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移民管控和身份识别认证的整个发展史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话题，更不用说边境的全球化。本书重点分析身份是如何被识别认证的，边境是如何成为规范化场所的，并提出移民基本原则是在19世纪末通过管制亚洲移民进入白人移民国家而发展出来的观点。其次，本书也关注其他一些同样重要且可能更基本的程序问题，例如健康检查的全球发展以及包括摄像和指纹在内的外貌体征鉴定技术。特别要指出的是，另外一条东―西分水岭的形成，即欧洲与奥斯曼帝国的分水岭，（有时）也是欧洲与俄国的分水岭，是现代卫生分界线、健康检查和难民政策形成的主要关联因素。指纹等体征的身份鉴别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应用，在这一过程中，殖民地是非常重要的场所。
此外，公共辩论和政治联盟是大多数以国家为基础的移民政策研究中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不过在本书的分析中并不占主要地位。这样的研究路径对于理解某些移民政策制定的时机和细节非常重要，但它没有关注到这些政策的效果，从而回避了政治和立法究竟有多重要的问题。上述路径还想当然地认为，正是更广泛的边境管控原则，设定了那些辩论和政策的框架，而且它们主要是实践的结果，并不是政治辩论的产物。当然，种族因素及其在世界秩序中的作用是理解19世纪移民政策及其实施的关键背景。如果本书中种族因素看起来被淡化了，而更聚焦于“文明”，更专业地讨论法律和行政的问题，那只是因为我想强调，虽然人们声称使用中性词汇是要消除等级性和歧视性的原则，但看起来中性的措辞只不过是在很大程度上重新配置了这些原则。
我的分析深受米歇尔·福柯关于权力与机制的“微观物理学”影响，该理论认为权力与机制可以主动生产出知识和个体身份，特别是通过审查、禁闭和标准化等规训。其他许多研究强调了移民法在创造种族身份和性别身份方面的作用，其中一些研究明显借鉴了福柯的方法。但它们主要集中在种族和性别类别上，造成移民在国家机体中被边缘化，甚至被排除在外。他们的研究常常带有这样的含义：一旦我们揭开国家技术的面纱，就能恢复更公平的社会正义或更彻底的个体性。换言之，主张个体性和国家统合的理念，都被认为是从批判权力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权力行使的立场出发。可以肯定地说，分类、分配和常规化判断是权力微观物理学的重要方面。但某些特定类别本身不如个体化和分类的过程那么重要。移民分类中种族、职业、亲属和政治的具体内容随着时间和国家的变化而变化，甚至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争议。然而，移民个体和民族国家作为这些类别的对象和框架，几乎从未受到质疑。
用福柯的话说：
也许，我们应该放弃一整套传统，它让我们想象：知识只有在权力关系中止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只有在其指令、要求和利益之外才能发展……我们必须彻底地停止用消极的术语来描述权力的影响：权力具有“排斥性”“抑制性”“审查性”“抽象性”“遮掩性”“隐藏性”。事实上，权力也能生产；它制造了现实；它制造了客体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
福柯提出，我们思考的“不是‘权力中心’，不是一张力量之网，而是一个由多元素构成的多重网络”。移民不仅是国家统一管控的对象，也是创造有关迁流的知识和规范的多元因素之一。对移民分类这样的压制性行为进行批判，恰恰是为了伸张柔性、人性和包容性的诉求――这些是现代权力的特征，是为了重建惧怕外部强制权力的自由主义传统。我沿用福柯的观点，强调现代人类的灵魂是权力的主要产物而不是批判场所，但我超越了福柯的观点，将这种权力定位于全球。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19世纪70年代之前大规模移民的兴起和新规范化过程进行广泛的考察。该部分的四个章节分别侧重于探讨前现代的规范、全球移民模式、对亚洲契约劳工的监督以及管理的集中化等问题。由此衍生了六个相关主题：（1）亚洲移民如何被遗忘，如何通过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建立边界，将他们置于世界历史进步潮流之外，从而掩盖了全球化中的等级关系；（2）简化多重的监管场所，以便强化国家边界和集中管控；（3）个人及其家庭作为自然迁移单位的特权；（4）创建以“自由”移民为主要管控对象的制度；（5）打击私营组织，而不是那些与政府密切合作的机构，这些机构在发展新的国家管控形态方面具有重要地位；（6）自由放任理念的兴起，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国际体系的形成和管控权的集中。总而言之，第一部分认为，“自由”移民的大规模迁移与新管控形态的出现密不可分，权力脉络从有关世界秩序和不平等的意识形态中蔓延出来，通过慈善组织、运输公司、经纪商和移民公司扩展到国家边界，再进一步延伸到个体规训，影响我们对社会身份和个人身份的最深感受。
第二部分讲述了现代移民管控的原则是如何在19世纪末限制亚洲移民进入白人移民国家的过程中产生的。该部分首先讨论了19世纪中叶最初对中国移民实行行政、政治和意识形态管控的各种困难。不同的国家、部门和个人在如何释法及谁有权释法的问题上存在分歧。19世纪80年代末，多国与中国在移民和赔款问题上持续发生国际危机，而白人移民国家的中央与地方执法机构之间不断发生争斗，结果产生了第一批明确的法律裁定和外交政策，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下为边境管控提供了法律证成。国家和“文明”取代了个人，成为“普世”权利的场所，而边界标志着这些权利需要得到承认的范围界限。这部分使用的许多档案文件都是人们熟悉的，出自各个国家排华的具体史实。本书并非要重现排华史的每一个历史细节，而是要将叙事构建为一个国际进程，并强调正是从这些具体遭遇中产生了一般性原则。
