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中的校史 |《钱端升日记》对北京政法学院筹建的记录

法大的校史，不仅记录了一代又一代法大人服务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懈努力，更是我国高等法学教育进程的真实缩影。藉此建校73周年之际，学校推出《档案中的校史》栏目，以档案为根本遵循，力图求真存实地还原学校历史上一次次重大变迁的来龙去脉，从建校70余年不断的改革创新、开拓进取中汲取力量，在学校“五位一体”发展战略的指引下，继续为法大更加美好的明天而不懈奋斗。

文 | 王改娇

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是在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中由北京大学的政治系、法律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政治系，辅仁大学的社会系民政组，以及调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部分干部合并而成。我国著名政治学家、法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钱端升先生牵头筹建并担任了首任院长。回望历史，北京政法学院筹备工作的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钱端升领命筹委会主任，为这个新生的法科专门学校又付出了怎样的心血和努力？本文将以《钱端升日记》为中心，通过爬梳相关档案史料，一探个中究竟。

一、院系调整合并法政

官方档案显示，北京政法学院正式诞生于1952年国家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浪潮中。实际上，中央对于专科独立学院的设想，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已开始酝酿。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这个重要的历史文献，确立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制定了军事、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系列政策。其中提出教育要“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从宏观层面构建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框架。为了贯彻落实中央的指示精神，教育部于1950年6月召开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时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会上强调“我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或其某些院系，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1] 由此拉开了新中国院系调整的序幕。

此间，中央首先在首都北京尝试提出文法学院的改革意向。据《钱端升日记》记载，1950年5月17日政务院政法委秘书长陶希晋专程到北大，商议“政法组课改事，似文委有意合清、燕、辅之政社等系于北大之政、法两系成北京政法学院”。[2] 1951年4月23日，北大校务委员会“讨论院系调整与马（即马叙伦）长校事”。[3] 1951年11月5日，在全国工学院会议期间，教育部请北京大学主要负责人聚餐，“谈与清、燕并文法理工事”。[4]

教育部经过两年多的实地调研和思想动员，终于1952年5月颁布《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对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和西南六个大区的高等学校作了详细部署。提出先在华北、华东两大区分别新设高等政法学校一所。[5]从而，北京政法学院的筹建提上议事日程。

图1【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调整设置方案（局部）】

二、不负重托受命筹建

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法科高等院校，国家赋予北京政法学院崇高的使命。为了加强政权建设，政法学院要“培养大量具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马列主义国家与法律基本理论知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干部。” [6] 还要为其他大区如何筹办政法院校做出表率。

当时，学校的师生员工分别来自北大、清华、辅仁、燕京四所院校，领导干部多由华北革命大学调配，可以预见，经历和理念的差异，将来工作中的矛盾纠葛在所难免。且在高等教育除旧布新的大背景下，教学方案、课程设置、教材图书等，均无着落……短期之内，筹建一所新型的法科高等院校，决非易事。那么，由谁来担负起牵头筹建的重任呢？中央有关部门经慎重考察，最后把目光落在了钱端升的身上。

笔者分析中央的决定应该基于三重考虑。其一，北京政法学院基本以北京大学法学院为班底建立，钱端升时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兼法学院院长，出任北京政法学院筹委会主席顺理成章。其二，钱端升当时在政法学界的年资、威望，无人出其右。钱端升时年五十出头，学术著作等身，执掌一校，可谓正当年华。除了北大校内工作，他还身兼多种社会职务，如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政法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主要发起人、北京市教育工会主席等职，在首都乃至全国的教育界、政法界具有极高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其三，也是最重要的考量，就是他对于新政权的积极态度。1948年底，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他坚决拒绝了国民党南下邀请，留在北京大学，协助地下党为和平接管北大做出了重要贡献。[7] 1952年8月，他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中国民主同盟，他自愿“团结知识分子，走向进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共同纲领，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建设”。[8]综上，无论是学术造诣、组织才能，还是社会影响力以及政治表现，钱端升都是筹委会主席的不二人选。

