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明良 | 记日本江户城遗址出土的中国明初官样青花洗

记日本江户城遗址出土的中国明初官样青花洗

谢明良| 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讲座教授

[ 摘要］中国明代初年永宣时期景德镇御窑厂生产的瓷器是中国陶瓷史上的名品，不仅被后世推崇，在当时也为各国所追求。在日本国内遗址极少见到明初景德镇窑官样瓷，本文拟介绍此一因考古发掘重见天日之原藏于德川将军家，后因火灾而废弃的明初青花瓷标本，并谈谈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首先介绍这组标本的情况，对比清宫旧藏品，进而结合文献、考古资料讨论其传入日本的途径，最后将视野放眼亚洲东部，结合朝鲜、越南等地的相关材料，进一步探讨中国明初官样瓷器的海外流通和器用等问题。

日本中世的江户城，是由室町时代割据关东地方的扇合上杉家家臣太田道灌在康正二年（1456）至长禄元年（1457）所构筑，经大永二年（1522）小田原北条氏攻略江户城，迄天正十八年（1590）德川家康入关东，以江户城为居址，后于1868年迁出，现为日本皇居。发现中国明初官样青花瓷标本的地点是在城址汐见多闻橹台石墙处，即今东京都千代田区梅林坂和汐见坂之间。依据日方学者的研究，江户城汐见多闻橹台石墙遗址标本可分为三群，而明初青花残片见于第Ⅱ群（图1）。

图 1a青花洗残片，复原口径

36 厘米～ 37 厘米，明初，

日本江户城汐见多闻橹台石墙处出土

图 1b 青花洗残片背面

图 1c 青花洗残片复原图

该群遗物主要是石墙背土层遗留，当中填入不少因明历三年（1657）将军家及家族（本丸御殿）大火罹灾遗物，其下限在1657年。①由于在日本国内遗址极少见到明初景德镇窑官样瓷，故本文拟介绍此一因考古发掘重见天日之原藏于德川将军家，后因火灾而废弃的明初青花瓷标本，并谈谈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

一、青花洗的外观

遗址所出青花洗残件计4片（由7片接合而成），报告者从纹样、器形等推测属同一个体残件。其口沿内侧饰波涛纹，外侧绘花叶，器身内外饰缠枝花叶，内底周边有弦纹二周，绘如意头饰，平底露胎无釉（图1、图2）。

图 2 青花洗残片线绘复原图，明初，

日本江户城汐见多闻橹台石墙处出土

从仍可辨识的器形，结合纹样特征以及青花发色，不难辨识出其应是15世纪前期江西景德镇所烧制的官样青花翻口洗。事实上，负责整理遗址出土陶瓷标本的考古学者或陶瓷史专家，业已经由与日本（大和文华馆、户栗美术馆等）、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土耳其（炮门宫殿博物馆）等公私收藏同类作品，针对江户城汐见多闻橹台石墙遗址青花洗的尺寸、器形和纹样构成做了细致的比较。②

可惜却遗漏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宫传世类品，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明初青花洗正是在已知的同类洗中于器形和纹样布局等方面最接近江户城址出土标本的有趣案例，所以很值得予以揭橥，提供同行参考。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15世纪永宣时期青花翻口平底洗计三件，此均见于该院黄兰茵主编的《适于心：明代永乐皇帝的瓷器》。三件青花洗中，有两件被定为永乐时期的作品，它们的尺寸较为接近（高均约在12厘米，口径26.5厘米），另一件定在宣德时期的青花洗，尺寸相对较大（高15.3厘米，口径34.8厘米，底径24厘米，图3），而类似之大型青花洗亦见于大和文华馆藏品（口径35厘米，器高14厘米，图4），也和江户城遗址出土品所复原得出尺寸（口径36厘米～37厘米，底径30厘米，高15.8厘米）相近。

图 3 青花洗，口径 34.8 厘米

明初，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 4青花洗，口径 35 厘米，

“大明宣德年制”款，

日本大和文华馆藏

器形和尺寸之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该大型洗，内口沿绘波涛纹，器壁绘缠枝花叶，内底复线弦纹内等距分布六个内向式蓝地勾边填彩如意头，往内再饰与之相应的六只外向式钩边如意头，底心则为白地蓝六瓣花外围没骨涂抹六瓣式纹，在视觉上白地蓝和蓝地白相间错落，既富变化又显得协调。

