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建兵
抗日战争时期的货币战，是日本企图从根本上破坏中国的币制，摧毁中国经济而引发的。在货币战中，日军试图通过从货币市场上驱逐中国货币、争取有利于敌伪货币的比价、套取中国的外汇、抢夺中国的金银、伪造中国的货币等手段，以达到彻底破坏中国固有货币的目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套取中国外汇已不可能，日本又以物资战的形式大打货币战，将法币推向国统区和根据地，以抢购物资和加剧未沦陷区的通货膨胀。日本的这种一石三鸟的货币战略，尽管在货币战中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最终随着其侵略战争的失败而彻底终结。
壹
货币阵地战
1932年9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 同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左）与“满洲国” 国务总理郑孝胥（右）签订《日满议定书》，中国东北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所谓货币阵地战，就是力争以自己发行的货币占领流通市场，驱逐对手发行的货币，从而掌握使用自己货币区域的经济命脉。
早在二三十年代，日本就在中国广设银行。“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又在中国东北及东南沿海一带发行纸币，侵占中国的地方货币权。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更确立了肢解、分化中国的策略，在中国先后设立了4个大型伪银行，发行伪币，并以这些伪币抢占中国沦陷区的货币阵地，以达其控制沦陷区经济、掠夺中国物资的目的。当然货币阵地被敌伪占领，则意味着法币的内流，将引发非沦陷区货币数量人为的增加，导致通货膨胀，从而破坏非沦陷区的经济和人民生活。表现在政治上，不使用中国货币则意味着与中国政府经济关系的断绝。所以，发行伪币是日军配合其政治、军事政策的最佳经济手段。
位于吉林的伪满洲中央银行旧址
日军的货币阵地战策略，是和日军逐步灭亡中国的初衷相一致的，是以武力为后盾而凶猛进攻的。在东北，“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以伪满洲中央银行币，迅速占领了东北的货币市场，取得了侵华战争中一个较为巩固的货币阵地。但当日本全面扩大侵华战争后，面对着新的货币对手——法币，其货币阵地战策略的推行，则遭到了强有力的阻击。原因是：在东北，由于该区域1931年以前的货币主要以地方货币为主，国家统一货币工作还没有展开，同时日本在东北又有一定的金融势力，故日军可在武力的配合下，以收兑旧币的方式迅速占领东北的货币阵地；而在华北，法币于1935年币制改革后已经取得主导地位，日军尽管对华北属于地方货币体系的货币收兑较为顺利，但最终未能像在东北那样彻底占领华北的货币阵地。这种情形到了法币的中心区域华东、华中后，表现得更为突出。日军迫于法币的价值，不得不改变策略，在更直接地依靠发行军用票的同时，放弃对华东、华中法币的驱逐，转而利用法币，以伪币与法币等值流通为手段，侵蚀法币市场，扩大伪币阵地。不过，这是以后的事了，直到英美封存中日海外资金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才开始推行利用伪中储券占领华中、华南货币阵地的策略。
日军货币阵地战的进攻战术，基本上有以下几种，一是以伪币收兑原有流通领域中的货币，禁止原有货币的流通，从而强占货币阵地，这在东北和华北及蒙疆表现得极为显明。二是在具体做法上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法，先从币值不高、地方性或不具有外汇能力的币种上入手，先行禁用，进而牵动整个区域的货币体系发生动摇。三是以货币价值战的形式，配合军事、政治力量强行贬低中国货币的价值，人为地提高伪币的价值，以达到占领货币阵地的目的。四是以物资战为手段，在日军攻占的未稳定区域用伪币强行购买物资，放出伪币占领市场，再以卖出物资为手段，提高伪币的比值。即先楔入钉子，再加以巩固，从而达到占领货币阵地的目的。五是以汇票的形式，在非沦陷区制造货币“飞地”。在华北，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就以汇票的方式，大量向根据地汇入伪币。冀中就曾被伪汇票打入，从而侵扰了根据地金融。六是利用法币，如在华中，伪中储券通过和法币挂钩，利用法币的价值、信用和流通领域扩大伪币的市场和流通。
对于日伪的货币阵地进攻，国民政府一方面在国统区严禁行使敌伪货币，在战区推行地方银行纸币护卫法币；另一方面极力维持法币在沦陷区的流通，以削弱敌伪货币的发行地盘，并以此作为在政治上联络沦陷区人民的手段。这种作法在一些地区如华北，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国民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沦陷区的日益扩大，国民政府在货币阵地战中一直处于退却防守的地位。
