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军整体表现，很多人往往关注点都集中在其正面军事失利的层面上，其实，造成其完全溃败的因素中还有不容忽视的关键一点，即背后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利益集团上行下效、令人发指的腐败行径。
正如我们在各类影视作品中常常听到老蒋那句痛心疾首的“我是败在自己人手里了”感慨一样，四大家族把持下的民国国府，的确刷新了当时人们对“贪腐”和“专权”的认知。
国民党四大家族代表人物
老蒋独揽国军大权自然不必赘述，“国舅爷”宋子文先后担任过国府中央银行总裁、中行董事长、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和行政院长等职；连襟孔祥熙和他大同小异，先后担任过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工商部长、行政院长。
而作为自己盟兄陈其美的子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二人也先后被老蒋委任组织部和教育部长重任，同时又是国军特务系统之一的“中央统计调查局”总头目。
从这样一份大致履历中便不难看出，宋子文和孔祥熙二人主要是交替为老蒋掌握财政“小金库”的角色。换句话说，国军内部凡是涉及重大经济政策的出台，必然绕不开这两位“皇亲国戚”之手，外人自然也就无权过问和干涉了。
这其中，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1935年老蒋的那次“币制改革”。抛开这次推行改革的利弊不谈，仅就其在当时全国推广实施的“重要性”而言，也应当经国府内部要员们一致讨论通过后再行颁布《法币政策实施办法》。
1935年币制改革发行的“法币”
但现实情况却是，这样一项堪比国军内部“国策”的方案，身为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却一无所知，可见宋子文和孔祥熙二人对经济大权的独揽程度之深。
当然，孔家和宋家令人发指之处却远不止于此。1933年10月，因与老蒋在内战军费问题上生出嫌隙，宋子文的财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职务正式被孔祥熙接任。在此之前，孔祥熙已通过“中央银行总裁”的身份成功让自己掌握利用军火贸易套取巨额佣金的大权。
这是孔祥熙发家致富的一个重要窗口，在此之后，他又借审批外汇之权大量套取国府官方价格外汇，而后投放黑市进行高额抛售以牟取暴利。但仅仅如此，仍不足以满足他日益膨胀的敛财野心，在通过公债投机、走私贩私等手段来大发不义之财。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抗战时期轰动一时的“美金贪污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老蒋曾向美国借贷5亿美元用于战时军事装备和战后基础建设，其中1亿美元作为公债向社会推销。至1943年春，公债销售额达到5000万美元时，孔祥熙“见好就收”，将剩余5000万美元与宋子文和宋美龄等人鲸吞，至于老蒋是否知晓，似乎已在不言之中。
担任国民党财政部长的孔祥熙
除了自己的暗箱操作外，孔祥熙的贤内助宋霭龄在他一步步成为当时国内首富的进阶路上可谓是“居功至伟”。
宋氏三姐妹中，宋庆龄以爱国著称，时刻以家国大义为行事准则和最高礼仪，是备受世人尊重的“国母”；宋美龄以“爱权”著称，一生历经繁华与落寞，最终得以百岁高龄最后落幕。
而作为“大姐”的宋霭龄则以“爱财”著称，终其一生不是在敛财，便是在敛财的路上。用她去世时美国《纽约时报》评价内容来形容似乎更为精准和恰当一些：
“这个世界上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掠夺成性的居民昨天在一片缄默的气氛中辞世了。这是一位在金融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妇女，是世界上少有的靠自己的精明手段敛财的最有钱的妇女，是介绍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的媒人，是宋家神话的创造者，是使宋家王朝掌权的设计者。”
功过是非，一目了然。但文中没有指出的一点是：她既是宋家掌权的设计者，却也是蒋家败亡的掘墓人。
早年宋氏三姐妹合影
宋霭龄不仅爱钱，且工于心计。孔祥熙每一笔不义之财的背后，大都有她不可或缺的“贡献”，堪称是孔氏家族从事不法活动的“总后台”。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孔家第二代经商代表人物孔令侃、孔令伟均是民国社会上臭名昭著般存在。
不过，正所谓“量变引起质变”，孔氏家族的奢靡无度、倒行逆施之举，最终招致各方怨愤的集中爆发，形成了“反孔”和“倒孔”风潮，迫使老蒋不得不于1944年10月下决心免去孔祥熙本兼各职，孔家由此退出了民国政坛风云变幻的舞台，依靠此前聚敛的巨额财富在美国过起了富足优渥的寓公生活。
孔祥熙离开后，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老蒋又重新启用了宋子文主管国府经济和财政，集战时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兼行政院长之职。不过，“经济大权”失而复得的宋子文日子过得也并不舒坦。
一方面是他推出的包括“法币与伪币超高兑换比率、大量抛售黄金”在内的激进荒谬经济政策使得本就不稳定的战后经济迅速崩塌，备受指责和诟病；另一方面，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二人为首的CC系借通货膨胀的经济现状对宋子文发起猛烈抨击，借以争取独揽经济和财政大权。
迫于各方面压力，老蒋不得不在1947年9月准予宋子文辞去所有职务，改任有名无实的广东省主席一职。自此，宋子文也逐渐淡出了政坛。
至于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二人，则专注于掌管国军党务大权，从老蒋发迹到失势的20余年间里，除了操控各级组织人事大权和党务经费的管理及支配权外，鲜有其他方面涉足，虽然也是“大权独揽”，但相对孔、宋而言并没有波及到更广泛的民生问题层面，因此并未让老蒋太过劳心费神。
那么，老蒋是否动过改变四大家族长期以来遗留“顽疾”的想法呢？客观来讲是有的。最具代表性的那次便是1948年8月蒋经国“上海打虎”的经历。
鉴于战时经济形势的严峻混乱，老蒋在宣布实行币制改革的同时，也成立了经济管理委员会并派蒋经国为该组织上海区督导员。本着“抛弃腐朽，另起炉灶，排除万难，争取新生”的原则，小蒋踏上了前往上海“打虎”之路。面对上海工商界和广大民众，他慷慨激昂的表达了一番豪言壮语：
“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不折不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凡为资本家辩护的，就是资本家的走狗。”
影视作品中的蒋介石与蒋经国
很快，他的“尚方宝剑”便对准了孔、宋两家挥了过去。除了下令查封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外，蒋经国还准备判处以宋子文为后台的荣鸿元死刑。当然，这也只是他一厢情愿下的理想主义状态，在四大家族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国府体系内部，要想打掉一只“老虎”又谈何容易？
蒋经国这边尚未来得及向孔令侃开刀，宋美龄便立时飞赴上海，将二人邀约到一起调解矛盾，在沟通无果后又旋即给正在北平督战东北战事的老蒋通话。无可奈何的老蒋又只得扔下眼前数十万国军，专程跑回上海处理家务事。
最终的结果不言而喻，为防止后院起火，老蒋让小蒋象征性批捕和处决一批“苍蝇”后就此罢手，“打虎”之事不了了之。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军官方报刊的《中央日报》曾在1948年11月4日发表过由著名编辑殷海光执笔写作的社论《赶快收拾人心》，其中对批判“豪门”贪财横行进行了这样一段论述：
“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人民莫可如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而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依势豪强如故。”
民国晚期的《中央日报》报刊
很显然，原本可以下决心争取舆论和社会支持的“打虎”行动，在老蒋内心深处始终没能摆脱家族“家务事”范畴，最终也就不可避免的面临失败，而这种失败又迅速从经济蔓延到整个国军内部每个角落，有如摧枯拉朽、席卷如风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