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前阵子，我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段视频，他们说，这是2025开年看到最善良的故事。
一位中国旅游博主在孟加拉，遇到一个懂英语的车夫，玩一天打算请车夫吃一顿肯德基。
没想到车夫说，“这里是富人去的，我是穷人，我去这里会有麻烦。”
后来博主到了他家，被家徒四壁的环境震撼到了，于是花掉将近身上一半的钱，送给车夫一辆中国产的电动三轮车。
等他再回去时，车夫已经搬进更大的房子，生活彻底改变。
他记录下和车夫朋友的故事，回国时，粉丝量已经从2万涨到300万。他们至今是好友。
我的朋友谢无界第一次做援非医生的时候，也遇到了这样相互成全的事，他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向一位中国大爷，同步一位非洲少年的近况。
如今，在这个故事里的两个人，一个和自己的孩子和解，另一个成为了“百万富翁”。
参与过两届援非医疗队，总是有人问我，你到非洲布隆迪那么久，除了医生治病救人的本职工作外，还做过什么值得自豪的事吗？
我会说，我可能造就出一位布隆迪的百万富翁。
他叫乌维尔，年龄不超过25岁。疫情期间，他近乎垄断整个布隆迪的无糖可乐生意。
那时在布隆迪的超市里，几乎买不到无糖可乐，一些酒吧里倒是能买到，不过必须先买两瓶普通可乐，才有资格买无糖的。
与此同时，乌维尔组织手下的自行车运输队，穿越布隆迪首都的大街小巷，满载着无糖可乐，送到每位客户的家门口。
时间往前倒一年多，这是乌维尔不敢想象的画面。那时，他的梦想是拥有一家小卖铺，“把柜台擦得亮亮的，商品摆放得整齐齐。”
即便是这样的梦想，对那时的他来说，也是一种奢侈。
家里父母重病，弟弟妹妹等着他喂饱，而他拥有的，只是一辆破破烂烂的自行车。
遇见乌维尔第一面，我都没看清他的脸，就看见那辆自行车——朝我撞过来了。
当时我在晨跑，看见自行车迎面撞过来，躲避不及，只能捉住车把，本能地向后跳。手掌被划出一道口子，胳膊撞得生疼。
自行车倒在地上，轱辘还没停转，骑着它的黑人小哥，一溜烟跑到马路对面，远远地双手合十朝我求饶，到后来索性跪下了。
我拿擦汗的毛巾抱住伤口，腾出另一只手拍下现场和肇事者的照片。就在这时，黑人小哥朝我过来，边跪着说着求求你，边指着地上的自行车。
当时街上的人挺多，他这样跪着，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自认倒霉，用手狠狠指了指他。
我跑到医院，回到自己的诊室，给自己缝了几针，顺着缝线贴了创口贴，甚至没敢包扎。疫情政策严，晨跑是我争取来的，要是让大家知道，恐怕再也不能跑。
离开医院，我准备跑回驻地吃早饭，结果一出医院门就看见那张熟悉的脸。
乌维尔的外貌很有特点，很年轻，大概23、24岁左右，没有黑人的高鼻梁、深眼眶，倒是面目清秀，有点亚裔的特征。他的四肢长又细，但仍能看出明显的肌肉线条，下半身穿着条女士翘臀牛仔裤，有点搞笑。
看见我出医院，乌维尔赶上来，掏出一堆脏兮兮的现金票子。我扫了一眼，大概折合人民币五块钱。我叹了口气，拿英语跟他说，没事了，不要你的钱。
他好像没听懂，仍然跟在我屁股后面，赶都赶不走。我干脆坐上自行车后座，指挥着他，骑车领我回驻地。下车后，我用法语说：finir（结束），接着又用英语告诉他：我不要钱。
这回他听懂了，嘴里说声谢谢，接着掏出一台屏幕巨大的老式手机，按出一串数字。
“这是我的手机号码，别报警，我一直都在。”
没想到，刚过两周多，我就拨响这个电话了。
那是2021年春天，我第一次参加援非医疗队。布隆迪的疫情还没有爆发，不过防控政策已经建立，医生们无法到人流复杂的菜市场买菜。
我们只能沿袭上一届医疗队的传统，把这事委托给房东的亲戚，结果菜品越来越烂，费用还越来越高，厨子都要罢工了。
但是初来乍到，我们也没办法。正餐吃得差，只能从别的地方弥补，布隆迪的酒吧倒是卖烤串和啤酒，不过我们不能随便去，只能让别人送。
于是，我就拨给了唯一认识的当地人，乌维尔。
电话打通，我搞了点恶趣味，严肃地说：
“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上次你送我的地方，来一趟。”
二十分钟后，乌维尔气喘吁吁赶到驻地，警惕、哀求的眼神注视着我。结果我一说烤串，他瞬间放松了，明白我什么意思。给他钱的时候，他仿佛看出我的疑虑，主动要求我再拍一张照片，要是他拿了钱，不回来，我就去找警察。
