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夜读中
张荣庆，1938年生，河北安国人。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书协研究部副主任、主任，第三、四届理事，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教育委员会委员；系中国美术馆专家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客座教授等。供职中国书协期间，组织策划了二至五届“全国书学讨论会”“95国际书法史学术研讨会”等重大书法学术活动。长期致力于古代书史、书论研究，兼及书法评论等，勤于著述，有文集《退楼丛稿》行世。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书展，曾两次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1989年、2008年），2012年底获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艺术奖。出版有《张荣庆书法作品精选》《中国美术馆当代名家书法作品集·张荣庆卷》等。
德浸墨海 艺溉神州
—— 张荣庆先生书法重要思想初探
杨 耀
我和张荣庆先生是在他2011年创办的书法精研班学习时认识的。亲耳聆听他的授课，接受他的指点，并与他进行交流，更通过阅读先生的《退楼碎语》、《王羲之升早五年卒说献疑》、《王愔 <文字志> 考略》、《由蒋维崧先生的言说想到的》、《沾溉之功，终生受用》等文以及张道兴、尉天池、刘洪彪、叶培贵、王世征、李有来、吴振锋诸君的相关文章后，十分佩服他的书艺、才学和为人。
张荣庆先生，别号退楼，1938年出生于河北安国沙头村。大学主修建筑，曾在建筑设计院与建筑图纸打了十多年的交道。因偏爱文学，被选调至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做了文学编辑，直到1984年，又转行到了中国书协，开始了直接与书法相关的工作，曾任中国书协三、四届理事。从1993年起，他开始主持中国书协研究部工作，后又兼任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和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国美术馆专家委员会委员。期间致力于中国古代书史、书论研究及组织工作，先后成功组织了全国第四届书学讨论会、王铎书法国际研究会、赵孟俯书法国际研讨会、毛泽东书法艺术研讨会等一系列大型学术会议，主持或参与编纂了《中国书法篆刻鉴赏辞典》、《中国书法今鉴》、《全国第四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等诸多重要典籍；撰写了《汉字与书法》、《汉魏碑刻58种》、《赵孟俯世系考》、《王愔 <文字志> 考略》和《王羲之升平五年卒说献疑》等数十万字的专著和论文，在业内引起巨大反响；精心策划并成功举办了首届全国名家书法精品展，国家领导人亲临观看。退休后，仍然活跃于书法界，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工作室导师，清华美院客座教授，亲自带教博士，开班教学，举办书展、筹划与组织“书法雅集”活动等等。我之所以将先生及其经历概括于此，其实想说明一个道理，即张先生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书法学术理论水平，虽然宏篇巨著不多，然他许多学术见解掷地有声、衔华佩实。同样，他的一些书法思想也一以贯之，启迪后人。
元遗山八首 张荣庆 书
一、碑帖相容，字要“入古”
毋庸置疑，张先生是业内写帖的高手。不少朋友告诉我，张先生重帖、读帖、写帖，是“帖派”的领军人物。然而从张先生撰文、接受采访、给我们授课，历来都十分强调碑帖兼容的。他在给我们讲课时反复强调，不大同意所谓 “碑学”、“帖学”之说。碑和帖，没有明显的界限。机械地把碑和帖割裂开来是不妥当的。他还谈到，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名帖也有刻在石头上流传下来的。即便是碑，也是毛笔写了再刻在石头上。2010年张先生在接受国尚书画院院长胡万里先生采访时专门谈到了这一点：“碑与帖实际并没有什么明显界限，大家只不过各自有所侧重而已，写碑的不妨吸收帖的营养，写帖的也可以从碑里面学到很多东西。”他在《沾溉之功，终生受用》一文中谈到启功先生对自己的影响时，也很赞同启功先生的观点“对诸种书体多摸一摸没什么坏处；碑呀帖的，其实也不必太过泾渭分明，相容并蓄也正合着碑帖合流的大趋势。”他在此文还谈到，启功先生从不拒绝从碑中汲取营养，因有“半生师笔不师刀”、“透过刀锋看笔锋”之名言。
张先生十分坚持的则是，无论写碑写帖，都要“入古”。所谓“入古”，我理解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是“立足于学古人”遗存的东西，心无旁骛。古人的东西“是很准确而又很到位的”，“平正当中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变化”。二是学古代的经典。特别是魏晋唐宋诸代的法帖，凝精聚神，是中国书法的精华和主脉。“学书所以宜学古碑帖，而不宜但学时人者，以碑帖距我远。古代之纸笔，及其使用之法，俱有不同。”三是去俗留“古”。窦蒙《语例字格》称：“超然出众曰高，除去常俗曰古。”姚孟起《字学臆参》中的句子：“字可古，不可旧。尘则旧，尘净则古，古则新。”张先生在这方面身体力行，他的书法不谐流俗，不随时尚，取法乎上。他的作品尺幅一般不大，张张似古人书卷，似玉树临风，像窈窕淑女，又如斯文学士，格外地平易近人而又风流俊逸。他学王又不拘于形似，而是遗貌取神，力追冲淡简远的魏晋风范，这就决定其格调高出时风一筹。他不只重《兰亭》的妍美，更径取《圣教》的骨力，除“二王”而外，他又在六朝碑版之中汲取养分，如《张猛龙》的峻健，《张黑女》的蕴藉，《始平公》的奇宕，都能融人笔下，为己所用。有书家说得好，字要恋古，恋古才能根深，根深才能叶茂。
