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亦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教授
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范文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社会学系
助理教授
郑恩营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教授
剑桥大学
商业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多重印记、制度积淀与组织演进
——关于大学组织的一项扎根理论研究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1期
作者 | 韩亦、范文、郑恩营
责任编辑 |何钧力
以大学为例，本文研究组织如何从自身的历史中寻找其发展的制度资源。本研究使用扎根理论方法，在组织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理论和经验数据之间对话，提炼关于组织演进的新模型。通过多案例研究的复制逻辑，本研究整合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和组织印记理论，提出制度积淀理论。研究发现，大学在发展中主动建构制度资源，以强化其组织能力和潜力。本文以大学组织为研究对象，所提炼的理论也可以推广到其他一些组织类型，用以理解并指导组织的积累式发展。
一、导言
社会学家通过研究大学组织做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贡献，如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的诞生（Meyer，1977；Meyer & Rowan，1977；Meyer et al.，2007），进而丰富了人们对多种组织活动的理解。然而，人们对组织特别是大学组织的认识仍然存在一些盲区。例如，早期的组织社会学家认为科层制组织的历史越长就越会导致其程序复杂和结构僵化（Blau，1955），组织研究者迄今都很少挑战这个理论命题。然而，作为科层制组织的一种，为什么大学能够化解其历史对组织活力的负面影响？为什么大学能够重视其历史传承并实现积累式发展？
大学通常赋予其历史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发展过程中重视保存其文化符号，例如有的大学会斥资修复原初的校园风貌（柯瑞思，2013），甚至为了保留此类文化符号的独特性而不惜放弃地区多样化的发展。这使得欧洲中世纪时期成立的大学成为存续历史最长的人类组织之一。有学者统计，在超过500年历史的组织当中，大学的比例超过80%（Kerr，2001：115）。大学组织中常见纪念馆、博物馆之类的承载其历史的物质载体（迪马吉奥，2008），以及记录并传达其历史的文化符号和仪式典礼，如历史文献或回忆录、非正式的传说典故以及各类定期举办的活动庆典等,这些都是理解大学组织积累式发展的良好素材。
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侧重于关注宏观和组织外制度的影响，忽略了组织如何挖掘自身的制度资源。大学通常是高度制度化了的组织，本文从组织内部的微观视角出发，通过研究大学来理解组织如何认识并建构其历史，继而从中获得发展的动力。据此，本文期望对组织的制度化过程获得更加深入的理解。
深入理解大学组织的发展机制不仅能够更好地为大学发展服务，而且对理解组织如何影响社会发展也将大有裨益。进入21世纪以来，大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规模和数量持续增长（Drori et al.，2003；Frank & Meyer，2007）。然而，大学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有些问题是全球性的，需要深入研究大学组织运行规律以实现大学教育的提升和知识型社会的完善（阿伯特，2023）。研究大学的进步和发展以及大学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可以为解决这类全球问题提供中国答案。
二、研究背景
从春秋时代到宋代，包括太学、书院、学堂、私塾在内的中国古代教育机构在建制上已经较为完备。到了明末，学校教育的意义被黄宗羲提升到“社会制度中心”（希尔斯，2019）的地步，例如他在《明夷待访录》中写到：“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黄宗羲，2011：37）。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并不是古代教育制度的自然延续，而是社会变革过程中国际制度传播的产物。早期的西方大学并非创造和传承科学技术知识的场所，直到18世纪大学才停止对科学研究的迫害（丹皮尔，2010）。百余年前中国学习西方大学时，正好赶上西方大学在科学技术创新上突飞猛进的时期，这也奠定了中国大学组织注重科技知识的精神气质。
最早的中国大学堂建立于清代，此后又经历了清末的政权更替、北洋政府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期间经历的各种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等历史变迁。大学组织可以跨越社会变迁而存在，本身也说明了大学的历史韧性和相对独立性。目前中国大学组织的发展又到了历史关键时期，也是百余年来发展最快的时期，体现在学术成果（论文、专利）、国际排名和科研经费的迅速上升。