等了两个小时，旁边瞧热闹，也惦记买烤串的队友都觉得，我的钱打水漂了，让我准备报警吧。我坐不住，给乌维尔打了两个电话，他都接了，说再等等，再等等。电话的背景里很噪杂，有碰杯声，音乐声，应该是在酒吧。
直到第三个小时，乌维尔终于带着烤串和找回的零钱回到驻地。烤串进嘴的瞬间，我眼睛都湿润了。院里的队友闻到肉香，纷纷冲出来，笑着记下乌维尔的电话。
这也许是中国医疗队在布隆迪点下的第一单外卖。
后来经过那家酒吧，我们特意询问了烤串价格，这个黑人小伙子一分钱回扣都没吃。
自那以后，乌维尔成为我们的专属外卖员，每回下单，我们都给他一笔丰厚的小费。
经过两个月考察，我们决定罢免房东亲戚，考虑把买菜的任务外包给乌维尔。
可是我不知道，他能否接得住这个任务。
队长让我叫来乌维尔，问问他以前都做过什么。
乌维尔似乎看出，这是有别的活儿要交给他，表现得很认真，“我以前做过很多零工，拉过香蕉、拉过煤炭，给外国人送过文件，给病人送过药物，买过蜡烛，买过凡士林，采摘过香蕉，会做饭，没有驾照，但是可以把汽车从这里移动到那里……”
队长有点不满意，觉得这些履历里，没有他最想看到的东西，算数。
以往我们买烤串，都是按照固定的价钱，把烤串钱算好了给他，实在没有零钱，就给他一张整票，他再把商家找的零钱拿回来。但是买菜，得要求他自己懂得算数。
于是我问，你算数怎么样。
乌维尔的回答让我们啧啧称奇。他清了清嗓子，用咬字清晰的中文说：“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一三得三……”背到四四十六，队长就叫他停止了，会背数学乘法口诀，买菜算是绰绰有余了。等他走后，我们还讨论了一下，是谁把这玩意交给他的。
长居布隆迪的中国人，也就几百个，除了医疗队以外，就数大使馆和建筑队的人最多，我们都猜是他打零工时，建筑队的中国人教他的。
很快我们发现，这个20岁出头的黑小伙儿懂得中文真不少。
布隆迪的啤酒瓶是有押金的，所以每次叫烤串加啤酒，乌维尔得等我们吃喝完，再把啤酒瓶送还给商家。时候长了，我们跟他渐渐熟悉，就让他也坐下来吃两口，喝一杯。
布隆迪的肉串，只有一种牛肉的
喝了酒，乌维尔就开始跟我们聊起中文。他会说过年好、对不起、我错了、请原谅我，请给我一个红包，万事如意，最神的一句是：“什么时候开支？”
除此以外，他还会唱《甜蜜蜜》《桃花朵朵开》《铁窗泪》，不是那种含糊着哼出个调子，而是咬字都很清楚的唱出来。
后来我们还教了他一句：“中国人最棒！”
但是我也注意到，每回他临走时，都会刻意地和我们重复一句话：“我很闲，很需要钱，非常想和你们继续合作，因为我没有太多力气，不能靠骑自行车拉货养家，希望你们能够再次雇佣我，有其他活儿也可以找我。”
当时我们想换驻地帮工，就问乌维尔愿不愿意来，可是他拒绝了，因为驻地帮工必须每天呆在这里，每周只有半天可以回家，他说：
“我得照顾弟弟妹妹、爸爸妈妈，把一天的钱换成食物带回去。”
那时候，我还不了解这个年轻人正在遭遇怎样的困境，问他也不愿意多说。
没想到，一通不经意的电话，成为乌维尔改变命运的契机。
初到布隆迪的半年，我很想家，除了给妻子打电话，还经常联络故友。
其中一个就是杨师傅。他是医院后勤部的电工，也负责维修各种设备，岁数比我大很多。我们在同一批入职医院，我到非洲时，他也离职，打算实现年轻时的梦想，开家米粉店，可是迟迟找不到合适的铺面，疫情来了，只能每天赋闲在家，总是回复我很快。
我和他闲聊着非洲趣闻，把乌维尔送外卖的故事说了。结果杨师傅来了句：“为什么不让他扩大外卖生意呢？既然中国人有这需求，外国人肯定也有，这可是赚钱的生意。”
我当时没有把这话当回事，但是随着和乌维尔越来越熟，队里的医生们都很喜欢这个实诚的小伙子，我也不得不多想一些。
早晚有一天，疫情会解除，我们自然还需要他做外卖员，送烤串，但是买菜的活儿，就得医生们自己来，不需要他了。于是我说：“你得想象以后，不能老看着眼前。”
乌维尔一听，双手合十，露出哀求的眼神，“请不要辞退我，我很需要这两份工作。”
我强行扯开乌维尔的双手，“不是要辞退你，而是要你有点危机意识。”
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杨师傅的话，便和乌维尔说：“我把你的故事说给中国一个商业大佬，他对你很感兴趣，建议你把外卖范围扩大，拓展新的客户。”
乌维尔愣了好一会儿，唯唯诺诺地问：“该去找谁呢。”
我随口回了一句：“当然是有钱人啊。”