第三部分分析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通过实行排华法来实施边境管控新原则的情况。美国尤为重要，因为与英国白人自治领不同，它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直接与亚洲国家打交道，并一再被迫在国际体系内为其移民管控政策和做法进行辩解。结果，美国法律也被迫对某些种类的人群做出最明确的区分，以说明允许哪些人移民而不允许哪些人入境：那些体现相互交往中的进步期望的人可以移民，那些有可能破坏自由制度的人则被禁止入境。该部分强调了五个过程：（1）将个体从其人际网络中抽离出来，并重新植入新的行政管理类别和可交互印证的档案中；（2）设立驻华领事机构，阿里斯蒂德·佐尔伯格（Aristide Zolberg）恰如其分地称之为“远距离管控”；（3）美国国内和世界其他各国实行的程序标准化；（4）移民管控一而再、再而三地失效，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以及管控失败的原因；（5）边境上的接触、碰撞对于维护国家和等级制下的国际秩序具有象征力量。
总的来说，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共同描述了，在一个由国家和个人组成的世界中建立现代移民管控制度的轨迹。这一制度的建立过程有以下一些突出的特点：
第一，官僚程序是利益和权力的纽带。若谈到身份证件和移民管控，很容易陷入这样一种分析的论调，那就是把国家权力和干预性的官僚机构与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对立起来。关于国家移民管控政策的传统叙事，常常呈现了残酷无情、不负责任的官僚机构逐渐削弱民主权利的一段历史。但事实上，在应对国内和国际多重压力时，民主和公众机构往往比官僚和行政机构更想置移民的权利于不顾。即使是维护移民最后那么一丁点儿的权利，人们最终也都认为，有必要参与国际体系并协商调和多种诉求，这比起宪法保护和法治更加重要。
实际的移民程序产生于多种利益关系的相互博弈，也产生于世界各地无数的决定、碰撞、压力和因应之策。参与者包括那些逃避规则、利用漏洞、挑战程序或要求照章办事的移民和律师；也包括那些日常做决策的办事员和中层官员；还包括了那些建构定义、编写法规并赋予政策合法性的部门官员，坚持认为有必要实行管控且也能察知更广泛的国际关切的外交官员以及抗议的民众和哗众取宠的媒体，这些媒体专门报道政府执法不力又违反人道的官僚作风案例。所有参与者都抱怨程序令人费解、效率低下，但为了自身的眼前利益或更长远的可预测性，他们坚持严格遵守这些程序，从而起到了不断强化的效果。无休止的争论和妥协下产生的程序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却成为影响进一步互动可能性的竞技场，即使官僚化本身，也成为对所有人的共同惩罚和替罪羊。
第二，亚洲是一个难题。现代移民管控制度的建立需要对非官方的身份来源和移民组织进行系统性的打击。这也是一个无休止地规训公务员和移民本身的过程。但官员们将移民管控一直难以奏效归结为与腐败的中国政府和文化之间斗争的失败，而不是因为自身无力应对国际网络，监管失效，公务员玩忽职守。因此，文明国家和非文明国家之间的鸿沟被视为全球交往和法治的主要障碍。
第三，移民管控是一种仪式。复杂和技术性的程序从未在哪一个案例上达成查明“真相”并确定“权利”的既定意图，反而让欺诈行为站稳脚跟，屡试不爽。官员们知道这些缺陷，但他们的改革又恰好继续强化了最初导致欺诈的流程。这是因为身份认证程序所取得的主要成果不是证实身份，而是提供身份。如此一来，取缔“欺诈行为”和验证“真实”身份，远不如迫使移民使用并不断重复生成新身份的过程重要，而移民的新身份是由可交互印证的监控网络系统来确立的。这不仅是一个机械性的流程问题，也是将移民置于新的社会关系和等级制度中的象征性行为。因此，这些程序越具有仪式化甚至程式化的性质，就越有效。移民程序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实在性兼象征性意义的编排整合，这种整合将参与者置于彼此的相对关系中，也置于与更大“真理”――关于法治和全球秩序的实质――的相对关系中。
第四部分着眼于20世纪初这些原则和实践在全球的传播。即便是反对移民法的社会运动，如1905年中国的抵制美货运动和甘地在非洲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也强化了移民管控的普遍原则，而只是诟病某些具体内容。他们通过身心和智力上的积极动员来促进普遍原则的内化，使保护国家边境转变为有关个人和集体自我规训的实践，有关纯洁度、程序平等和国家复兴的行动。最终，他们反对移民法时提出的主要观点是，移民法不应羞辱合法移民，也不应在移民入境后以任何理由对他们实行歧视，除非其入境身份可疑。这些反对意见在进一步完善和扩大移民管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到了20世纪头十年，移民管控的标准化模板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部分是迎合国际认证标准的需要，但主要是因为各国力图表明其采用现代国际机制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