孙犁、余绍宋谈艺二则 张荣庆 书
二、“二王”是绕不过去的
以王羲之及其七子王献之为代表的“二王”，对中国书法的发展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由于造纸术的发明，两汉时期的书写媒质从金石刻凿和竹帛书写渐渐向纸面转移，其表现形式无疑产生变化。中国书法历史上延续千余年的“碑”、“帖”之争，说穿了，是因为材质不同，在表现形式上产生差异而分化出的两种不同审美取向。王羲之的时代，就处在中国书法由“金石”往“翰墨”过渡的完成期。此前最有代表性的书法家，应该为东汉时期的张芝和钟繇。以张芝为代表的草书、以钟繇为代表的楷书和以前的篆书、隶书，基本实现了中国书体的定型。王羲之书法之所以成为东晋书法艺术的标志，乃至于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就在于他在继承传统和开创新体两方面的杰出表现。王羲之的《乐毅论》等楷书作品，在继承钟繇楷书传统的同时，对原本偏于实用，最容易表现得死板、僵滞的楷书，注入了艺术性。李世民在《晋书•王羲之传论》中说：“钟虽擅美一时，亦为迥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至于布纤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其题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语其大量，以此为暇。”王羲之的最重要的贡献还在于，把张芝所开创的寥若晨星的草书风范大大发扬，并且派生出新的书体——行书。以《兰亭序》为代表作，展示出王羲之书法艺术的高度成熟，其技法、性情、趣味以及潜在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意象，都在书作里得到融会表现。在王羲之以前的书法，不论是甲骨、钟鼎、竹石，都以刻凿为主，其艺术性是从装饰性、工艺性间接表现的；从王羲之的行草书法开始，书写的实用性在纯熟技法的自然表现里最为直接地将书家的文化修养和性情趣味表现出来，渗透进恒久延衍的中国社会代代不穷的文人传统。所以从这个方面上讲，“二王”的出现，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代表性和里程碑意义的。张先生谈到，书法到右军之手，在楷、行、草三体上独能继轨前贤而裁成新样。观其书迹，发笔出锋如抽刀断水．点画之质量，极虚灵挺拔之致，真可谓挥运之际，左右逢源，穷极变幻，出神入化。其品味超绝，风流蕴藉，气象万千，综合前人所评，乃是率意和精能的高度结合。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最为推崇注重的中和大美之所在。后人很难超越其对中国文字学乃至中国书法的重要贡献，更难以奢想替代了。其后的书法也都是在其基础上的学习、发展和进步而已。
张先生在1989年写过一篇题为《学书独自》的短文谈到：“直到最近三两年才感觉稍稍入一点门。”所谓“门”，其实先生选定的一条以“二王”为主宗的入古之路，并总结出“简淡、清和、萧散、自然”八个字作为自己艺术风格追求的方向。2002年，他基于书坛的一些怪异现象，郑重提出“回归二王，回归经典。无论是学碑学帖二王都是绕不过去的”的观点，得到书坛同仁一致赞同。这些年，他不但躬身实践，孜孜以求，而且不断倡导，教育后人。
先生书写现场
三、“有意用功，无意成功”
张先生在讲课时反复谈到，要“有意用功，无意成功”。据称，这八个字还是早年与启功先生交谈时，由启功先生赠与的。张先生在《沾溉之功，终生受用》一文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形：启功先生讲了一个故事，其略云：某父为人所害。某欲报杀父之仇，求教于师。师曰：“路边有一柳树，汝试拔之，何日拔倒，当示以法。”某遂日日拔之不辍，历三载，果拔倒，归告师。师拊掌曰：“汝仇可报矣!”某遇仇人，上前以双臂一箍，仇人即骨碎而死。——盖其功已成而不自知耳。启功先生接着引申说：学书，也当如这位报了杀父之仇的人一样，有意用功，无意成功。
“有意用功”，其实就要强调在打基础、练好基本功上下功夫。“有意”，讲的是要主动作为，积极进取，有计划，有目标，不是盲目的、被动的；“用功”，讲的则是要下功夫。张先生讲，学书是一个不断地抠哧、琢磨、修炼的过程，希图一口吃成胖子不行，天上掉馅饼的美事，更是没有。还得多少有点悟性，最终还要看效果，这就难。学书，有点类似手艺人的“慢工出细活”。只要路子正，取法得当，那就坚持走下去，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每前进一步，务求真有所得。他还谈到，
“无意成功”，究其实质，则是对于学书应持何种态度或谓何种心态的问题。张先生谈到，尝观前人墨迹，大抵率多以平常心作书，不装腔作势，不故为夸张奇怪，信手挥洒，若不经意而百态横生，神采奕奕，正所谓“优游不迫．沉着痛快”，钦慕感叹之余，着意于脱俗、除秽，去火爆、寒俭之气，“学书固当有所追求，但亦不必悬鹄过高。不切实际，反招烦恼。”有的人拿起笔就祈望写好字，写的有所长进就想当个“家”，其实这都是一厢情愿而已。还是张先生说得实在，“莫如超脱一点，写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结果还真说不定‘无心插柳柳成荫’呢!”