除了资金、设施、校舍等物质资源，制度也是推动大学发展的关键资源。中国大学在短短一百多年间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到大、从大到较强的历程，成为研究组织发展的一个理想场所。与国外特别是欧洲大学的历史相比，中国大学的历史不算长，但在科研成果的增速上已超过了一些国外大学，这对理解大学的历史长短与其组织能力的关系会有新的启发。
在经典社会学中，马克思把大学和大学中的知识分子看成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知识分子受到社会和大学的影响，也同时对大学和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2009：489）。韦伯（2006）研究他那个时代的德国大学，提倡把学术自由落到实处，并在研究大学中的社会科学学科时提出了学术研究中“价值中立”的重要性。大学受到各类科层制组织的影响，但大学本身应该遵循研究的逻辑和旨趣，履行教育的使命，保持大学组织的活力。涂尔干（2016）指出，大学的历史不仅仅是外在因素作用的结果，更是内部制度化过程的产物。大学的演化不仅是对社会需求的回应，而且还包含其内部文化符号的自我建构，这些文化符号在大学内部生成、积累和再生产。涂尔干的思想激励着社会学家研究当代社会重要组织的演化和实践，而不仅仅是研究原始部落中的仪式活动（涂尔干，2011）。
教育社会学重视对大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如研究大学教育与社会流动、大学与不平等，以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等问题，从中抽象出文化资本（Bourdieu & Passeron，1990）、文凭社会（柯林斯，2018）等描述当代社会特征的重要理论和概念，呈现了社会学研究大学的丰硕成果。
本文关注大学作为一个现代组织的发展和演进，主要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研究大学，分析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从组织内部来看，麦克·科恩（Michael Cohen）等学者用计算机模拟的方法提出组织选择的“垃圾桶模型”（garbage can model）。他们指出该模型对大学的适用性：大学组织具有组织目标不清晰、技术手段不明确、组织成员流动性高的特征（Cohen et al.，1972：11-16），这些特征为建构垃圾桶模型提供了假设条件；他们的模拟实验显示，现实中的组织活动很难被线性规划，这是因为问题、解决方法、执行者的出现是无序的。
从组织内部的视角进行研究的还有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和周雪光对斯坦福大学发展的研究，通过分析这一所大学内部的正式文本资料，他们研究组织内正式规则的产生如何受组织历史事件的影响并改变组织的行为（马奇等，2005）。这些成文规则被创建、修订和废止的过程反映了组织面对各种内部和外部的制度要求的应对过程。在他们看来，成文规则是组织经验教训的储藏所。在实证分析上，他们没有讨论具体的规则内容，而是着眼于规则的量化变化模式。至于这些规则是束之高阁的一纸陈文，还是成为组织活动的“工具箱”，仍然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大学也受其外部环境力量的影响。迈耶（John W. Meyer）和罗恩（Brain Rowan）提出了一个组织运作模型，他们描述的组织结构与制度环境同形（isomorphism）而与组织活动松散耦合（loose coupling）的事实就是对大学日常运作的真实描述（Meyer & Rowan，1977）。大学一般都会建立正式的组织结构，但老师和学生等大学核心成员并不直接受到正式结构的控制或者受其命令链的指挥，他们的活动常常和组织结构松散耦合，在若即若离中保持组织的凝聚力（Meyer & Rowan,1977:355）。大学本身也成了一种制度，影响着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Meyer，1977）。迈耶等人考察20世纪大学组织的全球化发展，把制度主义分析的边界从国家社会推广到了世界社会（Schofer & Meyer，2005）。他们认为，大学乃是世界文化组织的最佳范例之一，大学的组织结构和世界社会的新制度同形，它们的活动常常与本土的功能主义和功利主义要求脱耦（Frank & Meyer，2020）。
尽管松散耦合是大学组织的常态，但大学鲜有颠覆式发展的例子，多数大学重视自身历史，采用积累式发展或演进式发展的策略，而组织社会学缺乏对大学的这种发展策略的研究。组织社会学中的演化理论比较注重企业组织的演进式发展（Aldrich & Ruef，2006），该理论以进化论的视角研究组织如何在环境中适应和选择，且更注重外部资源环境，对组织内部的活动则关注不足。组织印记理论也关注过去的制度对当下组织活动的影响，强调组织创始期的重要性（Stinchcombe，1965），它隐含的假定是组织的诞生或者初创时期是最重要的时期，组织的早年历史对它们现在的活动有持久稳定的影响。有学者修订原初的组织印记理论，认为除了组织创始时期，组织后续的发展也存在一些印记“敏感期”（Marquis & Tilcsik，2013），这些历史时期也很重要，为组织带来了机会窗口期，管理者会引入外部制度资源或建构新的内部制度资源。组织发展中的多个历史节点指明了多个组织印记加入的时机，促使组织形成多重印记。
