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运中理化生教研组只有6位老师，王桂君、常永山、胡圭玉、张蚕根、戴榴兆（好姨）和我母亲王松桢，他们都是外地人。后来，张蚕根老师和好姨调走了，剩下的四位都留在了邳县，留在了运中，教了一辈子书，有了无数学生，这成了他们一生最大的财富，也成了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事情。
我1963年6月出生，当时常老师叔叔与胡老师阿姨正在热恋，王老师伯伯在老家已经结婚有了大女儿，刘寿凯老师叔叔和李娟老师阿姨在半年前也有了大儿子刘松兄，这让出身北方农家，传统思想较重的我父亲很羡慕，而我母亲生了我姐姐后，就表示只要两个孩子，所以对还未出生的我是男是女，他患得患失很担忧，这弄得运中叔叔阿姨老师们都当成了一回事，似乎也跟着一块紧张起来。
我母亲一直上课，在我出生前一晚才去医院。第二天一大早，叔叔阿姨老师们就赶去探望，刚走到大操场，远远看见我父亲回来，王老师伯伯说，大家放心吧，松桢生了个儿子。李娟老师阿姨不解，问你怎么知道的？王老师伯伯说，你没见老于走路都快飞起来了。这个事多年后还常被他们提及，弄得我父亲很不好意思。
王老师伯伯脾气好，总是笑眯眯的，最喜欢逗我们玩，我记得他给运中的孩子编了个顺口溜，让我们回家唱给父母听，宋睎老师伯伯年轻时是个很像演员胡歌的帅哥，中年后头发渐少，涉及他家的一句是“头顶光凉凉”，而我们家那句是“晚上鱼（于）满床”，令家长孩子们都忍俊不禁。
其实，大家都知道王老师伯伯很不容易，夫人在老家生孩子后，因为没人照顾，冬天月子里下冷水，患了风湿性心脏病，丧失了劳动能力，生活重担都压在王老师伯伯一人的身上。我记得母亲和胡老师阿姨等人曾四处给亲戚朋友写信，帮助寻找治疗心脏病的良方，我还记得当时计划经济，家家日子都紧，可是每年寒暑假前，叔叔阿姨老师们都要想方设法筹集些粮票布票，硬塞给王老师伯伯，让他带回家去解决点困难。后来，王老师伯伯的夫人不幸去世了，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很不便，大家心里都为他着急，是我母亲和胡老师阿姨介绍了现在的夫人，照顾他到了96岁高寿。在我的心中，我的运中叔叔阿姨老师们不仅是一生的同事，一辈子的朋友，也是一世的亲人，他们之间的情谊延续到了后代，我们至今都是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
常老师叔叔风风火火，快人快语，与安静幽默的王老师伯伯完全不同，在我的心中，就是个无所不能的超人。运中师生有活动，让他去照相；县里开大会，让他去管音响；红房子所有男孩的理发，都是他和董文才老师叔叔包了，每个月总有一天下午，我们在他们家门口排队，一个个轮流剃头。后来，景如吉老师和赵健老师也搬来了红房子，给我们理发的又多了景老师，他后来成了我的高中班主任，赵老师也是我的初中化学老师。
夏天，常老师叔叔会在实验室做汽水，每天晚上我们等不及了，会一遍遍去问胡老师阿姨他什么时候回来？终于听到了咚咚咚的脚步，我们立马从竹床上一跃而起，拿着早准备好的茶缸饭碗，欢喜雀跃跟着他朝前面的实验室跑。当年那些放了糖精的汽水，是我一生吃过最甜的东西。
上世纪六十年代，收音机是少见的稀罕物，胖冬弟家有一台收音机，是常老师叔叔自己组装的，没有外壳，赤裸裸地放在五斗橱上，让红房子的孩子们羡慕不已，后来，我母亲也请他给我家装一台，他答应了下来。自此，我每天都去隔壁好几趟，常老师叔叔上课忙杂事多，一大堆零件散在桌上，我感到他不像董文才老师叔叔靠谱，我母亲请董老师叔叔给我画张油画肖像，三天就画好了。大约过了三四个月，常老师叔叔才把收音机装完送来，我用这台没有外壳，电子管嗡嗡发热的收音机，每晚收听山东人民广播电台连播的小说《渔岛怒潮》和《大刀记》，其间被电过两回，好歹没出问题，这成了我儿时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常老师叔叔和王老师伯伯在一个教研组，但一位教物理一位教化学，我记得他们第一次合作，是为运中修造了一座三层地道。1969年初，中苏爆发珍宝岛冲突，国际国内形势瞬间紧张，为防范苏修帝国主义进攻，全国上下开始“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运中的教室门前，都被师生挖成了纵横交错的战壕，每天演练几次逃生，就像今天搞消防演习一样。