乌维尔若有所思好一会儿，“谢谢你，谢医生，谢谢中国商业大佬的建议。”
驻地的一位黑人帮工，声称看到乌维尔和一群朋友在酒吧吃肉喝酒，坚持认为，这些钱是乌维尔从菜市场吃回扣赚的。他在厨房里忙里忙外，也赚不到多少。
于是帮工闹着涨工资，不然就罢工。可是帮工的薪酬需要逐级上报，我们不能决定。
辞掉他，只会更麻烦，他既要帮厨师打下手，赶上厨师休息时，还要他当厨师做中餐。换一个人，我们更不熟悉，况且布隆迪能找到几个会做中餐的当地人呢。
没办法，我们只能委屈乌维尔，取消他买菜的外包工作。我给了乌维尔平时1.5倍的劳务费说：“疫情没有那么紧张了，我们得自己去买菜，多余的钱算是解约费用。”
乌维尔失落地接过钱，数出多余的钱还给我，淡淡地说：“周五早上我空闲，还是可以帮医疗队带路买菜，这些都是免费的。”
我以为他只是说漂亮话，到了周五那天，乌维尔竟然真的守在市场门口，一路跟着我们，我们到哪个摊位买菜，他就跟在后面杀价。
每逢市场里缺肉，他还带我们到屠宰场、散养户的家里挑肉。这些他都没管我们要钱，也没刻意引导我们去哪个摊位。
我问乌维尔为什么这样熟悉菜市场，他自豪地说：“为了干好这个活，我调查了市场，哪个老板是自产自销，哪个老板是二道贩子。我知道最好的肉从哪来，也知道谁家卖病死肉，那种肉我是绝对不买的。”
我和队友们对视一眼，这个年轻人，真的不简单。
没过多久，乌维尔在医院门口堵住我。他左手攥着一张密密麻麻写满字的纸，右手握一台已经换了的智能手机。
“我成功了！纸上是潜在客户，手机里是已经成交过的客户！”他高兴得舞动，嘴里打着节拍，身体一颤一颤的，手和脚像是掉帧了一样，愣是在医院门口跳起机械舞。
跳完舞，乌维尔直接跪在我面前，幸好我眼疾手快，一把拽起他，“不许跪！”
乌维尔爬起来，再度双手合十，边拜边说：“谢医生，非常感谢你，感谢中国商业大佬，我已经找到不少外卖客户，虽然给的小费不多，但是起码可以持久下去。”
说着，他朝马路对面的方向指了指，那里蹲着几个年轻人，看上去不像乌维尔面善。
“那些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合伙人，我很忙的时候他们可以帮我。”
我心里咯噔一声，埋怨自己把这事给忘了。电话里，杨师傅还说了另一句，生意初期不要找帮手、找员工，一定要自己干，不然就是给自己添麻烦。
我安慰自己，杨师傅不懂非洲这边的国情，说的话也未必句句在理，于是也没说。
没想到，这事到底还是埋下祸根。
乌维尔虽然不再帮我们买菜，可是医生们想吃烤串，还是找他。突然有一天，我给乌维尔打电话点外卖，接起电话的不是他，而是一个陌生人。
这个陌生人来到驻地，索要非常高的跑腿费，还坚持先钱后串。我害怕他跑掉，于是拿出手机打算给他拍照，他却一溜烟就跑了。再打电话，无人接听。
再见到乌维尔，是在医院病房里，他脑袋上缠着血渍绷带，下眼睑有明显乌青，右侧嘴角缝了两针，门牙也缺了一颗。
杨师傅的话，一语成谶了。
望见我，乌维尔哭起来，嘶哑的声音说：“我的生意被合伙人毁掉。他们拿客户的钱，还拿走商户的烤串和啤酒，我和他们争吵，他们抢了我的手机和自行车。”
我问他有没有报警，他摇了摇头，紧张地看着我。
我叹了口气说，我帮你报警吧。这恐怕是唯一我能帮他做的了。
乌维尔挣扎着，从病床上坐起来，夺过我的手机，再次做出哀求的动作说：
“报警我也会被抓的。”
我不明所以，看着他，等待一个解释。
乌维尔边用被子擦眼泪边说：“他们偷东西失手，说杀了人，我也有一份。”
乌维尔看着我，又像是自言自语，直到这时，我才了解他身上的故事。
乌维尔的父亲是骑车拉货的力工，靠一辆自行车拉货、拉客养活一家六口。
他家也有田地，可是地都在山上，灌溉除草要走很久，但怎样努力都抵不过土地贫瘠，旱季时土地龟裂种子都被晒死，雨季时刚栽的苗又被冲走，一年到头也没有多少收成，自家吃都不够。
可是命运并没有眷顾他们家，好像刻意要更残酷一点。乌维尔的父母患上沙蚤病，一种由寄生虫引起的皮肤病，他们没钱买药，于是病情恶化，夫妻俩无法下地工作。
还在读初中的乌维尔只能辍学，担负起养活一家的重担，而他唯一拥有的，就只有父亲那辆自行车。
乌维尔没有父亲的力气和经验，靠拉货载客，养活不起一家，父母着急用药，弟弟妹妹又等着吃饭、交学费，他只能到处打零工。
然而打零工只能让家人偶尔吃一顿饱饭，四年前，他开始和同伴到偷棕榈林、香蕉林、波罗地偷看守棚里的东西。
有一回他们到一片菠萝地偷东西，同伴们告诉他，已经踩点完毕，他负责把风就行。结果二十分钟后，同伴们叫喊着跑出来，一个人手上沾满血渍，其他人手上提着菠萝、一个锅和两只鸡。跑到安全的地方，同伴才告诉他，他们失手杀人。