结合口沿内侧的波涛纹，以及口沿外侧所见由正中花瓣两侧伸展出叶的独立花叶纹，可知其不论是在器式或纹样内容以及布局方案上，均和于江户城汐见多闻橹台石墙发现的明初青花洗标本一致。由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无年款，据此或可推测汐见多闻橹台石墙的青花洗可能亦属无年款器，而前者的尺寸或许也可作为汐见多闻橹台石墙出土标本复原时的参考。

我们还应留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该青花洗的尺寸和大和文华馆藏品接近，两者内底心的纹样也相当近似，不过相对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无款识，大和文华馆藏品则在外口沿内收处复线弦纹上方花叶纹之间，有由右向左横书“大明宣德年制”青花款，黄兰茵因此将上引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定年在宣德时期（1426—1435）。③

个人认为，此年代观虽有其参考依据，可备一说，然而亦需考虑此一课题另涉及明初官窑几个至今难以解决的疑难，这至少包括如何理解矢部良明所提出赏赐瓷不书写年款的说法④，以及是否相信刘新园所主张，伊朗阿德比尔圣庙（ArdebilShrine）或土耳其炮门宫殿博物馆（TopkapiPalaceMuseum）藏明初无款官样瓷均属永乐（1403—1424）御窑，宣德五年（1430）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所携带陶瓷也是永乐朝旧货这样的说法。⑤

另一方面，大和文华馆藏带宣德年款的青花洗不由得会让人联想到清宫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乾隆三年（1738）六月二十五日载七品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说，太监高玉交“宣窑青花洋帽洗一件……传旨，着俱照样烧造送来，烧造完时再交出原磁器缴回，仍交磁器库”。

据此可知，现今俗称之祖型来自伊斯兰黄铜净手器的青花洗在清宫被称为“洋帽洗”。⑥而如大和文华馆藏带宣德款般的青花洗则有可能是乾隆三年（1738）降旨仿烧时的原样，台北故宫博物院即收藏有清宫传世之依据宣窑青花洋帽洗所烧造的底带“大清乾隆年制”青花洗（图5）。

图 5 青花洗，口径 28.2 厘米，

“大清乾隆年制”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二、关于传入途径

基于江户城汐见多闻橹台石墙遗址发现的青花洗标本，乃是15世纪前期永乐、宣德时期江西省景德镇所烧造的官样瓷器，以及青花标本属明历火祸遗留下限在1657年之物，已足以提供人们关于其传入途径的种种想象。

如室町三代将军足利义满（1358—1408）自应永八年（1401）遣使赴明，青花洗可能是遣明使携回的明朝赏赐品；或青花洗可能是明初帝王赏赐琉球王国后再辗转入日本，属室町时代（1336—1573）传入日本再传世至江户（1603—1868）的古物。⑦

另外，由于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一件明初青花盘，其外箱有“红毛渡”箱书，所以也出现了汐见多闻橹台青花洗也有可能是在中国传世之后，再由荷兰东印度公司经日本九州岛平户或长崎商馆传入的说法。⑧

尽管上引说法均是立足于青花洗的年代和废弃下限兼及历史记载所做出的推测，却也都未提示具体事证，至于箱书题字仅属个例，并不适合援引类推。

笔者亦无上策，但想提示几则文献记事和考古出土标本，想象青花洗进入日本江户的几种可能途径。如《大明别幅并两国勘合》记载到，明成祖分别在永乐元年（1403）和永乐四年（1406）赐予三代将军义满“朱红漆戗金彩妆衣架”和“黄铜镀金厢口足建盏”等文物；⑨相国寺瑞溪周凤（1391—1473）著《善邻国宝记》中也收录了宣德八年（1433）赐日本国王即足利义满将军和王妃“银茶瓶”“古铜点金斑香炉”等器用。⑩

