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末年的世风背景下，很多事情其实是司空见惯的恶。比如藐视皇权，专权十八年的梁冀，因为一句“跋扈将军”，就把九岁的汉质帝毒死换个新的，满朝文武也没有谁站出来杀他的头。再比如滥杀无辜，《后汉书·襄楷传》里有一处很惊悚的记录，襄楷曾在给汉桓帝上书时提到：汉明帝时曾定下制度，天下的死刑都要上报朝廷，得到批复后再执行，这是重人命的态度。
可最近几十年，州郡长官嫌这个程序烦琐，就在监狱里直接害死犯人，上报为疾病死亡。久而久之，地方官无论有罪没罪，都敢于随意杀人。
可见，梁冀也好，桓灵二帝也罢，哪怕随便一个太守，在虐刑滥罚上，也不比董卓更仁慈。汉末的政治风气彻底崩坏，董卓不过是有样学样罢了，所谓习惯成自然，公卿大臣对董卓的特殊性，自然认识不足。
他们绝对想不到，董卓刚刚进入洛阳掌握了最高权柄，想要大展拳脚的入手点，竟然是“改制”。
（影视剧中的董卓）
历史上的董卓并没有像《三国演义》里描写的，想篡夺帝位。他营建郿坞（郿县是他的列侯封地）之后，自己曾说：“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 可见，退居封国过日子，一直是他的选项之一。
至于“事成”，也不是改朝换代，恰恰相反，从董卓对《石包谶》 和“百六阳九” 之说的迷信来看，他对掌握汉室权柄的兴趣，主要在“迁都改制”和“将兴至治”上。《石包谶》是一本预言书，里面提到汉高祖定都长安十一世，汉光武帝定都洛阳十一世，应该迁都“以应天人之意”。可为什么迁都和改制联系起来了？为什么迁都就是天意？
这个得从“百六阳九”说起。这个说法见于司马懿长兄司马朗少年时见董卓的对答。司马朗说，董卓是有大德之人，“遭阳九之会”，清理朝堂污秽，举纳贤才，天下即将大治。在《后汉书·董卓列传》的赞中，南朝人范晔也提到：“百六有会，《过》《剥》成灾。”
“过”和“剥”，都是《易》六十四卦中的卦名，连在一起是指本末倒置，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百六”“阳九”则是汉代历法的专有名词，简单解释就是周期性的灾年。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颁布《太初历》算起，叫作“初入元”，之后每过一百零六年，会有九年旱灾，这个一百零六年就是“百六”，九个灾年就是“阳九”。
当然，还有“阴九”，也是灾年。王莽篡汉时，就曾利用过这个理论，所以，“百六阳九”就不再是单纯的天灾概念，而具有了改朝换代的政治寓意。
通俗地说，“百六阳九”是改朝换代的好时机。但是，除了改朝换代之外，在这种命定的灾祸年代，还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解救王朝，那就是“再受命”。比如，汉哀帝时，就曾经改元为太初，易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背景就是“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 。
再次一等，就是迁都了。早在西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汉武帝茂陵的白鹤馆着火，大儒翼奉就上书请求汉元帝因天变而迁都，“所谓与天下更始者”，和“再受命”的逻辑一样，意味着汉王朝自此进入新时代。翼奉的逻辑是，天道周而复始，到头了再绕回去，就可以延长至无穷无尽，现在汉家的天命未绝，陛下能主动绕回起点，就可以让汉王朝永世不绝，不是大好事吗？
这套理论，对于现代人来说是无稽之谈，在汉代却是高精尖科技，时人认为天道与王朝之间有着确定的对应关系。董卓当然不可能超出他的时代，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甚至可以说，他比汉末时的主流知识分子更加迷信。
对于董卓来说，要解决汉王朝的天命危机，就必须更张改制。这既是现实政治的需要，也是信仰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有可行性，所以，他思量已久。
汉元帝议迁都时的年号是“初元”，汉献帝在董卓把持之下，议迁都时的年号则是“初平”，都有“初”，也就是初始的意味。这个年号并不简单，在汉灵帝驾崩后，三易年号，汉少帝有光熹、昭宁，汉献帝初登基则为永汉，到中平六年（189年）闰十二月，才“诏除光熹、昭宁、永汉三号，还复中平六年” 。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初十，大赦天下，应该就是改元之赦。
这恰恰说明了，董卓提议迁都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早有计划，事先考虑过汉元帝的先例。而汉元帝又是东汉光武帝所认的宗法之父，恰好对应西汉之“终”，东汉之“始”，迁都绕回长安，则为东汉之“终”，新的汉朝之“始”。
更重要的是，翼奉在上书中提到，汉元帝“虽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希望皇帝能够以周成王为榜样，迁都洛邑，建立万世的基业。而董卓在迁都之后，就晋位太师，希望能够称“尚父”，问蔡邕意见，蔡邕回复，“昔武王受命，太公为师，辅佐周室，以伐无道，是以天下尊之，称为尚父” 。想要比拟姜太公还是需要平定关东，还都之后才合适，董卓于是不再提。
太师之职，西汉平帝时曾由孔光担任，光武中兴后已废除，而董卓的改制，则明显是依照翼奉给汉元帝的规划一步步执行，希望在他的辅佐下，重现周武王之至治，并延续汉室的国祚，比肩周朝。从根上说，他真的笃信可以逆天改命。
以上内容节选自刘三解：《汉末之变：曹操发迹与董卓之死》，天喜文化&天地出版社，2025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