场名为“新政”的晚清变革就这样自上而下地贯彻下来。
首先是在教育领域，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清末新政的革新第二站，就是编练新军；改革的第三站，就是清政府的顶层设计。这顶层设计有两套，首先看端方的建议，他主张在清王朝中央成立责任内阁，将政务决策权交给内阁。皇帝不参与具体政务决策，不为具体政策的成败负责，从而避免民众对皇帝的指责，使皇帝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然而，载泽的变革建议与端方的主张完全相反。他向慈禧太后偷偷呈递了一封密折，他的方案旨在向地方督抚夺权，建议慈禧太后利用官制变革的机会，将内政外交、军备财政、人事任免以及操纵议会的权力全部收回到君主手中。
最后来看看清末新政的最后一站，预备立宪。慈禧主持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大纲》把权力交给了君主，把义务留给了臣民。慈禧将立宪视为安抚公众而不损害自身权力的工具；满族亲贵则视立宪为重新集权、排挤汉族官僚的机会；而地方实权派官员和士绅知识分子则将立宪看作参与清王朝政治决策的新途径。
这50年里的改革仅仅在围绕统治术升级，引进洋人枪炮、关税系统、铁甲舰队、公司制度、铁路与电报等，都在表面，未变革统治模式。最终，改革最后十年，清帝国再次集齐三大亡国要素，走向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