乌维尔当即就要退出，但是为首的同伴塞给他两个菠萝和一袋辣椒，跟他说：“杀人也有你的份，说出去大家都得坐牢。”
乌维尔只能继续跟着他们偷东西，直到那天清晨，他心不在焉地骑车，撞了我。
医疗队的劳务费让乌维尔有了钱，他给父母买药，让弟弟妹妹吃了好几顿饱饭，正盘算着什么时候让他们继续去上学，同伴们找回来了。
他们手里握着乌维尔的把柄，要求他上交一大半的劳务费，就是在那时候，这伙人拿着乌维尔的钱，大吃大喝，被我们驻地的帮工看见了。
可是他们还不满足，觉得乌维尔的外卖生意越做越大，便强行要求合伙做外卖。
这帮人根本不是想做生意，只是想捞一笔，赚快钱。于是他们抢了客户钱，吃掉商户的烤串，争吵起来，还抢走乌维尔的手机和自行车。
乌维尔苦心经营的外卖生意，算是让他们毁掉了。
他哭着说：“我做梦都想开一家漂漂亮亮的小卖铺。要是能有一家小卖铺，我就能轻轻松松养活一家人。在梦里，我把柜台擦得亮亮的，把货品摆放得整整齐齐，但是现在都完了……”
听完他的遭遇，我心情复杂，也不知该劝慰什么，只能默默离开病房。
来到非洲以后，我听过太多谎言，深知不能根据一面之词就做出判断，况且乌维尔牵扯到人命，谁知道他说得是真是假呢？
为解开疑惑，我回到诊室，向托马斯求证菠萝地杀人事件的可信度。托马斯是医院的医疗掮客，也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本地通。
托马斯听完，捂着肚子大笑起来，“你的朋友肯定被骗了，那些小毛贼就是用共同犯罪，控制你的朋友。他们本身就是警方常年盯梢的对象，只要有风吹草动他们是一个被抓的。偷东西也就罢了，杀人他们肯定不敢，就算真的杀了人，他们也绝对跑不了。”
托马斯几句话就解决了我的顾虑，我继续问道：“那他该怎么办呢？”
托马斯拍着肚皮说：“直接报警，几个小毛贼骗了那么多商铺和富人的钱，他们才是该害怕的人，而不是你被胁迫的朋友。”
接着，托马斯抛出了他的疑问：“你那贫困的朋友，是怎取得有钱人和店家信任的，这点让人难以置信。”
是啊，我也纳闷，逮到机会，我得好好问问他。
当天晚上，我拨通了杨师傅的电话。杨师傅接起电话问，是创业小哥的故事吗？
我嗯了一声，电话对面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自从第一回跟杨师傅聊起乌维尔，他就对这个“创业小哥”产生兴趣，已经好几回电话，都主动问我，乌维尔怎么样了。
只是这回，我给他带来的是坏消息。我把乌维尔的身世，菠萝地杀人事件，以及医疗掮客托马斯的观点都跟他说了。也许是气氛太沉重了，我不知道哪根弦抽了，拿调侃的语气，说出乌维尔的梦想：开一家小卖铺。
电话对面静得出奇，就在我以为网络出问题时，杨师傅说：
“小谢我转给你800快钱，你给乌维尔，他太需要帮助了。”
我切换到聊天界面，杨师傅真的转了800块钱，我连忙说：“你不怕他是骗子？”
杨师傅显得很冷静：“我相信他。而且我觉得他是我的福星，我想开米粉店，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铺面。自从你跟我说他的故事，我就在小区附近找到一间门脸，可以免半年房租，而且这门脸之前就是饭店，我甚至不用装修。”
我笑着说：“你还挺迷信。”
“你还记得他找你的钱吗，还不多要报酬？这就是诚信的表现。另外，你不要嘲笑他开小卖铺的梦想，那可能是他这辈子见过最好的风景，就像我，一直想开米粉店。”
我还没来得及道歉，杨师傅就挂了电话。
那天晚上，我一直在琢磨乌维尔的事，忘记收钱了，第二天早上九点，杨师傅竟然主动打过电话，提醒我把钱收了。他说：“你一定要把钱给他，我不希望他像我儿子一样，在最该有人帮助他的时候，没有人站出来。我不希望这个小伙子完蛋。”
此时此刻，躺在病床上绝望的乌维尔，肯定想不到，这位愿意帮助他的“中国商业大佬”其实是一个失意的中年男人，也是一位失败的父亲。
杨师傅当过十年兵，转业后被分到国家电网，就在马上要转正时，徒弟跟领导发生矛盾，动起手。他替徒弟出头，却被徒弟背刺，徒弟说，是他指使自己打的领导。杨师傅挨了一个处分，赌气辞职，后来到了医院，成为后勤部的电工。
这是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两件事之一，另一件事就是把儿子骗回西北。
杨师傅妻子去世得早，他一直没有再娶，就想专心把儿子拉扯大。儿子也争气，考到厦门的大学，学计算机转业。可是毕业后，杨师傅担心儿子独自在那边受骗，就想劝他回来，那时儿子已经找到一个小公司的工作，也有了一个女朋友。
