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叫周兰，今年62岁，初中文化，来自一个小县城边上的农村。
年轻的时候家里穷，读书也只是走个过场，15岁就辍学在家干农活。
后来赶上村里建砖厂，我进去做了几年工人，后来结婚生子，就在家里务农兼带孩子。
丈夫在镇上的供销社干活，属于那时候少有的“铁饭碗”。
我们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周建成，小儿子周建华，还有个女儿周小梅。
女儿最小，从小最乖巧，后来嫁去了外地，平时很少回家。两个儿子都在县城安了家，房子还是我们老两口掏钱给他们首付的，装修也出了不少。
丈夫在我55岁那年去世，走得突然，我一下子成了孤身一人。
他的退休金每月能拿四千出头，加上我自留地种点菜，日子本来也能过得去。可没想到，年纪大了，反而成了孩子们眼中的“保姆”和“提款机”。
这几年，春节成了我最怕的节日。别人都盼着团圆，我却怕得不行。今年大年初七，我终于忍无可忍，把儿孙十口人全赶出了家门。
02
事情要从腊月二十八说起。
那天一大早，大儿媳李芳打电话来，说他们一家四口要回来过年，还说小儿子家也会来，问我能不能多准备点菜。
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却有点犯怵：我们家不是没地方住，而是人一多，锅碗瓢盆就得不停地响，老人一刻都不能闲着。
果不其然，腊月二十九那天上午，大儿子一家人先到了。
两个小孙子一进门就把玩具撒了一地，李芳提着包进屋就坐下，脱口而出一句：“妈，厨房里有啥，我先看看哈，晚上我想吃红烧鲫鱼。”我笑着点头说：“行，我中午去菜市场看看。”
中午刚吃完，小儿子一家也到了。小儿媳张倩也不含糊，一边卸行李一边说：“妈，咱今年还包饺子不？我老公（也就是我小儿子）说你包的酸菜猪肉馅儿最好吃了。”
我摸摸围裙下的手指头，已经开始有点发麻了，但还是笑着答：“包，咋不包？”
从腊月二十九到初六，我几乎没有坐下来歇过一天。
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煮粥、蒸包子、炒鸡蛋，等他们一家十口吃完早饭，厨房就像战场。
碗筷堆成山，我洗完手都泡白了。
午饭前要赶集买菜，回来后还得切菜、烧火、做饭。
两个儿媳都说“这几天放松放松”，可她们谁也没下过一次厨房。
晚上饭后，我刚坐下想歇口气，李芳就说：“妈，明天能不能早点儿起来，我想带孩子去镇上转转，早餐得早点吃。”我点点头，心里却在滴血：这不是放松，是把我当成了佣人。
最让我寒心的是，初六晚上，小儿媳张倩在客厅打电话，压根没注意我在厨房洗碗。她一边笑，一边对电话那头说：“我婆婆可有劲了，啥都包办，我们这趟回来就是享福的。”
我听了这话，手里的碗都差点掉地上。享福？我是他们享福的工具吗？
那晚我没睡好，翻来覆去，到半夜才迷糊一会儿。初七一早，我刚打开厨房门，李芳就笑着走过来说：“妈，今天我们得回去了，您把这几天的鸡蛋、腊肉、花生啥的给我们装点，好回去吃。”她说得轻巧，我却听得心寒。
我强忍着火气，转身去给他们装了点东西。结果刚装完，张倩也凑过来说：“妈，前几天孩子摔了下，去了一趟医院，花了不少钱，您看这趟回来能不能给孩子点压岁钱？”
我心一横，终于忍不住了。
“你们来我家过年，我几天几夜没合眼，做饭、洗碗、打扫卫生，一个人伺候你们十口人。你们吃完喝完，还要带走我这些年攒的东西。现在临走了，还张口要钱？我到底是你们的妈，还是你们的佣人？”
他们都愣住了，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我没再多说，直接走进屋，把他们的包、衣服、孩子的玩具一样一样地往门口搬。李芳一脸不可思议：“妈，你这是干啥？”
我冷冷地说：“你们不是要走吗？那就现在走，一个不要落下。”
小儿子想劝我：“妈，你这是生气了，我媳妇不是那个意思。”
我摆摆手：“你们都出去，我要清净几天。”
他们最后还是走了，带着不甘和不解的表情。走时，李芳还撂下一句话：“以后过年我们就不回来了！”
我心里一阵轻松：那最好不过。
03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厨房门口，看着空荡荡的院子，第一次在春节后感到踏实。
邻居王婶过来坐了一会儿，劝我：“兰姐，孩子们也不容易，年轻人不懂事，别太动气。”
我笑了笑，说：“王婶，我不是记仇的人，可是我也有退休金，不图他们一口吃的。只是这心寒事，一年年地重复，谁受得了？”
是啊，做父母的愿意为子女掏心掏肺，可子女却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
我并不是不要他们回来，只是希望他们回来的是亲情，而不是索求。
也许明年春节，我会去女儿那边看看。她虽然嫁得远，却常常打电话问我身体，寄些小东西来。她说：“妈，您不是工具，您是我最亲的人。”
这句话，比什么压岁钱、礼物都暖人心。
儿孙满堂不是福，懂得感恩才是。
我不后悔大年初七的决定，甚至觉得，这是我这一生最清醒的一次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