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叫张秀琴，今年58岁，初中毕业，来自一个偏远的小县城。
年轻时家里穷，没能考上高中就辍学了。
后来考了个中专，当了几年代课老师，最后还是靠着丈夫在单位里的一点关系，进了县水务局做了文员。
兢兢业业干了三十多年，去年刚退休，每月退休金三千多，虽不富裕，但吃穿不愁。
我丈夫叫周建国，比我大两岁，是本地国企的老员工，也刚退休不久，退休金比我多一些。
我们有一个女儿，嫁到外地去了，平时很少回来，年年都是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和我们感情也淡得很。
公婆健在，年纪大了，八十多岁，身体都不好，常年请了个保姆照料，住在老房子里。
我们一家一直是“和和气气”，但也只是表面上的。
其实，小叔子周建民一直是家里的“宝”，从小到大都被惯坏了。
比我丈夫小六岁，结婚晚，媳妇也是个不爱管事的，整天就知道打麻将。
他们有一个儿子，正在上大学，家里开支大，他们夫妻俩一个不上进，一个没主意，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公婆也总是护着他们，说什么“建民是小儿子，生活不容易”。
说实话，我对他们这些年早就心寒了。我们夫妻俩没少帮过小叔子一家，公婆生病住院的钱，我们出了大头，小叔子的儿子上大学的学费，也借过几次。可人心是肉长的吗？没有。
我们好心好意，他们却觉得“理所当然”。
直到我退休之后，这种“理所当然”更变本加厉了——他们开始算计我不再上班的时间，甚至对我生活的安排都指指点点。真正的故事，就从那天小叔子解雇了公婆家的保姆开始。
02
那天是个周五，天气不错，我和老伴刚吃完午饭，正在阳台上晒太阳。手机响了，是小叔子打来的。
“嫂子，那个保姆我们不再请了，太贵了，一个月三千多，根本撑不住了。”
我一听，愣住了：“不请了？那爹妈谁照顾？”
“你不是退休了吗？”小叔子声音一如既往的理直气壮，“你反正也没事干，顺便就照顾照顾呗，我们也不是不讲理，生活费我每月出五百。”
我气得差点没把手机摔了：“你说什么？五百？你请个人三千都嫌贵，你让我干活还只给五百？”
他那边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嫂子，咱是一家人，讲钱就太见外了吧？”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丈夫周建国就从厨房探出头来：“谁打电话？是不是建民？”
我点点头，把他的原话复述了一遍。没想到我丈夫竟然沉默了几秒，然后点头说：“也行吧，反正你也闲着。”
我当场火冒三丈——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别人把我的时间当“理所当然”。
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买菜做饭，打扫卫生，偶尔还要去跳跳广场舞、看看书，日子虽简单，但是我自己的。
凭什么说我闲着？
凭什么要我去伺候两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还得不到一句好？
那晚我一夜没睡，越想越气。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两个决定：一，把我银行卡里的一万块钱取出来；二，出去旅游。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我丈夫。只给女儿发了一条微信，说我出去散心几天，手机会关机。然后就一个人背着行李，坐上了去江南小镇的火车。
头两天我心情说不上好，但也不算坏。一个人走在古镇的青石板路上，看老街、吃小吃，拍点照片，发发朋友圈。可第三天下午，我的手机开机没多久，就响个不停。
先是丈夫：“你去哪儿了？家里乱套了，你这样太不负责任了。”
我冷笑：“我不负责任？是你答应把我‘外包’给你弟弟的吧？”
他没说话，只说：“你快回来吧，妈拉在了床上，没人收拾，建民媳妇嫌脏不肯动手，建民也说他上班忙。”
我挂了电话，心里不再有波澜。这个家，从来都不是因为我存在而多一份体贴，而是因为我能干活才被需要。
第四天，小叔子也打来了，他的语气不再强硬：“嫂子，之前是我不懂事，是我冲动了，我给你道歉。你能不能回来？爸妈真的离不开人照顾。”
我问他：“那你愿意重新请回保姆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们手头真的紧，嫂子，你就帮帮忙吧。”
我笑了笑：“我现在在杭州，明天去西塘，后天再去苏州。等我玩够了再说吧。”
我知道，我这一走，不是任性，是提醒他们：我不是免费的保姆，更不是被你们随意安排的机器。
丈夫后来又打了几次电话，语气越来越软，甚至试探着说：“要不我来接你，顺便我们一起走走？”
我答应了。
但我也警告他：“等我回来，咱得好好谈谈。不是我不想照顾爸妈，但这事不能只有我一个人承担。你是儿子，你弟也是，凭什么我一个外姓人就得伺候到底？”
他沉默了很久，才说：“我明白了，咱回来再说。”
03
回到家后，保姆又被请了回来，工资这次由小叔子家出一半，我们出一半。公婆嘴里虽然不说什么，但明显比以前客气了许多。丈夫也没再跟我提“你反正闲着”这种话，反倒时常问我：“下次想去哪儿？”
我知道，这次的“旅游”，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出行，更是一次自我边界的重新划定。我不再是那个“谁都可以使唤”的张秀琴，而是一个有选择权的妻子、儿媳和母亲。
我不怪谁，也不怨谁。只是希望这个家，能多一点尊重，少一点理所当然。
至于以后会不会再次“逃离”？我笑了笑——也许有一天，我还会背起行囊，去看看更远的风景，但那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告诉自己：我值得更好的人生。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