大学的制度化过程更为复杂，既有初始时期的特征，又有历史“敏感期”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大学的制度化过程来促进新制度主义理论的整合和创新。大卫·库珀（David J. Cooper）等人提出“积淀”（sedimentation）的概念来形容组织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逻辑在组织内累加式内化的特征（Cooper et al.，1996）。米娅·雷纳德（Mia Raynard）等人以一家中国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该企业在创立期和后续敏感期的印记如何在组织内层积，帮助企业适应不同时代的制度环境，并把这种现象叫作“制度积淀”（institutional sedimentation）（Raynard & Lu，2017）。本文通过对大学的研究来对制度积淀概念做进一步的理论化工作。
对于组织的发展，资源、生态和制度都很关键，本文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研究大学。和迈耶等人相比，本文采取更为微观的视角，以期获得对大学组织内的制度化的认识并作出理论创新。如朱克尔（Lynne G. Zucker）所言，“如果没有一种坚实的微观认知基础，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对组织层次上的制度化进行揭示……不能对制度化的过程提供系统的解释，并可能把制度化和资源依赖混为一体”（朱克尔，2008：115）。
三、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需要和研究目的相适配（Ragin & Amoroso，2019：54）。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以大学为例发现组织演进的机制和对演进机制作出理论解释，因此质性方法是达成这类研究目的的有效方法（Eisenhardt & Graebner,2007；Eisenhardt et al.，2016）。对于通过案例建立理论的质性研究来说，多个案例的使用就像重复实验一样，不同案例的重复结果代表了理论模型的稳健性（殷，2014，2017）。因此，本研究选取了多所大学作为案例，以便反复验证模型的稳健性。
质性方法中的扎根理论法适用于从经验中抽象出理论，这个方法由巴尼·格拉瑟（Barney Glaser）和安塞尔姆·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在1967年提出，探索如何通过系统的数据收集和分析生成理论（Glaser & Strauss，1967）。这种方法强调在研究过程中不依赖预先设定的理论框架，而是通过不断的归纳和比较，从数据中总结出理论。研究者在使用此方法的过程中逐步编码和分类数据，通过对比和分析来发现核心概念与数据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出符合实际情况的理论模型。扎根理论的特点在于其灵活性和探索性，适合用于探索新的解释机制。
近年来一些学者致力于提升扎根理论方法的清晰化和程序化程度，如提出建构主义的扎根研究方法（Charmaz，2006；吴肃然、李名荟，2020）。这些方法论的创新使得扎根理论研究可以带入理论的预设，研究逻辑也从归纳为主变成溯因分析为主（Flick，2019；Ragin & Amoroso，2019），这种分析能统合归纳和演绎逻辑，并能使用定性或定量的数据（陈茁、陈云松，2023）。本文运用程序化的、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方法（Gioia et al.，2012）进行研究。
（一）研究设计
本文的总体研究设计是：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方法得出结果，然后进行理论整合，使用程序化的质性研究方法来提炼新的概念和机制模型，从而建立以往文献未曾揭示过的理论联系（Lee，1999）。
组织研究者常以组织中的规章制度、仪式典礼、年报、成员访谈、领导者讲话等作为研究的数据来源，例如马奇、舒尔茨和周雪光对斯坦福大学的规章制度的研究（马奇等，2005）。罗伯特·贝拉（Robert N. Bellah）提供过一个以组织领导者讲话为研究对象的范例，并从中提炼出了世俗宗教的核心概念（Bellah，1970）。吉迪恩·昆达（Gideon Kunda）研究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发现这些企业组织不仅靠物质资源和理性行动来支撑其日常运营，宣讲、聚会交流和讨论等大量的仪式活动反而成了这类创新性企业常见的组织文化（Kunda，2006）。组织的领导者讲话近年来得到了中国研究者的重视（例如于宏伟、王文煊，2023），这些组织内的活动和讲话尽管可能有宣传的成份，但可以像棱镜一样折射出组织内部制度的谱系（Sallaz，2006）。
大学的历史资料一般非常齐全且较易获得。相对来说，校史馆资料和校庆讲话的形式比较统一，适合做跨校比较。许多大学建立了校史馆来记录其历史，强化其组织记忆，这些有形的场所是理解组织制度的重要信息来源（迪马吉奥，2008）。大学的大型校庆是一项重要的仪式，其中校长讲话是仪式活动的一个核心内容。校长讲话的文本和录像一般会被组织记录存档，成为组织的重要文献之一，而且校庆讲话通常不是校长一个人的即兴发挥，在组织层面具有很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我们研究中国大学的主要数据有：（1）大学校史。很多大学都正式出版了自己的校史书籍，特别是历史悠久的大学在大型校庆之前都重视出版其校史资料。（2）校友回忆录。各高校公开出版的校友回忆录资料非常丰富，我们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回忆录。（3）大学校长访谈，这些均为正式出版物。（4）大学校史馆资料，本文研究者参观11所大学校史馆的框架式记录。（5）42所大学的校庆校长讲话，共57份。