杨师傅谎称自己重病，让儿子回来，同时许下承诺，给小两口在西北找工作。
结果找工作的事黄了，杨师傅以为凭借自己的人脉，就是一句话的事，结果都得考试，一点后门都走不得，搞得他也没了办法。一来二去拖了半年，小两口打算考研，结果儿子的女友看上考研同学，和他分手，闪婚。
失去工作，也失去女友，杨师傅的儿子就把自己锁进屋子。
杨师傅很生气，他觉得人被打倒，再站起来就是了。
直到有一天，他看见儿子拿着手机，怔怔地盯着前女友的照片，就一把夺过去。儿子和他争吵起来，一下子把压抑许久的愤怒都爆发出来了。
“摊上你这么个爹，我们老杨家就该绝种！”
杨师傅气得摔了手机。自那以后，儿子一句话都不跟他说，饿了就借网贷，叫外卖，也不吃他做的饭，每天往屋里一呆，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视，完全自我封闭。
封控后，杨师傅都能收到坏消息，所以他特别盼着我打电话。
乌维尔的成功，对杨师傅来说，算是意外惊喜，就连儿子隔着门听见，也觉得新奇，甚至愿意开口问：“那个外卖小哥怎样了。”
杨师傅抓住儿子的兴趣点，每回接我的电话，都故意小跑到儿子房间门口，开免提，很大声地重复我的叙述，争取让儿子听得更清楚。
没有这场遥远直播后续，父子俩也就失去了沟通来源，彻底没话说了。
杨师傅以前不理解儿子，觉得没有工作，再找就是，可是直到他疫情期间逆风创业，到处寻找门脸，筹备开店时才明白，“我儿子遇到的困难比我要多得多了，这个时代跟之前不一样了，是我错了，是我害了儿子。”
我把杨师傅的钱收了，兑换了一百美元现金，直奔乌维尔的病房。
心里祈祷着：乌维尔千万别是骗子，千万别辜负杨师傅。
我的父亲和杨师傅很像，都觉得自己为孩子铺好的路，是孩子最好的选择。
早在我毕业时，我父亲也做过同样的事情，许诺我，工作的事包在他身上。于是，我拒绝学校当地的工作，带着女朋友回到家乡。
直到父亲领着我俩来到那家医院，才知道想进去得交实习费，明码实价每人1700，而且签的只是一份实习合同。
父亲的脸一下就红了。我瞬间明白，他根本就没有什么门路，只是拜托了一个不靠谱的牵线人而已。后来他再没有提这件事，只是说工作的事不着急，让我们俩先考驾照再说。
自那以后，我一直心里埋着疙瘩，觉得和他没话说，不知道该怎样沟通，即使过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多少改变。现在，杨师傅父子有了消弭隔阂的契机。
走进病房，我把一百美元递给乌维尔。
“这是中国商业大佬送给你的，”乌维尔没敢接，惊讶地看着我，我将钱塞进他手里，纸币掉在被子上，“他说这笔钱可以解决你的困境，你开商店的梦想很不错，他看好你，让你继续好好干。”
乌维尔眼睛湿了，双手合十跪在床上，我立刻给他拽起来，“不许跪！”
接着我说：“这笔钱，你能拿来跑路，也能补偿客户和商家的损失。”
乌维尔攥紧拳头，毫不犹豫地说：“我选第二种。”
他满脸严肃认真的表情，可是缺了一颗牙，让整张脸显得有点搞笑。
我忍住，拍他的肩膀说：“你大概率被他们骗了，他们没有杀过人。”
我将托马斯的话复述给他，“当然你最好亲自去趟警察局，问个明白。”
那天临走前，我也没忘记问最后一个问题：
“你一个穷小子，是怎样取得那么多商户和有钱人的信任的？”
乌维尔低着头说：
“被抢走的手机里，有我和你们中国医生的合照，很多人都知道我在帮你们买东西。”
医生们几个人买一回烤串，可能要花上几百块人民币，在国内这个价钱很普通，但是在布隆迪，这算是一笔巨款。到了酒吧里，医生们会成打的买啤酒，一打十二瓶，当地人没有见过这种架势。有的医生高兴了，也会出高额的小费打赏，而且不会故意为难人。
久而久之，当地人都知道，中国医生是最优质的客户。
我恍然大悟，突然明白他为什么愿意免费在菜市场里帮我们砍价。
乌维尔出院后一周，我都没有他的消息。杨师傅两天一个语音催促，直到半个月后，我也忍不住打了乌维尔的电话。这个电话被抢了，还不知道被卖到哪里，就算乌维尔补卡，号码也会变更。没想到电话接通，真是乌维尔。
他很兴奋地问：“谢医生，是不是要烤串？”
我也很高兴，让他给我带两瓶可乐，站在驻地院门口翘首以盼。
他骑着那辆熟悉的自行车，换了新的后座，擦得干干净净，整辆车都显得崭新了。我问：“东西都要回来了？”
乌维尔递给我可乐说：“他们以后不敢再惹我了。”
我顺手递还给他一瓶，赶紧问他用了什么方法。
出院当天，乌维尔就去警察局自首了，结果警察把他轰出来，说他瞎胡闹，那段时间压根没有接到死人的报警。他立刻明白，自己就是受骗上当了。
