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云木
百万骑手上社保，又迈出关键一步。
日前，美团在泉州、南通试行养老保险补贴试点，只要月收入达到就业地相关缴费基数下限，无须签署任何承诺或邀约、无参保地点限制、无时长单量限制、无跑单类型限制，均可享受50%的现金补贴。
这是自2022年美团进行“职伤险”试点以来，首次面向全类型骑手开放养老保险试点，也是首个由平台推动的、批量向灵活就业群体直接补贴的方案，预计将覆盖上百万骑手。
这一探索，最终受益的不只是骑手，更是数以2亿计的庞大灵活就业群体。
01
任何探索，都不能脱离国情而存在。
灵活就业人员不只存在于中国，“零工经济”更是遍布全球，欧美国家对于外卖骑手是否属于正式员工依旧莫衷一是，社保模式同样千差万别。
与欧美国家相比，我们的特殊之处在于全球规模最大的灵活就业人员、“城乡中国”的人口流动格局、养老统筹地域壁垒的存在、就业优先的现实紧迫性……无不加剧社保问题的复杂性。
其一，我国共有7.34亿就业人员，但拥有完整社保的仅占1/3，完全缴纳“五险一金”的更是不到1/4，“全民社保”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倒不是因为社保覆盖面不够，而是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现实需求，对于不同层次的保险有着不同的优先级。
对于体制内单位来说，完整的“五险一金”是“铁饭碗”的标配；对于大型企业来说，“五险”则是最基本的要求。
但对于灵活就业人员来说，医保、工伤险的必要性最高，养老保险次之，失业保险可有可无，公积金意义有限。
因此，灵活就业人员上社保，究竟是向一部分人直接一次性配齐所有社保，还是面向更多人先从最紧要的工伤、养老保险入手，循序渐进，有待探索。
其二，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超2亿人，多数都是流动人口，骑手更是如此。
根据调研数据，美团外卖骑手中，40%为跨省份流动就业，70%为跨城市流动就业，外来务工人员占比高达81.6%。
图源：《北京社会发展报告（2022～2023）》
过去40多年来，我国完成了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巨大跨越，形成全球规模最为庞大的人口大迁徙现象，大量流动人口以“劳动力红利”撑起了城市的飞速发展。
在北上广深的街头，你能听到骑手们天南海北的口音。只要付出汗水，就能拿到不亚于蓝领工人的收入，但遗憾的是，很多人最终还是要回到老家养老。
然而，我国的社保制度尚未实现全国一体化，不同省份缴费基数、养老待遇截然不同，“在大城市交高标准的社保，回老家享受低标准的退休待遇”等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更何况，社保最低缴纳期限将从15年延长到20年，一旦断缴，就无法享受完整的养老待遇，而养老保险目前仅实现省内统筹，一旦从大城市回到老家，养老金只能部分迁移，势必削弱其吸引力。
其三，全国上千万外卖骑手中，全职骑手占比很小，超过九成是兼职众包，显然不是传统的社保体系所能直接覆盖。
所谓灵活就业人员，顾名思义与稳定就业人员相较而言。
我国的社保制度，恰是基于稳定的劳动关系而来，企业与员工之间关系简单而清晰，但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灵活就业人员，多数属于“不完全劳动关系”的范畴。
灵活的就业与不灵活的社保，本身是不兼容的。
如果强制将骑手转为全职，“进出自由，灵活就业”的需求就无从体现，也与灵活性、过渡性的职业特征相违背，并且还可能动摇这个“就业蓄水池”的稳定。
要知道，美国加州、西班牙、新加坡都曾推行过将零工群体转为全职员工的方案，均以失败告终。
因为把灵活就业倒退回传统雇佣关系，导致就业的门槛会大大提高，最终导致企业减少用工，导致更多劳动者失业。
其四，调查显示，七成外卖骑手“只愿意缴纳500元以下金额”，他们也需要社保来保障将来的生活，但现阶段不想为此付出太高成本。
这背后，还是那道最简单也最直白的选择题：是要当下马上到手的真金白银，还是数十年之后才能兑现的养老福利。
关于就业与社保的取舍，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有句精辟的论断：“牢记就业是第一福利，其次才是社保，不要本末倒置，不要为了社保而减少就业”。