这些数据相互补充和相互印证，本研究根据它们特定的形式和内容，在研究的不同阶段区别使用。校史出版物和校史馆记录为我们提供采集数据的框架，即哪些信息将被系统收集和处理，如重大时期、重要人物、重大成果等。校史馆资料和校庆讲话一般内容浓缩、形式较为统一，是我们做跨校分析的主要数据。校友回忆录和大学校长访谈资料用于研究结果的补充和稳健性检验。
（二）样本选择
截至2024年，中国共有各类大学三千余所，这些大学在各个时期被中国教育部归于各种分类之中，如“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高校，以及其他普通及民办高校。本研究遵循分析归纳法的逻辑（Ragin & Amoroso，2019：124-130）,只选取有远大愿景（如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大学组织，这样我们的抽样框主要限定在入选“211工程”“985工程”高校和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名单的高校。定性研究的目的之一不是证明一个普遍性的规律，而是发现一种良性发展机制。在这样的分析逻辑下，选择“成功者”是可行的。
符合资料收集条件的大学总共65所，其中全文公布校庆校长讲话的高校共42所。在这42所高校中，大部分高校只公开发布了一份重要年份的校庆校长讲话，其中有12所高校发布了2～3次校庆（如100、110、120周年）的校长讲话。
（三）定性数据收集和处理
本文研究者首先参观了11所大学的校史馆，着重记录校史馆中的重大历史分期、重要人物和关键活动的展示内容。之后，本文研究者对比这些大学的校史出版物，重点收集了出版物中对这些主题的详细描述，以及对现状的评价和未来展望。通过对校史馆实地考察和校史出版物的对比分析，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各大学对自身历史和组织记忆的不同建构方式及其叙述特征。
学界对中国大学发展的历史分期有多种方式。本研究不按照现成的分类方式来引导数据分析，而是从校史资料中提炼信息，以理解大学自身对其历史分期的诠释。这些重要的历史节点包括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社会变革，高等教育中院系调整、双一流建设等政策变动，以及建校、迁址、改名和机遇期等根据学校自身发展定义的重大时间节点。除了历史分期，校史馆中也记录了重要人物、重大成果、现状和对未来的展望，这些记录为我们从校长校庆讲话中收集数据提供了基础参考。这种自下而上的分析方法能够更好地反映每所大学对自身历史的独特理解和叙述特点。
我们先整体研读校庆讲话资料，然后将各个学校的资料按时期分类。在研究初期，我们采用溯因分析，通过在校长讲话、校史馆记录和组织理论之间反复对话来动态调整分析策略。在溯因分析中一般使用流动的而非固定的分析框架（Ragin & Amoroso，2019），这种方法旨在避免现有理论先入为主地干扰，让数据本身说话，以揭示大学在历史变迁中的独特叙事。
在形成一定的理论方向之后，我们开始对校长校庆讲话进行编码工作。本文的编码采用二阶段方式（Maanen，1979）。有些研究强调选择性编码，用三阶段编码，即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这其实与二阶段编码没有原则性的差异（Gioia et al.，2012）。
四、经验发现与理论建构
通过对大学案例的分析归纳，本研究分别对大学校庆校长讲话资料进行编码和概念抽象。在第一阶段，我们用开放式编码来发现讲话中浮现的主题。我们逐行阅读校庆校长讲话，了解校长们如何在历史中挑选关键的年代、人物、成就与经验，特别是他们如何认识这些关键节点和事件点，如积极还是消极、纵向历史比较还是横向全国比较（能进行国际比较的大学到目前为止不多）。我们对校庆讲话的数据和校史馆的数据进行了三角验证，以增强所获信息的效度。从22万字的原始素材中，我们以校史馆记录点为基准，获取了1380条关键原始语句，从中总结了63个直观概念，通过对直观概念进行比较和提炼，将指向共同核心概念的直观概念进行归纳，形成6个轴心主题。
在第二阶段，我们进一步用主轴式编码来获得主题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理论上的逻辑关系。在这个阶段，我们致力于探讨从数据中得来的概念范畴如何与已有的理论进行印证，以及如何发展出新的理论视角。完成编码过程之后，我们画出数据结构图来显示如何从原始信息一步步抽象到概念、主题和理论维度。这个过程类似于涂尔干从事实中发现社会事实的思想活动（迪尔凯姆，1995）。在研究中，我们平衡了理论和经验资料，并且在理论和经验之间反复对话。在让数据“说话”时，我们暂时忘记理论；在用理论解释数据时，我们重视那些从未获得解释的经验数据。在这一阶段，我们从六个轴心主题中明确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形成轴线，归纳出三个理论维度。
本文归纳得出三个理论维度，分别是：历史节点、积淀载体和组织能力，进而在三个理论维度之间建立过程模型，对核心理论维度进行初步的理论化（见图1）。
（一）从概念抽象到理论维度
1.历史节点
自然时间的刻度是均匀的，但历史中的每一个时间点对组织发展的影响并非均匀一致的。有些年份是特殊的，如大学成立的年份、改制改名的年份。有些日期是特殊的，如大学的校庆日，这些时间点是组织自身建构的。在大型校庆中，校长讲话一般不可能描绘出大学组织发展的编年史或者年谱，他们会挑选一些有意义的年份和时间点作为历史敏感期（Marquis & Tilcsik，2013）。除了大学自身发展史上的重要年份，还有一些年份也对大学的发展理念或者制度资源有非连续式的影响，如1952年在教育部主导下的大学院系调整。借用政治学制度主义的概念，这些年份是“关键转折时刻”（西伦，2010：23），在这样的时刻组织会以各种方式接受新的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大学自己建构的历史敏感期和社会的关键转折时刻是考察制度影响的刻度，我们在此将这些组织内、外部的关键年份和时间点总称为历史节点。