王维桃源行 张荣庆 书
四、“字形在外，功夫在内”
张先生嗜书如命，买书、读书是他平生的最大乐趣，据说家中藏书不止万册。2002年他被评为北京市家庭藏书的明星。退休后，除参加有限的社会活动外，平日总躲进自己的“退楼”，于书海中涵泳、徜徉。大凡到过张先生家的人，脑海里定会留下一幅清晰的影像：一间不小的房间，桌上柜间摆满各种书籍，古文经典、左传右史，俨然像座精巧的图书馆。一位精神矍铄、面目慈祥的长者，或站在柜前翻检图书，或坐在桌前认真阅读，或在案前优游不迫凝神聚气挥笔创作。无外乎众人看过张先生的书作，都感到无不蕴含丰富的内涵，散发浓重的书卷气息。究其成功之处，与其大量读书，不断学习，深入思考不无关系。
张先生特别谈到，要注重字外功夫，即学识修养的增进。学书者不仅需要练字，还更需要练心。“修炼技法固然很重要，我以为炼心和增进学养则更显得重要。”要想把字写好——技术含金量高，艺术品位高，这两样功夫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一样也少不得的。张先生对“二王”书法的敬仰，很重要的一点，也在于“二王”所达到的那种极高雅的艺术境界，“那是蕴含了中国书法艺术精髓内核的东西，是代表了中国书法艺术精神的东西。”他反复强调，有学问的人，不一定写得好字；写字的人，倘欲有所进取，学识修养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在教学中，他提出“三注重”，颇得大家认可，即注重人品、注重功力、注重学养。据张先生介绍，这些年有些年轻朋友成天拼命练字，可是不大留心下字外功夫，学识修养长进不大。这就好比一条腿走路，效果能好吗?提升书法的品味，单靠精熟的技法无补于事，这就要靠“字外功”了。“人奇字亦古”。善学书者，都能参透书理，把功夫用在刀刃上。
和许多大家一样，张先生十分重视内涵的修炼。他平时爱看书抄书，比写字用的时间多得多。久而久之，潜移默化，对其写字补益甚多。叶培贵先生曾就此将张先生与欧阳中石先生做过一个比较。他谈到，“与张先生接触，确实大有古风，欧阳先生‘谦谦君子’的话，诚不我欺。他对于书法的很多看法，与我的恩师欧阳先生是会心的。他以为评书不能只看噪名一时，还要取得‘社会的公认，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欧阳先生曾提出，真正得好，应该是‘时代前锋’和‘历史高峰’的结合。他是赞成‘书法家学者化’这一提法的，他认为，有学问的人不一定写字，写字的人，倘欲有所进取，学问修养不只是‘字外功’，而且是题中应有之义，没有肯定不行，有之还要论其高低深浅。诸如此类的问题，两位先生都能不谋而合，可见艺术规律本身已经很清楚，只要肯平心静气地领会，是不难取得共识的。”
柳子厚小石潭记 张荣庆 书
五、学书法心态要“玩”
张先生倡导“玩”，其实是倡导一种好的心态。对“玩”，他有自己的解释“我之玩书法，倒也不是玩世不恭，拿创作当儿戏，任意胡来的。玩者，优游其间，聊以自娱云尔，既是玩而自娱，那自然是比较轻松的，无负担，无挂碍，无得失念，纯任性情之自然流露。同时．我以为书法创作大抵多非孤芳自赏，总还是要拿给人看的，因此，除了自娱，还有个娱人的问题。只自娱，不能娱人，不行；既自娱，又能娱人，有何不可？”说到底，这种玩，即以平常心对待写字。当然，这个“平常”，决不是倡导“平淡”、“平庸”。他说过，“平常心”一词源自佛家语，平常心即是清净心，没有心灵的高度净化，“平常心”是修炼不出来的。这个“玩”，包涵了无为、无争、不谈、知足的心态，“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沉浸其问，物我两忘。历时既久，其功必见”。做到了“玩”，才可能达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书法艺术至高境界。他沿着‘二王’一系追寻下来，每观前人墨迹，常常揣摩其作书时的心态，慢慢终于体味出来一种可以说千古不易的现象——古人大多以平常心写平常字而已……神采奕奕，正所谓“优游不迫，沉着痛快”。遂逐步总结出以“简淡、清和、萧散、自然”八个字作为自己的一种追求。
他认为，写字不必过于心重。“以平常心写平常字”，其胸次如海，充盈着一股清气与大气。古人说，“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智若拙”就是这个道理。“玩”是人类的天性。。孔老夫子早就讲过“游于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话，“游”、“乐”，就都有“玩”的意思。有学者谓，人类所热衷的许多事情，大至国家的政治、经济活动，战争活动；小至一招一技、一虫一物，都包含有“玩”的因素在。