套用这句话，对于骑手来说，收入是第一考量因素，社保当然也有必要，如果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自然要有所取舍。
可见，社保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想要在收入与保障之间取得平衡，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探索创新。
02
2亿灵活就业者，到底需要怎样的社保？
四重基本“国情”的存在，意味着骑手等灵活就业者社保问题没有“一招鲜”的终极解决方案，只能寻找平衡各方利益和需求的次优解。
黑板经济学家最喜欢讨论最优解，但真实世界往往只有次优选择。现实社会是复杂的，利益主体是多元的，公共政策是面临约束的，所有的解决方案必然都是有取舍的。
问题的一面，社保当然需要骑手。养老保险属于典型的社会共济制度，且存在不同代际之间的转移支付效应，只有将更多年轻人纳入其中，扩大养老金的总盘子，才能保证其可持续性。
问题的另一面，骑手同样需要社保，无论是为“老无所依”的未雨绸缪，还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现实需要，社保迟早都会落地。
关键在于，骑手到底需要怎样的社保：是强制保障还是自主选择？是一刀切还是灵活弹性？是少数人的利好还是惠及上百万人？
从各类调查报道和研究老看，骑手们普遍追求灵活弹性的就业空间，最在意的是真金白银的到手收入，也需要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兜底，但又承受不起完整“五险一金”的负担。
来去自由、生计收入、风险兜底，这种“既要又要还要”的诉求，一刀切的强制保障显然无从实现，唯有灵活、自愿、弹性且有平台或政府兜底的方案，才能满足不同骑手的最大公约数。
美团在南通、泉州两地城区进行的骑手养老保险补贴试点，正是这一思路的体现。
根据试点方案，对当月收入达到就业地相关缴费基数下限，且近6个月有3个月满足该条件的骑手，美团以相关缴费基数为基准，补贴50%的费用。
以试点地区南通为例，当地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基数为4879元，参保缴费金额最低为975.8元，只要骑手达到最低收入水平，即可获得平台487.9元现金补贴，可选择就业地或户籍地缴纳，即使骑手几个月之后就选择返乡，补贴也不必退还。
这意味着，平台只诉诸于最直接也最有效的社保补贴，只要收入达到最低标准，不设任何其他硬性条件，“无前置资格限制、无参保地点限制、无时长单量限制、无跑单类型限制”，而将是否上社保、在哪里上社保、上多久社保的选择权，全部交给骑手。
“参保自愿，平台补贴”，从根本上解决了骑手们的三个后顾之忧：
既不必担心为了社保而被困在全职员工的“系统”里，也不必担心因为上社保而过多影响实际到手的收入，同样不用担忧跨地区流动导致的养老待遇降格问题。
拥有自主选择权且无后顾之忧，自然能调动骑手参保的积极性；而灵活包容的参保补贴设计，能覆盖更多骑手，也能从而让更多人从中受益。
研究测算表明，按照“五险一金”的全面覆盖模式，同样缴费基数下劳动者和企业的共同成本约在36%。粗略估算下来，每为1位外卖骑手“兜底”五险一金的成本，能给3.63位外卖骑手进行真金白银的养老保险补贴。
换言之，骑手社保的覆盖广度，和覆盖深度同样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美团以泉州、南通为试点不是偶然。两城都是万亿GDP城市，零工经济相对发达，新形态就业人员众多，且社保缴费基数介于一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之间，一旦试点经验成熟，更易向高线城市、低线城市双向推进。
同时，泉州的外卖骑手以本地人口为主，而南通则是外来务工人员的集聚地，骑手在就业地与户籍地之间如何选择，对于养老保险补贴的响应度如何，也能得到更为全面的检验，有利于进一步的创新探索。
可见，外卖骑手养老保险试点，不能只是停留于短期的政策应对，而要形成长期的、可持续的、可复制的制度模式。
同样，不应仅仅着眼于骑手，能否让2亿灵活就业人员都能从中受益，更考验公共政策的智慧和制度创新的成色。
03
灵活就业者养老保险破冰，有何意义？