对于新的使命，钱端升又持怎样的态度呢？事实上，他本人提前5天才获悉此消息。1952年8月18日，“下午四校政法教授座谈司法改革。欧阳云将成立政法院或由我任院长，甚以为难事。” [9] 钱端升自认为，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自己尚在努力改造中，何以有资格领导为党和国家培养政法干部的艰巨任务呢？因而，他先后与时任副部长钱俊瑞、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勃川分别谈心，真诚地表达自己的心意，再三推脱。[10] 据其长子钱大都回忆，周恩来总理闻此消息，亲自出面谈话，总理尊称钱端升为“端公”,希望他在国家亟须人才之际能够服从组织决定，消除顾虑，尽快担负起这一重任。总理的谦逊、诚挚深深地感染着他。听罢总理一席话，钱端升欣然赴命。

1952年8月23日，“北京政法学院筹备委员会”在教育部成立，筹委会由11人组成，分别来自教育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华北分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华北革大等单位。钱端升任主任委员，韩幽桐任副主任委员。[11] 学院的筹备工作正式启动。

三、艰难创业奠基政法

四校合并为一，校舍设施、机构编制、教职工调配、学生来源、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以及图书资料等诸多事项都需要协调落实。

筹委会成立后，隔一天即8月25日，钱端升就召集了第二次会议。会议初步讨论了学院的组织机构、干部编制、学生构成、调训学制等事项。确立了组织系统和内设机构，拟设教务处、教研室、图书馆、行政处等部门。[12]钱端升依循以往的办学经验，最为关注的还是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会上，他两次提议商讨课程设置，但因草案未定终无果。他隐隐地有些焦虑，在当天的日记里感叹“政院筹委会二次会，谈了编制，未及课程”。[13]

图2 【《钱端升日记（1937-1956）插图】

三周后，即9月17日举行第三次筹委会，钱端升率先发言。他向与会人员通报了近期筹备情况，主要介绍了教学计划草案。大家认为，草案比较成熟，可尽快执行实施。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是否开设俄文课程问题上出现了较大分歧，争议颇久。以燕京大学严景耀教授为代表的赞同派认为，俄文应设为必修课，可用速成模式；而以华北革大的戴铮[14] 为核心的反对派则主张当下学制短，以不学俄文为好。大家意见不一，各执一词。钱端升权衡各方意见，总结说，基于学员文化水平的参差不齐，建议因材施教。会议最后决定，学员均应先学国文，国文基础较好的同学可兼修俄文；而调干生则重点学好国文，暂不排俄文课程。

除课程设置，筹办一所大学图书资料同样不可或缺。而学校初创，国家经费投入极其有限，大批购置图书难以实现。参会的老师们情急智生，于振鹏、张国华两位老师提议，可暂借清华、北大政治系、法律系的图书资料，以解学院的燃眉之急。

据《钱端升日记》记载，从1952年8月下旬到11月上旬，为了学校筹办事宜，钱端升与北大青年教师程筱鹤，及华北革大的戴铮、刘昂、凌力学等人不辞劳苦，四处奔波。此间他共去学院30多次，召集各种碰头会，讨论校舍家具接收、职工分配、课程设置、学生转学等；先后10多次到政务院政法委、教育部、华北人民政府等单位，费尽口舌与有关部门交涉学院基建、干部编制以及革大教职工调动等问题，争取上级部门的人力、财力等资源支持。同时，他深谙“大学非大楼之谓也，而大师之谓也。”他时常利用会议的间隙或者晚上时间亲自登门，曾先后拜访了清华、北大、燕京、辅仁大学、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等校的阴法鲁、王利器、雷洁琼、费青、徐敦璋、陈芳芝、张锡彤、杨献珍等人，逐一接洽、促膝谈心，诚请老师们来政法工作，努力为政法学院延揽一流的师资队伍。

1952年11月11日，筹备工作总结大会在老北大沙滩校区孑民堂举行。会议决定，学院课程初步确定为《实践论》《矛盾论》《中共党史》《共同纲领》以及文化课等,授课方式，前二者以大课为主，教职工应与学生一起听课；后二者和文化课则以班为单位或者班联制上小课。

在教育部、政务院政法委、华北人民政府的鼓励支持下，以钱端升为代表的筹委会带领广大师生，一路披荆斩棘、同心戮力，坚忍不拔，探索前行，北京政法学院终于11月13日正式开课。由此开启了新中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