抗日战争中，敌后根据地货币在货币阵地战中表现得极为突出。根据地本身就是从敌伪占领区中开辟出来的。根据地的货币发行是对敌伪货币的冲击，而且由于采取了一系列高超的货币进攻战略，从而使日军从法币原有地盘中侵掠下来的地盘，被大大小小的抗日根据地所发行的货币重新杀入、夺回，致使敌伪的货币支离破碎，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统治。
日伪对敌后根据地货币所采取的态度与对法币的态度也截然不同，对使用根据地货币的人民采取了残酷的惩办措施。如在山东，日军规定发现携带北海银行纸币超过5元者枪毙，严禁沦陷区人民行使和保存根据地货币。在如此残酷的货币争斗中，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对敌货币阵地斗争采取了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发行自己的货币，消灭土杂钞，严禁伪币在根据地内流通，从而巩固根据地货币阵地。各根据地一般都经历了这个过程。对于已经侵入根据地的伪币，根据地也使用经济手段将之逐出。坡度贬值就是根据地驱逐伪币时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一般而言，根据地中心区域边币的价值高，伪币在敌我交界区域价值较高，根据地利用这种情况，由内向外对伪币进行贬值，而将伪币逐出根据地。二是在敌人已于经济、军事上占有优势的情况下，采取灵活的策略，以伪币打击伪币。三是以法币为基础发行根据地货币，以保护和维持法币的原有货币阵地。华北及其它根据地货币一开始大多是以法币辅币的面目出现的。为保护法币，各根据地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从而使法币沉淀于民间而不被敌伪所套取。四是配合物资、贸易斗争，占领货币市场。根据地严格控制对外贸易，限制伪币输入和物资输出，在贸易中注意货币阵地问题。历史证明这一做法也是极为成功的。
晋察冀边区银行壹圆券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货币阵地战形成了这样的格局：在沦陷区，伪联银券的货币阵地已被晋察冀边区银行、冀南银行、北海银行等根据地货币围困于大中城市之中。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货币经过激烈的货币战，已形成了将伪中储券从根据地扫除的态势。根据地还通过对敌伪抛出法币这一阴谋的阻击，使法币部分坚持了华中的货币阵地。总之，根据地货币在货币阵地战中如同敌后军事斗争一样，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由于根据地货币的存在，也使得法币在沦陷区的货币阵地得以维持，进而对敌伪贷币形成很大威胁。
贰
法币外汇战
1935年底，中国进行法币改革，使法币与英镑、美元紧密联系在一起，国民政府中、中、交三行无限制地买卖外汇，以维系法币的币值。这一政策给日本带来了可乘之机，日军通过高压政策在沦陷区搜刮法币，并运至上海套取法币的外汇，通过套汇动撼中国法币的基础，从根本上破坏中国的币制，扰乱中国经济，离间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通过套汇，日本从另一面又增强了自己的实力，以中国的外汇购买战略物资，以实现其破坏法币的国际形象、巩固日元国际地位的毒计。
法币的外汇战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938年3月至1939年5月，即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至伪华兴银行成立；第二个时期是1939年5月至1941年12月，即伪华兴银行成立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从地域而言，前一时期日军对中国外汇的争夺集中于华北，后一时期则集中于华中和华南。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旧影
卢沟桥事变前，中国一直采用无限制买卖外汇的政策，以稳定法币币值，效果良好。但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仅一个月就售出外汇750万英镑。特别是抗战初期，中国外汇买卖有3种价格：一是中央银行牌价；二是中国、交通二行牌价；三是上海外汇黑市价格。第三种价格又分为汇丰银行牌价、商业银行结汇价及银行同业作价3种。这为日后日本套取中国外汇，开了方便之门。
1938年3月10日，华北成立了伪中国联合银行。伪银行的主要任务就是以伪币换取法币，再以法币套取外汇。
为阻止日军在华北搜刮法币，套取外汇，国民政府在华北采取了3项措施：一是授意中、中、交三行尽力吸收法币，以避免为伪银行控制；二是停止中、中、交三行华北分行的外汇供给机能；三是施行外汇申核制度。这样，上海和香港成了外汇中心，天津则出现了外汇黑市，而且天津地名法币成了上海外汇市场上兴风作浪的生力军。
为防止敌伪利用外商套取外汇，1937年8月宋子文和外商银行的负责人达成协议，规定外商银行对投机性或逃避资金的外汇购买不予供售。遇市场供应不足时，再向中国政府银行补购，对于华人存款，外商银行将不接受新存。这一协议史称绅士协定。
位于外滩的中央银行旧影
国民政府自1938年3月12日开始对外汇进行管理。财政部公布了《办理外汇请核办法》，这一办法的实行，实际上标志着中、中、交三行已经停止了无限制的供售外汇。以后两个月，三行按规定仍售出外汇约350万英镑，且仍不敷用，外商银行遂放弃了原与中国订立的绅士协定，自订市价买卖外汇。