灵活就业不是新鲜事物，在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就已有了雏形，近年来随着人口大流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而加速扩张，成为吸纳新增就业、稳定社会民生的重要渠道。
据人社部数据，我国灵活就业群体规模已超2亿人，占劳动力总量近四分之一，其中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形态就业人员超过8000万人，占灵活就业群体的近40%。
如此庞大的人群，自然不能一直游离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但规模庞大、发展迅猛且关乎就业基本盘的特性，又决定了任何改革都难以一蹴而就，而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前进。
早在15年前，国家层面就首次明确灵活就业者可自愿参保；2021年进一步提出劳动关系“三分法”，为灵活就业者参保扫清制度障碍。
2022年，指导美团等平台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仅美团一家平台就已覆盖600多万骑手；按照政策部署，今年试点省份将由7个增加到17个；今年初，国家发改委又发文全面取消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
同一时期，得益于新农合、城乡养老保险的推进，我国社保体系日益完善，虽说全国只有1/3左右就业人员拥有完整社保，但最为关键的基础医疗保险已覆盖95%左右的人群，骑手自然也在其中。
调查显示，骑手对于“五险一金”的优先级排序为工伤险、医保、养老保险，对失业险、生育险、住房公积金的需求没有那么强烈。
目前，与骑手切身利益关联最为紧密的职伤险、医保都已初具雏形，下一个改革的重心自然落到养老保险上。
从职业伤害险扩容到养老保险，从小范围试点到全方位铺开，从骑手向更多灵活就业者推广，从“有没有”到“好不好”持续升级，与“先行先试，小步快走”的改革方法论可谓一脉相承。
新的问题在于，为何是参保补贴？
今年年初，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灵活就业人员参不起、不愿参、不便捷并存，成为权益保障的重点，需要积极研究完善降低门槛，给予参保补贴等相关政策措施，尽可能地把他们纳入社会保险覆盖范围。
可见，给予参保补贴符合从官方到民间的探索共识，也与骑手工作灵活性、流动性、过渡性强的特征相契合。
要想降低劳动者缴费负担，增强其获得感，同时尊重劳动者的自主选择权，提高参保意愿，在传统“五险一金”之外寻求新的方案就成为必然。
事实上，不只是平台企业，许多城市也正在通过补贴撬动灵活就业者参保的积极性，甚至将之作为从“抢人”到“留人”的重要筹码。
厦门推出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益鹭保”项目，财政补贴50%保费；杭州将“西湖保”类公益商业医疗保险模式扩大到灵活就业群体，对于就业困难群体在灵活就业后给予一定社保补贴。
这是“受益者付费”逻辑的体现，也是城市对于流动人口“劳动力红利”的积极弥补，更是对“投资于人”理念的积极贯彻。
灵活就业者对于平台经济的意义广为认知，但对于城市同样有着不容低估的作用——既是维系生产、流通、消费等经济循环的重要主体之一，也是维持城市低成本运转不可或缺的一环，而骑手等新形态就业人员，更是数字基建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近年来，许多省市开始意识到人口不是负担而是资源，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更是创新者，而高学历人才、普通劳动人口缺一不可，由此带动抢人大战从“抢大学生”到“抢人口”的巨大跨越。
就此而言，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保问题，关乎劳动者个人，关乎相关企业，关乎社会，也关乎城市的长远发展。个体选择、平台担当、社会包容、政府参与缺一不可。
无论如何，一个尊重灵活就业者劳动价值的社会，一个用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托起外卖骑手尊严的制度，一个对外卖小哥有温情且愿意付出的地方，无疑能赢得更多人的认可和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