哪些时期是敏感期？我们从大学校长校庆讲话中摘取表述年代的信息来分析。如果校庆讲话中提到一个年份，并着墨较多或者饱含情感，我们就把这个年份编码为一个敏感（窗口）期，编码中将其定义为印记敏感期。
校长在校庆讲话中几乎都会强调创立时间，并着重强调这个时间点的特殊性。由于不同大学的创立时期制度环境差异较大，其特殊性也相应有所不同（以下引文中的**代表大学名称，引文后大写英文字母代表样本大学的案例编号）。
120年前的今天，**大学的前身——**在清末维新的背景下宣告成立。从这一天开始……琅琅书声向世人发出了复兴中华的时代宣言；从这一天开始，奋战在艰辛初创中的求是先贤为后人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精神力量。（ZU）
不但新式文化的学术和思想影响大学创立，科技本身也成为一种组织印记特征。科技创新成为某些大学初创期的一种制度来源：“1958年，为了响应党和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为研制‘两弹一星’培养尖端科技人才，老一辈革命家和科学家亲手缔造了**这所红色的大学”（US）。
除了创始时期，中国大学在历史发展中也经历了不同的印记敏感时期，其中有些印记敏感时期对大学发展的重要性甚至会超过创始时期。
新中国的成立使**得以迅速崛起。**把握住了一次次历史性机遇，带来一次次大发展。院校调整，名师云集，团结合作，向科学进军，学校实力倍增。改革开放，**大踏步走向世界，学习交流，拓展视野。新世纪初，**和**强强联合，组成新的**，交叉融合，快速发展，开始了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伟大历程。（FU）
在社会层面，印记敏感期比较容易界定，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开端一般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记。在组织层面，组织会有自己独特的印记敏感期，比如“第一次招女生”“制造中国第一台计算机”等。有些讲话将社会层面的印记敏感期转化为与大学直接相关的印记，表明大学是教育领域制度创新的直接参与者和推动者：“1983年，老校长……建议中央选择部分高等学校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211工程’和‘985工程’成为中国高校发展的里程碑”（TG）。
大学开设某些特别课程的时期以及在学科建设和科研方面取得突破性成就的时期，都是其自身的印记敏感期之一。当一所大学首次设立跨学科课程，或在某一学科领域取得显著科研成果时，这些时刻不仅是组织记忆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推动该学科或领域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契机。
大学组织会在社会层面的印记敏感期引入新的制度逻辑，也会在它们自己定义的印记敏感期引入或者强化某种制度逻辑。对每一个组织来说，历史节点既有普遍性的影响，也有其特殊的影响，从而使得大学各具特色。
2.积淀载体
制度的传承（积淀）需要载体。正如科尔曼（James S. Coleman）在论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时指出，伦理制度的载体是个人，个体通过职业流动把制度带入新的组织（Coleman,1986）。制度积淀是杰普森（Ronald L. Jepperson）解释的制度化过程：当制度被生产或者再生产时，“其持续存在的原因在于相对的自我激活的社会过程”（杰普森，2008：157）。但是，本文强调的制度积淀包含多个而不是单个的制度化过程。
在组织的早期阶段，创始人及早期领导者是原初印记的带入者（Marquis & Tilcsik，2013），他们也是制度积淀的最早载体之一。这些领导者的决策和价值观深刻影响了组织的制度框架和文化，并以此来招募和社会化新成员，形成持续的制度影响。
历史节点是制度生产的活跃期，一个历史节点一般会产生一系列的重大组织活动。组织会以它自己的解读生产或者带入新的制度，这些制度会为它直接所用或者成为“文化工具箱”（斯威德勒，2022）。威廉·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对历史事件与制度形成的过程进行了理论化的分析：重大活动成为历史事件，历史事件成为仪式活动，仪式活动转化成制度（Sewell，1996）。据此，大学发展史上的一系列成就和教训也可称得上是制度化的载体。
人才培养是大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这既是大学自身发展的核心任务，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大学不仅传授知识和技能，还通过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推动社会的创新和进步。因此，大学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不仅受到历史节点的影响，而且也在不断回应外部环境和内部需求的变化，从而形成独特的制度积淀。
迄今，**大学共为国家培养了近12万名高级专门人才，培训了近8万名各种专业人员，他们之中绝大多数具有良好的品德、坚实的基础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成为我国各条战线的骨干，一部分已成为各有关领域的杰出人物。（PU）