“玩”，当然有雅俗高下之别。玩得好，玩得高，你就或许能站住。否则，可能就会玩物丧志，悔之晚矣。“以平常心，写平常字。字写到如古人那样，看似平常实则又很不平常，那就高了。”
文徵明题跋三则 张荣庆 书
六、不断调整、变通
在我们听张先生授课时，不断听到张先生告诫我们要“调整”、“变通”。我理解这其中除了让我们注意字形的变化外，更倡导我们不要墨守成规，要注意书艺的变化和发展，写出“自己的东西”。他谈到，变通，非常可贵；没有变通，就不可能有发展。书史上任何独辟蹊径的大家，都是变通意识很强而耻于做书奴的。他还谈到，变通断非简单地“心想”就能“事成”，也断非玩些花活就能奏效的。其实，真正的变通和发展，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开辟新天地，舍此似无其他快捷方式可循。
《书谱》云：“通会之际，人书俱老。”“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通”既是观念意识的转变，也是饶有实践意义的能力的培养和修炼。大凡高手学书，是无不具有很强的“调整意识”和“变通能力”的。北宋欧阳修是一大“通人”，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政治家兼于一身，所以他能做到“因见邕书，追求钟、王以来字法，皆可以通”。同样，张先生也是“来有所出，去有其才。”张先生探得这个秘奥并能实践它，除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外，更得益于他本人对自己心境的不断磨砺与醇化。1990年前后，张先生曾连续三次获全国大奖并在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书法展，应该说是声名鹊起，享誉海外了，然而他并没有沾沾自喜，靠功名吃饭，而是不断努力，不断调整、变通，随后又赴江苏常州、常熟，贵州遵义，福建厦门等地举办个展，并于2008年再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入古之旅”书法展，大获成功。他在展后谈到，“树立戒骄戒躁不断调整的意识，是很重要的。会调整的，跟不会调整多少年原地不动的，或自以为已成大器毋须再求进取的，那情形是截然不同的”。张先生还谈到；“变通，就是严守法度前提下的随机变化。结字的变化，用笔的变化，用墨的变化，形式的变化，加到一起，便是无穷无尽的变化。着力培养修炼结字、用笔、用墨、形式上的综合变通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能力出办法，能力越强，办法越多。”
调整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少走弯路，寻求出一套切合自身书艺不断精进的有效的办法来。其实不光我们须要调整，书史上任何大家皆非固步自封，都是通过不断地调整完善才成其为大家的。所以，树立不断调整的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张先生在他《学书识小》一文中谈到，“欲求发展，就要不断地进行调整，不断地朝好的正确的方向调整，向有效调整、科学调整。写字亦如是。写字不能停步，须要不休止地调整，方能求得长进。一般来讲，大路子确定之后，重在取法上的调整和技能上的研精深化。古代的大家们，都是因为善于不停地调整才成其为大家的。”
张荣庆先生创作中
七、注重基础，学习本质
关于师法，重点要学古人的名碑名帖，这是很明确的。刻意摹仿，是下乘之学；上乘之学，是“取其意而忘其形” (欧阳修语)。也就是说，要撷取其带有本质性的东西。
时下之弊，乃在于许多人一窝蜂地竟以“自由挥洒”为能事，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法度的谨严，故经不住细看，越看越觉得乏味。一些聪明的朋友，为了追求所谓“展厅效应”，作品长大之外，还以带色的纸、绢巧为制作，但明眼人一看便晓得，还是掩盖不了他们技法上的虚弱稚嫩。
关于书写技能即所谓基本功的操练和认识。书写技能是书家的看家本领，是以对于书写技能的操练，不是一般的重视，是要极为重视。书写技能的锤炼，是通过临帖和创作实现的。
腊八杂抄杂稿 张荣庆 书
来源：退楼书法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