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的冬天,寒风刺骨,我背着简单的行囊站在公社大院门前,胸口别着那朵大红花在风中微微颤动。

母亲用粗糙的手最后一次为我整理衣领,她的眼睛红红的,却强忍着不让泪水落下。

"志远,到了部队好好干,别给咱老陈家丢脸。"父亲站在一旁,只是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那手掌的温度透过棉袄传到我身上,我知道那里面藏着他说不出口的骄傲与期许。

那天清晨,公社里百余名新兵集结完毕,我们排着并不整齐的队伍,在乡亲们的欢送声中步行前往县城的火车站。

十八岁的我走在队伍中间,听着前后传来的兴奋交谈声,心中既紧张又期待。脚下的黄土地冻得硬邦邦的,每一步都发出清脆的声响,像是在为我们送行。

路过村口那棵老槐树时,我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生活了十八年的村庄,炊烟正从各家各户的烟囱里袅袅升起,我知道那其中有一缕是来自我家的灶台。

县火车站的月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人群,我们这些穿着崭新军装的小伙子被推挤着上了一列老旧的闷罐车。

铁门"咣当"一声关上时,车厢里瞬间暗了下来,只有几处缝隙透进微弱的光线。

车厢里没有座位,我们或站或坐,背包就是唯一的依靠。

随着汽笛长鸣,车轮开始缓缓转动,有人带头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很快整个车厢都跟着吼了起来,歌声盖过了铁轨的轰鸣。

我靠在冰凉的铁皮车厢上,看着光线从缝隙中一闪一闪地掠过,心里想着不知这列车会把我们带向何方。

三天两夜的颠簸后,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转乘军用卡车时,天空飘起了雪花,我们挤在敞篷车厢里,冻得直跺脚,却依然兴奋地打量着这个即将生活多年的陌生地方。

卡车驶入荥阳军营大门时,天色已晚,雪花在探照灯的光柱中飞舞,像是无数银色的蝴蝶。

营房整齐排列,远处传来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一切都显得那么新鲜而庄严。

第一顿饭是二两米饭配咸菜,炊事班班长是个满脸胡茬的老兵,扯着嗓子喊:"新兵蛋子们,管够!"

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热气腾腾的饭菜下肚,长途跋涉的疲惫似乎一扫而空。睡在集体宿舍的木板床上,听着周围此起彼伏的鼾声,我摸着崭新的军被,心里默默发誓一定要在部队干出个样子来。

新兵连的三个月是刻骨铭心的。天不亮就被哨声惊醒,寒冬腊月里用刺骨的冷水洗脸,然后是全副武装的五公里越野。我的胶鞋在雪地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呼出的白气在眼前凝结又消散。

训练场上,班长严厉的呵斥声不绝于耳:"陈志远!你的枪端平了吗?"

"陈志远!正步腿抬高点!"我的手掌磨出了血泡,膝盖在水泥地上磕得青紫,但我咬着牙一声不吭。

晚上躺在被窝里,浑身酸痛得像是散了架。



我的转机出现在第二个月。那天连里要出黑板报,指导员问谁会写字,我犹豫着举起了手。

我从小跟着村里的老先生练过几年毛笔字,虽然不算什么书法家,但一笔一画还算工整。

当我站在小板凳上,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八个大字时,周围响起了一片赞叹声。

指导员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小子,深藏不露啊!"从那以后,连队的黑板报就成了我的固定任务,我也因此渐渐在连队里有了点小名气。

新兵连结束时,我被评为优秀新兵,被分配到三连担任战士。下连队的第一天,连长赵铁柱站在队列前训话,他个子不高,但站在那里就像一根铁钉,声音洪亮得能震落树上的积雪:"三连是英雄连队,在朝鲜战场上立过集体一等功!你们这些新兵蛋子别给我丢脸!"

我挺直腰板,感觉胸中有一股热血在沸腾。

在三连,我继续负责出黑板报,渐渐成了连里的"文化人"。

1975年2月,连部文书调走,连长和指导员商量后,决定让我接任这个职务。"陈志远,从今天起你就是连部文书了,"赵连长把一串钥匙交到我手里,"武器装备登记、文件传达、会议记录,这些都要清清楚楚,明白吗?"

我敬了个标准的军礼:"保证完成任务!"