大多数校长讲话都只汇报积极的成果，也有一些大学校长谈到历史发展中的失误和教训，这种反思同样有助于塑造大学的制度逻辑：“追溯当年，学校受‘左’的思潮影响，曾经使某些青年才俊离校而去；曾几何时，也有过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容忍……学校对人的关注也时有不够”（HS）。
除了人才培养和科研成就，大学还有其他积淀载体，本文不在此详尽汇报。
3.组织能力
在本文中，组织能力的理论维度不仅包括了组织当前的能力，还涵盖了组织潜在的发展空间。在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多重组织印记的累积导致制度积淀的形成，而这种制度积淀又会影响组织的当前行为和未来预期。
大学作为知识传承和创新的核心，培养人才和科技成果是其重要的产出。在这一过程中，积淀载体不仅影响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方针，还可能影响其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例如，大学通过与产业界的合作和科研项目的实施，不断调整其教育理念和实践，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大学还注重与国内、国际的大学进行对比，如重视大学在国内外的综合排名和学科排名，这实际上为大学增加了新的组织目标（UE-60校庆讲话资料）。
除了对大学现在能力的介绍，对大学未来产出的目标要求、愿景展望也是校庆讲话中的“重头戏”。尽管这些目标尚未达成，但从新制度主义理论的视角来看，它们同样表达了组织的忠诚和信心（Meyer & Rowan，1977）。为了简化分析，我们把这部分内容也归纳到组织能力这个范畴中：
到“两个一百年”中国梦实现之时，也就是我校建校150周年之际，将**大学建设成为优势学科国际一流、特色鲜明的世界知名研究型大学，进而建设成一所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HA）
物质资源是大学组织能力提高的坚实保障，这些内容在校庆讲话中也经常被提及。因为科研界能者多得（Merton,1968），大学吸引物质资源的能力一般是对其过去的积淀载体的一种肯定。
（二）建构一个组织演进的过程模型
在我们总结的三个理论维度中，积淀载体（即制度积淀的载体）与其他两个维度有结果和前因的关系，是本文关于组织演进的理论化的核心概念，可以用它来强调组织发展过程中制度逻辑的层叠。
制度积淀一旦形成，新的制度逻辑不会完全替代原有的制度逻辑，而是叠加在原有制度逻辑之上。新的制度逻辑自然最吸引大多数大学成员的关注，但旧的制度逻辑也会时常被激发出来，成为当下和未来行动的依据。
为了理论化制度积淀的视角，我们先考虑历史节点、积淀载体、组织能力之间的因果关系，主要采用如下几种方式。一是找出每个理论维度的“触发因素”（Corley & Gioia，2004）,不但在理论维度之间，而且在这些触发因素和理论维度之间都有先后的逻辑和历史顺序。二是仔细分析校长讲话中这些维度的先后顺序和措辞联系，并在前一种方式的基础上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抽象（Corley & Gioia，2011）。三是使用扎根理论方法的逐次比较法，每加入一个案例，就把它和其他的案例做比较，采用案例研究中的复制逻辑（殷，2017），把每一个案例当作一个实验，逐一观察这三个维度在案例中的表现，并统计出它们在每一个案例中出现的频次。
前文的图1显示了从原始信息到理论维度的数据结构，其中历史节点是大学的印记敏感期，每个历史节点都可以看作是一个仪式。仪式形成的情感能量需要一定的文化符号承载下去，如关键人物和组织成果长期存在于大学历史中，既作为过去的制度逻辑的载体，也对现在的组织活动产生影响，并对未来活动产生潜在影响。大学组织的发展不是单线统一的，而是各具特色，一方面因为它们各自的历史不同，另一方面源于大学发展的策略建立在对积淀下来的各类制度资源的不同组合之上。
前文的图1最右一列呈现了以上讨论得出的一个组织演进的过程模型，是数据结构的进一步发展，将理论维度之间的因果关系抽象化（Gioia et al.，2012），这种因果关系是新制度主义理论所关注的建构意义上而非实在论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弱因果关系，其中组织这样的行动主体不是被动接受外来的制度要求，而是主动建构因果链和制度传播途径，从而主动掌握发展方向。
这个模型整合了新制度主义理论和组织印记理论。历史节点产生组织印记，组织印记导致制度积淀，制度积淀促进大学组织能力的提升和发展。我们的研究从新制度主义理论开始，引入了组织印记理论分析大学组织，强调多重印记对组织的持续作用。和新制度主义理论一样，我们的模型强调制度对组织的建构式影响，不过我们在现实制度的基础上更关注过去的制度的持续影响。
我们的理论模型建立在组织印记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之上，和已有的重要组织发展模型有所不同。例如，历史制度主义的组织发展模型也注重组织历史发展中的大事记，但该模型没有把历史节点看成是新的制度生长力量，而是强调路径的进程。并且，历史制度主义的模型更强调外部驱动式的因果机制（西伦，2010）。而本文提出的制度积淀的理论模型则强调内部积累式的组织文化动力。本文的理论模型与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的组织发展模型也有所不同，我们强调印记带来的制度力量，这不同于强制和规范同形带来的强因果关系，也不同于组织场域内的模仿同形机制。
五、对制度积淀的进一步分析及应用
从历史节点到积淀载体、再到引出组织能力的过程是制度积淀理论的核心。本节选择12所有多次校庆讲话的大学，以此进一步阐明制度积淀的形成机制。