因为苏联声称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为防原子弹，全国上下又开始挖地道修防空洞。运中的地道建在了校园西北角，常老师叔叔带着物理组设计力学结构，研究怎样才能抗击核爆炸；王老师伯伯带着我母亲等化学老师，探讨采用什么方式，才能让地道防止核辐射和生化武器。后来，这个上下三层的地道终于建成了，能不能防原子弹不知道，我们藏猫猫却有了好去处，可惜第二年一场大雨地道塌了，我们为此还沮丧了许久。
以后是教育革命，数理化都不学了，“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王老师伯伯开始教“农医”，每天去县中医院学习，穿着白大褂，挂着听诊器，弄得病人来看病，都要找这位年纪大的“老中医”，让那些真正的医生很郁闷。我母亲开始教“农化”，天天带着学生们去给李口向阳的生产队检测土地酸碱度，氮磷钾含量，中午连饭也顾不上吃。胡老师阿姨开始教“农电”，带着学生们拉电线装开关，讲授变压器原理。常老师叔叔教“农机”，天天带着同学们学开手扶拖拉机。
每天傍晚，夕阳西下，红房子的男孩都会早早地等在运中门口，翘首期盼着常老师叔叔开着手扶拖拉机噗噗噗回来，大家欢喜雀跃一拥而上，争相爬到后面的车厢里，常老师叔叔哈哈笑着说“不急，不急，一人一圈”，他把拖拉机开到大操场，我们就一个个轮流坐在前面，在他“捏闸，松手，捏闸，松手”的指令中，度过一天最快乐的时光。
我的初中物理是胡老师阿姨教得，高中物理是常老师叔叔教得，以后我外出上学，分配外地，商调回邳，在市电视台干了几年，依旧住在运中校园里，可没了红房子和那帮朝夕相处的兄弟。这时，常老师叔叔和王老师伯伯已经成了校领导，他们相互协作，与师生共同开创了运中的辉煌。
当时，我经常去运中采访，常老师叔叔都要留我在食堂吃饭，因为还没有“八项规定”，历届学生和熟人朋友来看他，送的一些烟酒都丢在办公室里，常老师叔叔总是随手拿两瓶给我们喝。以后我离开了邳州，听一位电视台师哥说，有人曾让他安排去拍这些烟酒，被他断然拒绝了。师哥说，老师的酒我喝过，老师的烟我也抽过，这些用作了公家招待的东西算成私人钱物，怎么说都丧良心。为这事，我敬重师哥一辈子，不愧为运河中学毕业的学生。
2018年，我主持拍摄了一部国际合作纪录片《利玛窦》，在意大利采访拍摄期间，陪同的耶稣会Emilio神父，带我游览了他的家乡米兰。我们泛舟在古老的米兰运河上，Emilio神父自豪地说，没有运河的城市，是没有生命的，没有运河的城市，甚至都不能成为令人怀念的故乡。
我对神父说，我的故乡也有一条古老的运河，比起你们这条12世纪开挖的运河，历史要早了上千年，它是中国也是人类最伟大的工程之一，它的名字叫中国大运河，我从小就住在以运河命名的镇里，我上的小学叫运河师范附属小学，我上的中学叫运河中学，我们正在拍摄的利玛窦神父，16世纪从意大利来到中国，就是沿着这条大运河一路北上，经过了我的家乡，最终抵达了北京，把欧洲近代文明传入了中国。我的描述让Emilio神父惊讶不已，无比向往，去年，他终于来到中国，也沿着大运河一路北上抵达了北京。
在中国，有许多著名的XX大学附中，有更多知名的XX市中、XX县中，但是跟一个以大运河命名的中学相比，这些名字都显得过于狭隘渺小了。运河中学——多霸气的名字，每一位从这里走出去的学子，都可以自豪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