接着，他用那一百美元，还清客户和商家的钱，挨个上门道歉，钱还有富余。
最后，他找到曾经的同伴，谎称自己担下所有责任，打算送外卖慢慢还钱，如果他们继续骚扰自己，他就不再还钱，直接向警察自首，还要回送外卖必须的手机和自行车。
“谢谢你，谢医生，还有中国商业大佬朋友，要不是你们，我只能跟他们继续偷东西。”乌维尔朝我鞠了一躬，终于没再跪下。
我问：“如果杀人是真的，你就不怕被抓吗？”
乌维尔说：“一百美元，足够保释我。”
布隆迪的警察很腐败，一百美元名义上是保释，但是没有文书，其实就是贿赂警察，然后释放。我的学生就因为救心爱的女友，不让她嫁给当地老警察，而破坏了婚礼，被抓起来，后来是我用一百美元，加一块欧米茄电子表保他出来的。
那天我给了乌维尔很高的小费，算是庆祝他恢复自由身，真替他高兴。
等乌维尔走后，我立刻给杨师傅打过去。
拿起电话，我先问杨师傅，“你们爷俩关系咋样了？”
杨师傅说：“我先道歉了，但我儿子没让我继续说下去，而是问了乌维尔的事。我们爷俩好好聊了下乌维尔成功的原因。接着从非洲的整体局势，聊到布隆迪的历史。
“接连好几天，我俩聊的都是这个未曾见面的小兄弟，后来渐渐转移到我们失业在家，我们要干些什么。后来儿子也算是给我台阶，说他振作的太晚了，让我自己忙了很久。”
杨师傅说到这，竟带着哭腔。
“你快别卖关子，说说他怎样了？”
我笑着说：“好消息，开免提！”
一阵熟悉的脚步声后，我知道杨师傅已经站在儿子房间门口，于是将乌维尔自首、还清欠款和智斗毛贼的事，一样不落地复述了一遍。说完的瞬间，我听见一个从没听过的男声和杨师傅一起欢呼道：“太好了！太好了！成功了！”
随着欢呼着，我又听见一声叹息：“终于听到一个好消息了。”
欢欣鼓舞的氛围也感染到我，我忍不住笑出声，心想着或许有一天，我也能和父亲聊聊乌维尔的故事。
当时我和杨师傅都觉得，乌维尔这个年轻人，总有一天会实现他的梦想，开出那家漂漂亮亮的小卖铺，可是谁也没想到，这个梦想两个月后就实现了。
布隆迪的疫情渐渐恶化，我提醒乌维尔，多准备几个口罩，保护家里人，尽量少去人流密集的地方。没过多久，新的防疫物资要来，我们整理驻地仓库，发现一个破旧的箱子，里面的都是过期的口罩，大概有8000个左右。队友提议给医院处理，院长认真地告诉我们，得给钱才能销毁，大概得100美元。
我们一致商量，不如在后院烧掉算了。可是刚点起火，驻地的帮工就过来阻止，说得分开烧掉，不然邻居会有意见。最后我们决定，把焚烧的任务交给乌维尔，让他找一个没人的地方焚烧，给他一笔小费。
“口罩过期了，防治病毒的效果有损，得销毁，一定得销毁！”
同样的话我嘱咐三遍，乌维尔猛点头，结果这小子还是拿去卖掉了。
随着疫情加重，布隆迪政府要求所有人在公共场合必须戴口罩，不然就会被巡警请回家，更有甚者，在商场里发现不戴口罩，巡检的棒子会往身上招呼。口罩瞬间成为必需品。
这种情况持续了两个月，后来我们也因为密接隔离，等到再上班，发现乌维尔在医院对面开了间商店。乳白色货架上，整整齐齐码着商品，大家门口都是土路，他铺上地板砖，门口还摆着椅子和遮阳伞。
“哪来的钱？”尽管已经猜出答案，我还是让他老实交代。
乌维尔不好意思地说：“我觉得太可惜，就暂时放在家里。那一阵很多人都没有口罩，我送货上门的时候我也说了，这是过期口罩，效果下降，但他们还是抢着买。”
他赚到一大笔钱，疫情期间，铺子的租金本来就低，他一口气租了五年。
我有些生气，没理他就走了。
等到回去后，我把这件事说给杨师傅，准备声讨一下这个变坏的家伙，没想到杨师傅竟然没站在我这边，而是慢悠悠地说：
“你的话说重了。你是医生，你能在医院拿到口罩，可是老百姓买不到口罩，没有口罩就出不了门，出不了门更买不到口罩，这不是死循环吗？
“况且这东西你们不能用，没地方放，更不能卖，这是你们的规矩，又不是他的，这时候就是需要破局者嘛，退一万步说，谁的第一笔钱不是靠点手段来的。”
后来我又详细问过乌维尔，8000多个口罩他不是全卖给有钱人，大概有四、五百个，都免费送给了村里的人，唯一的要求，就是帮他们家干一天农活。没有口罩下不了田地，大家都得挨饿。
另外，所有帮他送外卖、运口罩的人，他也免费发，要知道，那时候布隆迪正规途径售卖的口罩，被炒到1美元一支。
可是当时，我实在不想听杨师傅的生意经，于是岔开话题问：“你的米粉店生意怎么样了。”
电话那头陷入沉默。
早在第一波疫情松开时，杨师傅就看上了小区楼下的一家门脸。那原来也是一家餐厅，老板扛不下去，决定转租，连租金都不要，只需要付个含供暖的物业费。