一所大学在重大校庆活动中的校长讲话也可能形成新的印记和制度积淀。对一所大学的多次校庆讲话的分析可以显示制度积淀的积累过程。例如，通过接力赛式的前进发展，过往的文化产物（目标、理念、章程等）可以成为后来办学的组织保障和社会条件。
以一所综合性大学PU为例，校长在110周年校庆讲话中主动提及了各个历史节点和学校在节点的制度变革，如“创立初期、五四时期、院系调整、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确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初见成效”等，以及创立初期和过去的重大校庆提出的各种规划和预期成果的实现情况。
我们联想到C校长对**发展的种种规划和对一流大学的向往。在**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上，C校长曾提到柏林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当时德国的大学，代表了世界一流的水准。但是，当时的中国，没有条件支持**发展。（PU-110）
回首十年，**得到了建校以来最有利的内外部环境，实现了最快最平稳的发展，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PU-110）
到了该校120周年校庆，新校长几乎重申了这所大学的历史节点和积淀载体，并且呼应前任校长在110周年校庆讲话中提出的目标正在变成现实（PU-120校庆讲话资料）。
以一所理工科大学为例，校长在该校建校65周年的讲话中，不但指出建校60周年时的目标已达成，还在当下成就的基础上展望了建校70周年时的新目标。这位校长直接说出了精神积淀的重要性，并将这种精神积淀视为大学内部的一项制度资源。
**有着独特的办学情怀与精神积淀。京华肇始，为实现民族复兴、攀登科学高峰，第一代**人继承**传统，乘着永恒的东风，踏上了勤奋刻苦、红专并进的报国之行。南迁坚守，第二代**人于艰难困苦中，重建校园、再次创业，为国家创寰宇学府，为民族育科教英才，赢得了海内外崇高声誉……**精神历久弥坚，由**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老一辈科学家精神共同构成的**精神谱系，深深融入**人的血脉，成为**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US-65）
本研究对其余10所大学的多次校庆讲话进行分析，最终都显示了大学校庆不单是重申和强调组织印记和制度积淀的过程，重大校庆活动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制度积淀。
大学组织在不同历史阶段通过制度载体积极创造组织印记，形成制度积淀层累效应的过程，可以借助温迪·格里斯沃尔德（Wendy Griswold）的文化钻石模型（the cultural diamond）来形象描绘。文化钻石模型提出了创造者、接受者、社会世界和文化产物作为文化的四个要素，由此构成文化钻石的四个端点，它们之间两两相连形成一个钻石形状的结构（Griswold，1994：15）。格里斯沃尔德指出文化钻石模型可以在任一端点向外扩展，这样扩大了模型的分析范围和幅度，强化了其作为文化分析工具的重要性。
大学组织的管理者、教师、学生等组织成员，以及校园环境、校园文化和知识产物是大学最重要的元素，也是制度积淀的重要载体。这些要素也是文化钻石模型所描绘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模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用扩展的文化钻石模型（图2）来表示一个大学组织中的制度积淀过程。
本文基于实证资料，在图2“创始期”这一层，从文化产物（对应于“原始组织印记”）这个端点开始向外扩展。大学在创始期的创造者主要是其创始人，接收者主要是其创始团队，社会世界是当时的社会条件。这个时期的文化产物表现为原初的组织印记，如大学的理念、理想以及最初的校园位置及布局等。在创始期之后，大学进入发展期或者变革期，原初的组织印记至少部分达成而转化为社会现实，成为这段时期的一个社会世界或者说社会条件。待变革期结束，这个时期的文化产物又至少会部分成为当下的组织发展的社会条件。对于“现在”阶段，“组织目标”就是大学努力追求的文化产物，一旦实现，便可以成为下一个历史阶段的新的组织印记。图2是片段式的示意，变革期只画了一个层级，但对于历史悠久的大学，变革期层级可能更多。
如上分析，扩展的文化钻石模型可以从一所大学的多次校庆讲话中得到印证。校庆不仅是对过去成就的回顾，更是制度积淀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时刻。由此提出组织如何激活其制度资源的命题。
命题1：大学的组织仪式活动有助于激活其制度积淀的载体，从而激活其过去的制度资源。
不同类型、不同历史长短的大学可以使用的内部制度资源不尽相同，我们将大型校庆的校长讲话中体现“历史节点”和“积淀载体”的直观概念进行了类型统计。“历史节点”包含“创始时间”中的两种类别（追溯起源、建校时间）和“历史发展”中的12种类别（如更名、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迁址、院系调整等）。“积淀载体”包含“人物”中的5个类别（政治领导人、创始人、校级领导、教职员工、在校学生和校友）和“标志成果”中的4个类别（如国内首创教育类型、某些领域的先驱地位、科研学术上的开拓性贡献、人才培养成果）。校庆讲话中只要提及一个类别，就在其使用的制度工具类型数上加1（重复出现的类型不重复计数）。本文将大学使用的制度工具类型数对应于高校的建校历史，绘制了散点图，如图3所示（数据截至2022年）。