当文书的日子比当战士更加忙碌。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整理连队日志,晚上常常要加班到深夜处理文件。

连部的煤油灯下,我的影子投在墙上,随着火焰的跳动而晃动。赵连长是个严厉的人,文件上有一个错别字都会被他用红笔圈出来,然后把我叫去训一顿。

但我知道他是为我好,所以每次都认真改正,渐渐地,我写的报告很少再被退回重写了。

1975年11月的一天,天空阴沉沉的,到了下午开始飘起雪花。我正在连部整理训练计划,突然听到食堂方向传来"轰"的一声巨响,紧接着是玻璃碎裂的声音和人们的惊呼。

我丢下钢笔冲出门去,看到食堂门口已经围了一群人,浓烟从窗户里滚滚而出。

"都退后!退后!"赵连长拨开人群冲了进去,我紧跟在他身后。

食堂里一片狼藉,灶膛被炸开了一个大洞,砖块和煤渣散落一地,幸好当时还没到开饭时间,只有两个炊事员受了轻伤。

赵连长蹲下身检查灶膛残骸,脸色越来越凝重。他突然站起身,厉声问道:"今天谁负责烧火?"

炊事班班长战战兢兢地回答:"是……是丁杰,新调来的炊事员。"

"把他叫来!"赵连长的声音像炸雷一样。

丁杰是个瘦小的四川兵,被叫来时脸都吓白了。赵连长指着灶膛问:"你往里面扔了什么?"丁杰结结巴巴地说:"报……报告连长,我就按平常一样添煤,没……没扔别的……"

赵连长不信,亲自在灶膛灰烬里翻找,突然他的手停住了,从灰堆里捏起一个变了形的金属片。我凑近一看,心里"咯噔"一下——那是一颗子弹的残骸!

连部会议室的空气仿佛凝固了。赵连长把那枚变形的子弹"啪"地拍在桌上:"查!全连彻查!谁私藏弹药,军法处置!"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愤怒的样子,太阳穴上的青筋都暴了起来。

接下来的三天,全连进行了彻底排查。

我协助赵连长一间间宿舍检查,一个个战士询问。

终于在第三天傍晚,九班的林建军主动来找连长坦白。

这个平时活泼开朗的山东小伙此刻垂着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报告连长,是……是我捡的……上周实弹射击训练后,我在靶场草丛里发现的...觉得好玩就……就带回来了……"

"胡闹!"赵连长一拍桌子,茶杯都跳了起来,"部队纪律是儿戏吗?弹药管理规定你没学过?"林建军的头垂得更低了,眼泪滴在了地板上。

原来是林建军在实弹射击结束后,从草丛里捡到的子弹,出于侥幸心理就子弹带回到班里,还用旧报纸裹起来塞进床头柜里,班里的同志打扫卫生时误以为是废纸,连同子弹一起倒进了垃圾桶里,没想到这堆垃圾到了食堂,就被丁杰扔进了食堂的灶膛。

当灶火温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子弹被引爆,造成了这起事故。

处理结果很快出来了:林建军私藏弹药,严重违反军纪,记警告处分一次;丁杰工作疏忽造成事故,同样记警告处分。宣布处分决定时,赵连长的声音低沉而严肃:"这次事故没有造成重大伤亡,是你们的幸运。但纪律就是纪律,今天放过小错,明天就会酿成大祸!"

让我意外的是,赵连长决定不上报这起事故。"都是好兵,一时糊涂,"他对指导员说,"给他们个改过的机会。"



后来我才知道,赵连长当年当新兵时也犯过错,是老连长给了他改过的机会,他才有了今天。

那次事件后,林建军像变了个人,训练格外刻苦,年底还被评为进步标兵;丁杰则成了炊事班的骨干,他发明的"曲氏节煤法"在全团推广。

而我对军队纪律有了更深的理解——它不仅是冰冷的条条框框,更是一种保护,是对每个战士生命的负责。

1977年9月,我获得了去军校进修的机会。临行前夜,赵连长把我叫到他宿舍,拿出一瓶珍藏多年的老白干,给我倒了一小杯:"志远啊,到了军校好好学,别给三连丢人。"

他的眼睛在煤油灯下闪着光,我第一次发现这个铁打的汉子眼角已经有了皱纹。我们碰杯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脆。

军校毕业后,我回到部队升任排长,后来又调到其他单位。

1988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武装部工作。脱下军装的那天,我站在镜子前久久凝视着自己,十八年的军旅生涯在脸上刻下了风霜,也在心里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

如今每当下雪天,我总会想起那个灶膛爆炸的下午,想起赵连长检查灶膛时专注的背影,想起林建军坦白时悔恨的泪水。军队教会我的不仅是纪律和服从,更是一种责任与担当。那些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铺的战友,那些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在寒风中挺立如松的日子,都化作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

有时候我会梦见自己又回到了新兵连,站在队列里听着班长的训斥,或是伏在连部的煤油灯下抄写文件。醒来时,耳边仿佛还能听见起床号的回声。我知道,那段青春岁月已经远去,但它留给我的精神财富,将永远伴随着我的人生旅程。军旅生涯就像一坛老酒,时间越长,滋味越醇厚;而那些曾经共历风雨的战友,无论天涯海角,永远是血脉相连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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