杨师傅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疫情即将告终，而他一辈子的梦想，就要实现了，于是一口气交了3万多的物业费，屋里没怎么装修，简单拾掇一下，就开业了。
谁也没想到，疫情还有第二波，杨师傅说：“现在不能堂食，外卖抽成又狠，挣不到钱。好几天没开张，外卖小哥都少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但愿该死的疫情能尽快消失吧。
在医生们的建议下，乌维尔在门口的桌子上摆满鲜花，店里进了很多卫生巾、奶粉、尿布、奶瓶。他还弄了一台冰柜，让周边商家把卖不完的酸奶存放在里面，每卖出一杯，抽成20个点，很快，他的小卖铺就成为周围最亮眼、生意最好的店。
有一天，我在乌维尔的店里买饮料，竟然发现一瓶无糖可乐。
布隆迪的商店里一开始是没有无糖可乐的，唯一能喝到的办法就是去中超买易拉罐的，或者在免税店买屈臣氏的气泡水平替。但是在炎炎夏日，冰镇无糖可乐，给我的那种爽快和无负担感，是怎么也平替不了的。所以我一直在寻觅这玩意。
没想到，竟然在他的店铺里发现了。我说：“你还有多少瓶，我全包了。”
乌维尔不解地看着我问：“这个好喝吗？我们不喜欢喝这个。”
我拍着肚子随便乱答：“这个叫健康可乐，他没有真的糖所以你们不喜欢喝，但我喜欢！”
过一阵子，我去布隆迪的经济首都布琼布拉购物，在餐厅吃饭时我要了无糖可乐，结果竟然没有，我又去旁边的饭店买，老板说：“无糖可乐全部运到山上去了，有人在收。”
所谓山上，指的就是政治首府基特加，这是一座山城，越高的地段越贵，有钱人越多。医院和驻地就在这里。
回到医院，我问乌维尔这事，收无糖可乐的竟然是他。
乌维尔还兴奋地告诉我，这家店，连货品都一起抵押进去了，为的是周边几家商店跟他一起囤这种难卖的无糖可乐。
他指了指旁边停靠的几辆卡车，骄傲地说：“布隆迪的无糖可乐全在这里。”
我觉得他玩大了，无糖可乐又不是必需品，囤这么多，砸在手里不就完了？
结果他一脸自信地说：“谢医生，布隆迪的油慌要到了。”
正如乌维尔所说，油荒真的来了，在加油站旁排队加油的车，能排三公里以外，中间还有拿轮胎占位置的，轮到他时再去推车，因为一滴都没有了。
但乌维尔的可乐还在那放着，店铺的人也换了，一个瘦小的孩子在看店。
询问后得知孩子是乌维尔的弟弟，他的话我听不懂，找来托马斯翻译后得知，乌维尔组了个自行车队，在四处贩卖无糖可乐。
再次见到乌维尔时，他已经变得西装革履了，和他出生入死的自行车被爆改成了花车。
乌维尔改装后的自行车
我敲了敲柜台，对乌维尔说：“讲讲吧！你又干了什么？”
乌维尔自豪地告诉我，基特加的无糖可乐已经被他卖到了每瓶2000布法郎，布琼布拉的无糖可乐被他卖到了每瓶5000布法郎。
我打断了他的炫耀，让他直奔主题，讲讲怎么卖掉这些可乐的。
乌维尔说：“布隆迪所有的无糖可乐都在这，有点夸张，但80%肯定是有的。每年我们国家都会出现油荒，这回因为疫情、俄乌冲突，油荒来的更久、更长。每次油荒的时候，本地啤酒都会卖脱销，这种本身就不多的无糖可乐会更缺货。
“你喜欢喝，那么有钱人也喜欢喝，你说过这是健康可乐，有钱人迟早会喝的，这条信息就像口罩那样，非常有用。而且听你说以后，我也从跟你们一样的朋友那里求证过。”
后来他告诉我，自己被当地啤酒厂选中做销售，从今往后有了固定工资。按说他已经非常有钱了，也许这是他下一步财富谋划吧。
那天的天气很晴朗，坐在小卖铺门口的遮阳伞下，我给杨师傅打过去视频，告诉乌维尔，这就是帮助过你的，中国商业大佬。
等到视频接通，杨师傅就看见屏幕这头，一个身穿漂亮的西装的黑人小伙子，像满清大臣觐见皇帝那样，伸直了双臂，噗通跪在地上，准备磕头。
杨师傅说：“这就是乌维尔吧……哎哎，使不得，使不得！”
乌维尔笑着，双手合十，朝杨师傅不断地说：“谢谢，谢谢！谢谢你！”
杨师傅有点激动，摆着手说：“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大忙，你要是再下跪，就把钱还我。”
我把这句话翻译给乌维尔，他立刻从兜里掏出了一百美金的纸币。
杨师傅跟我说：“你拿着吧，以后再出什么事，再借给他，还能翻身。”
电话挂断后，乌维尔严肃地对我说：“请谢医生你帮我转达，没有他，就没有我的商店，也就没有现在的我。”
后来这话我转达给杨师傅，他说：“谢什么！我还得谢谢他，这个话题让我和儿子的关系缓解了，而且哪步不都是他自己走的，我们就动了动嘴皮子而已。”