为了便于在同等办学层次进行比较，图3中的样本高校均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从图3中可以看到，大学建校历史越长，它们可以使用的制度工具数量就越多。由此提出组织如何积累其制度资源的命题。
命题2：大学的历史越长，其历史节点和制度积淀的载体越多，它们的制度工具就越丰富。
从图3中得到的另外一个重要启发是：成立时间较短的大学也可以主动“制造”历史节点和积淀载体，以此形成更加丰富的制度资源。比如一些建校时间较短的理工科大学就较好地发挥了制度积淀的效用。制度积淀视角强调组织的演进式发展，但它不是一种主张自然演进的理论。该视角认为，大学组织不但可以利用内部的物质资源，还可以寻求甚至主动制造新的历史节点，在动态中寻求新的制度资源。由此提出组织如何发掘其制度资源的命题。
命题3：大学可以主动发掘其历史节点和制度积淀的载体，从而丰富其制度工具。
本研究运用的制度积淀理论以及提出的三个命题并不追求理论的“反直觉”，而是把一种未被理论化的机制揭示出来，以建立新的理论（Ragin & Amoroso，2019：54）。
六、结语
本文从大学的历史越长却越有活力这样一个常见却容易被忽略的组织现象出发，通过经验研究和理论整合发展新制度主义理论的视角，提出了一个微观视角的制度化模型。大学的主要职责在知识传承和创新，本文强调了其中的文化符号和仪式活动的重要性。这些文化符号和仪式活动是大学激活其内部制度资源的重要方式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大学克服了科层制的僵化趋势。
本文提出的制度积淀理论反映了大学发展的共性，同时也能解释大学组织的趋异现象。这些差异不但由于创始年代的不同而带有不同的时代特征（韩亦、郑恩营，2018），而且还源自大学在丰富的制度资源中的不同选择和组合。例如，有大学在多次校庆中强调其在1919年“五四”时期的引领作用，也有大学在校史上强调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所大学的意义。这些历史制度资源和现在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制度安排结合起来，让这些大学不但在专业设置上有所不同，而且在组织文化上也有很大区别，不同大学的组织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新的成员，让其成员的精神气质产生差别，从而形成不同的大学传统。
制度积淀模型也可能为其他类型组织的积累式发展带来启发，比如企业和政府组织。企业也有“老字号”，但比起那些有数百年历史的大学来说，企业对历史制度资源的调用无论在频度还是深度上都要逊色得多。企业组织如果能通过制度积淀激发其内部的活力，就有可能获得额外的制度资源，这既有利于其长期存续，也可能有利于其创新。有些政府和政党的历史资料并不缺乏，若能从制度积淀的角度加以分析，也可以指导这些组织的积累式发展。
限于本文的研究设计和数据，我们没有深入探究其他一些有价值的大学组织的理论视角，有待未来的研究深入讨论，这些视角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实在论的视角。本文采用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视角，研究大学的一项仪式活动。但大学的发展有更加实质的内容，无数人的默默奉献尽管没有转化成创新的成果，也没有在校长讲话中出现，但不可否认都是大学活动的坚实基础，他们构成了大学精神的内核。本文没有从文化钻石模型的“社会世界”的端点出发，而是从“文化产物”的端点出发来扩展模型。未来的研究可以强调组织印记如何转化为物质条件，从资源依赖的角度补充研究大学的积累式发展。
（2）组织外部的视角。本文聚焦于大学内部的制度视角，但大学外部的制度视角也值得重视，特别是在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越来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强调组织内部视角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不关注组织外部的事情。例如，我们收集的研究资料中包括了一本对国外著名大学校长访谈的公开出版物，一些国外大学校长对中国大学发展现状进行了诊断，提出中国大学的一些问题，如领导力不足、国际交流不充分、原创力不足等，这些同样值得倾听并应该成为中国大学制度创新和积淀的一个来源（寇海明等主编，2021）。
（3）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本文发现大学的仪式化活动可以折射出大学所珍惜的内部制度资源并予以激活，这些活动主要是大学管理层的工作。教师、学生、校友等成员也是大学组织的利益相关者，师生对大学制度的贡献有些未必体现在校庆讲话中，但也是大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并不成为史料的故事、惯例、校园掌故，乃至关于校园里樛木和喓喓草虫的传说，都可能成为校园的默会知识，甚至成为大学发展的制度资源。校友的回忆记录有时比校史的记载和官方的讲话更加生动，更能激活大学的精神（张中行，2024）。正是这种对过去校园文化的追忆和反思，让大学能在创新的同时保持自己的印记，并把组织印记建构成为一种坚实的制度力量。正如一位教师对母校的评说：
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谢冕，1988）
大学组织在历史发展中可以形成制度积淀效应，其历史越悠久，历史节点和积淀载体越多样化，制度工具就越丰富。这不但使得大学这样的人类组织基业长青，而且也让大学经常成为世界社会中制度创新的先行者，从而让关于大学的理论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