1938年4月22日，财政部又颁布法令，要求24种重要货物出口所得外汇应按法定价格售于政府。外汇被政府严格控制，使上海出现了外汇黑市，特别是外商银行放弃绅士协定后，日伪势力开始在外汇黑市上兴风作浪。由于黑市汇率的下降必将影响政府的法定汇率，即危及法币的对外价值，从而牵动物价，引起法币贬值。而且，法币价值的变动也将影响美元和英镑，为了照顾英美在华利益（
当然也有拉住英美，共同对日的目的），中国方面开始忍痛维持法币外汇的黑市汇率，特别是1938年7月初，法币汇价由上月的1先令上下跌至8便士左右时，中国银行与汇丰银行达成协议，暗中进入上海外汇黑市。
1939年4月，由于中国外汇损失太多，已经无法继续维持外汇市场的均衡，国民政府经过艰苦的交涉，得到了英国的支持，设立了1000万镑的中英外汇平准基金，力图维持法币汇价，但不及两个月，法币由于大量被套取，汇价由8便士跌至6便士，平准基金“已告罄，中国各银行增加之50万镑，亦已于48小时内售尽”。
1939年5月，日军在上海利用汉奸建立了华兴商业银行。此后又以伪中央储备银行取代了伪华兴商业银行，两行均不与日元挂钩而靠用法币，以法币吸收外汇。
华兴券
随着华兴券的推出，敌伪开始在关税方面用伪华兴券吸收法币。1939年8月31日，伪维新政府宣布所有关税均需以华兴券交纳，同时也可以法币交纳，从而使关税中的法币收入增加。伪华兴商业银行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法币汇价大跌，猛缩9%。中英平准基金不得不于6月18日宣布停止供应外汇，让上海外汇自由波动。中国政府一方面放弃汇率钉住政策，使法币汇率从8便士跌至6便士半，到1940年初时维持在4便士八分之一左右；另一方面强化了汇兑机构，加强外汇管理。
到1940年8月1日，国民政府又将汇率改为4便士半，使法币的黑市汇价与官价大体接近，从而减轻了政府的压力。
1941年1月，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日伪以伪中储券与法币挂钩大举套汇。4月，为支持法币，中美、中英外汇平准基金协定签字，于5月25日正式成立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8月18日开始活动，并放弃以前自由外汇办法，代之以审核制。
中储券
1941年日军进攻越南后，对海峡殖民地的英国给养线以极大的威胁，为共同加强对日本的经济封锁，美国于1941年7月25日下午宣布封存日本资金，范围极为广泛。但如果仅封存日本资产，日本仍可在沦陷区换取中国外汇，并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物资，因而中国政府要求英美两国同时封存中国海外资金，对中国被封存的外汇款项等，仍归中国政府支配。
英美封存中日资金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中国逐渐停止了过去的外汇政策，法币成为对内货币，法币的外汇黑市逐渐消失，以争夺外汇为主的货币战，逐渐转入了以争夺物资为目的的经贸战。中国维持外汇的目的，主要是通过维持法币的汇价来维持法币的价值和国内经济的运行，使沦陷区法币坚持原有的阵地，并在国际上树立法币高于日元的形象。
由于国民政府坚持了以维持法币汇率为手段来维持法币价值的政策，沦陷区法币仍能在沦陷区流通，给敌伪货币的流通以极大的阻力，使日军想把法币变成“废纸”的梦想破产。同时对伪币的发行也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日本军用手票
中国维持法币汇率的另外一个目的是照顾英美在华利益，拉住英美。
本来汇率的跌落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有有利的一面，因为汇率下跌，则黑市将疲软，对套取外汇不利。其次，外汇在自给自足的经济环境中是无足轻重的，而战时由于日军包围封锁中国，使中国的经济不得不向自给自足的方向发展。上海孤岛的经济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为英美利益而作出的牺牲。同时法币汇率下跌，也不代表法币的全盘贬值，法币的价值最终将体现其在国内经济活动的需要量上。国民政府对外汇维持，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由于半殖民地的经济环境，需要国外的商品输入和国内的原料出口以维持中国经济的运转，而且已被纳入世界经济中的中国经济，又是英美资本主义得以取利的重要市场，因而，维持法币的汇率，就可以使中国和英美的经济联系维持下来，以这种经济上的牺牲作为外交和政治上结盟的砝码。
为此，关于中国在经济上的惨重损失，就连蒋介石也说：“过去在上海办理外汇的方法，不但于我们中国商民没有利益，而且徒然替敌伪维持其金融生命，实在无异给敌人以操纵之柄，来催毁我们抗战的经济。”在争夺外汇的货币战中，根据地货币作出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根据地货币阵地的扩大，阻遇了敌伪对法币的吸收，从而保护了法币，也保护了法币的外汇，特别是独立自主的根据地货币并没有可供敌伪套取的外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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