那时候，杨师傅的儿子已经找到新工作。杨师傅挺欣慰，觉得乌维尔成功，儿子也重新振作起来，他这个老人就没白折腾。
这时候我才知道，他的米粉店干不下去了。
整整一年时间，他独自守在米粉店里，总共只做过20顿饭，还有几顿是给自己做的，直到第二年年初，他把店关了，一盘算赔了五万多。
就是在这时，我看出他意志消沉，给他打过去视频，让他与乌维尔见面。
不知道这个举动是否触动了杨师傅，疫情结束后，他立即开始第二次创业。我问他，都这岁数了还折腾什么，留着那些退伍费养老不好吗？
杨师傅说，留着这点钱，不如置办个店，一是预防自己老年痴呆，二是我儿子在私企，如果有一天被优化了，我还有个铺子能留给他，“我不想再犯同样的错误，在儿子需要帮忙的时候啥也帮不上了。”
这回他放弃小区的门脸，将店铺地址选在在医院背街，主要是因为，手里的退伍费已经所剩不多了。我问他为什么选医院，不选商业街？
杨师傅说：“太贵，再一个，你们稳定啊，我不要大富大贵，只要能给你们供餐就行。经过这事发现，什么职业都没有医生稳定，你们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吃上饭。”
店面开张后，杨师傅经常拿着自制的招牌到巷子口拉人，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是来客仍然寥寥无几。儿子得知这件事，告诉他可以用商家的身份联系外卖平台，没有堂食客人，就主打外卖业务。
杨师傅搞不懂这些，掏了一笔许可证、商铺保证金后，找外包人员糊弄出一套定价，搞出个外卖店铺，结果一个月经营下来，单子接了不少，一算也赔了不少。
杨师傅觉得，是平台克扣太多，怀着埋怨想要停掉外卖，结果还是儿子阻止了他。远在深圳的儿子打过视频，手把手教老爹熟悉商家后台界面，告诉他什么是满减，哪个是直送，定期活动都有什么，怎样增加曝光度。
儿子在深圳的工作，做的就是数据。他告诉老爹，不要将配送范围扩得太大，不然佣金会很高，要懂得看哪个菜品卖得最好，在这个菜品的基础上增加副产品，将利润扩大，也要利用满减活动，向顾客推送自己的新产品。最后还要懂得“贿赂”老顾客，谁一直吃，就免费附赠谢东西。
杨师傅老老实实跟着儿子远程学了两个月，终于让店铺从濒临倒闭，扭亏为盈。后来他还听取儿子的建议，主打健康轻量餐，每份菜品不光标着热卡，还标着吃完这餐，需要做多少运动才能消耗完。
现在电话里提起儿子，他特别自豪。
写这篇故事前，我特意到他的米粉店里，跟他喝了一杯，聊了很多。
恍然间，我想起第一回听杨师傅讲儿子的事情，那时我还没有到非洲，听说杨师傅把儿子骗回家，又没法给他找到工作，还害他丢了女友，当时的我特别气愤。
可是现在想起这些，好像一点都气不起来了。
也许是因为，我目睹了杨师傅违背诺言后，自己有多失落，又有多想挽回儿子。
他不是一个坏父亲，只是一个做错了事，想要弥补过错的父亲罢了。
时代将他们抛在身后，但他们不愿向时代低头。
那天临走前，杨师傅突然问：“那你呢，你和你爸怎么样了？”
我摇摇头说：“这几年总是在外卖跑，没时间去沟通吧。”
杨师傅说：“你别怪我说得直，你就是不愿意面对。那个事已经过去了，你们肯定有共同要面对的事。一条短信、一个电话，先从普通的事情聊，要不你也给你爸讲讲乌维尔的故事？”
我点点头，心说我就是这样想的。等到这个故事写完，我一定和父亲聊聊，我在非洲都经历了什么，也仔细听听，他年轻时的梦想是什么。
读完这个故事，我总是忍不住想，到底是什么促成了乌维尔和杨师傅的互相成全呢？
是最开始那通电话吗？还是那800块钱？
我想恐怕都不是，真正让这个充满奇迹的故事变成必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
乌维尔理解一个中国人能给他带来怎样的帮助，他愿意相信一个未曾谋面的人的谏言，并为之付出努力；杨师傅理解一个远在天边的年轻人的困境，也正是这种理解，让他竭力去弥补儿子，最终与儿子达成了和解。
有时生活里的互相理解总是迟来了一步，我们能做的只有尽力弥补，去完成事后的“和解”。
这是人生里必然的遗憾，幸运的是，我们仍可以阅读故事，牢记经验——让往后的人生里，提前的理解多一些，滞后的和解少一点。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迪恩 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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