因此若说明初帝王赏赐日本的文物当中包括了青花洗，也非不可思议的事。值得一提的是，记录了六代将军足利义教执政时（1429—1441）室町殿南北会所装饰道具和陈设情景的、永享九年（1437）能阿弥著《室町殿行幸御餝记》，更记载了“水覆染付”。⑪“染付”语源来自布地蓝染，此指青花瓷，“水覆”即水翻、建水，是茶会进行时盛贮漱洗茶碗汤水的容器，这不禁让笔者异想天开，暗忖室町将军的青花水覆，会不会就是明初青花洗般的器类？

早在洪武时期琉球国就与明朝存在着朝贡关系，明朝予琉球的赏赐或互市物中也包括了陶瓷器。如《太祖实录》载洪武七年（1374），使琉球国明使赐其王察度陶器一千事，并命刑部侍郎李浩以“陶器六万九千五百事，铁釜九百九十口，就其国市马”。

在考古出土标本方面，以冲绳首里城毁于明天顺三年（1459）火灾后出土的大型元代青花瓷盖盒等珍贵文物的王室库房遗址（Skol）标本最为人所知。龟井明德教授在讨论日本出土元青花瓷的传入途径时，曾提示两个可能的渠道，其一是由入元僧侣和遣明船，自浙江庆元经博多、兵库抵京都，另一则是自福州经古琉球，再由日本萨摩藩岛津氏携回日本从而进入幕府要员之手。

关于后一渠道，他又援引了应永十七年（1410，明永乐八年）岛津元久赴京都的《岛津殿上洛记》，献呈足利义嗣（1394—1418）的礼物中有“染付钵一对（沉香）”，认为该染付钵即元青花。⑫

不过，就岛津氏上洛的时代而言，此一由琉球王国辗转入幕府的青花钵也有可能就是明初永乐朝的制品。江户城汐见多闻橹台遗址出土明初青花瓷可能是由琉球国中介传入日本的说法，虽见于前引杉谷氏等日方著作，但持论者却也因首里城遗迹迄今未发现永宣朝官样陶瓷而自我评估认为，由此一渠道传入日本的可能性其实并不高。

2018年，笔者赴冲绳调查首里城等遗址出土标本，在冲绳县立艺术大学森达也教授和冲绳县立埋藏文化财中心金城龟信、新垣力等人的协助下，有幸上手观摩首里城京之内遗址的出土标本，当时直觉认为该遗址出土的几件属同一个体的紫金釉标本，极有可能是明初永宣朝景德镇所烧造的官样瓷，但此一辨识结果并未得到在场日本同行的共鸣。由于资料极为珍贵，兹再次检讨如下。

所见标本计三片，其中两件可接合，从胎釉看来属同一个体残片。断面露胎可见胎土洁白坚致，薄胎，表里施罩紫金釉以高温烧成，但因火炙，致使部分部位釉色呈暗褐，釉光较钝，从口沿部位残片可以看出是属口沿外翻而后弧度下收的杯或碗的残件（图6）。

图 6紫金釉残片，

冲绳首里城京之内遗址出土

事实上，发掘报告书也已实测复原（图7），并从胎、釉和断面特征推定其属景德镇烧造的模印成形制品。至于标本的时代，报告书则是提示受托鉴定标本的大桥康二先生的意见，他认为土耳其炮门宫殿博物馆藏15世纪中期至19世纪陶瓷当中似有类似的褐釉瓷，日本遗迹迄今无类似标本。⑬之后，吉冈康畅也引用了上引报告书线绘图并加入另一件褐釉碗底线绘图（图8），但无附加说明。⑭

图 7ˉ紫金釉残片，线绘图及图照，

冲绳首里城京之内遗址出土

图 8 紫金釉残片，线绘图，

冲绳首里城京之内遗址出土

其实，公私收藏明初永宣时期景德镇官窑器不乏与前述京之内遗址出土紫金釉标本相近的制品。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宫传世杯心带“永乐年制”篆款、内壁模印龙纹的红釉高足杯即为其例（图9），从高足杯口沿处及口沿以下内收弧度和角度，我认为京之内遗址所出紫金釉标本应属永宣时期高足杯或碗残片。

图 9a龙纹红釉高足杯，

高 10.6厘米，口径 15.9 厘米

“永乐年制”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其次，从台北故宫博物院红釉高足杯内壁模印双龙戏珠阳纹，可知杯身应系以内模模印而成，京之内紫金釉残片虽无印花饰，但此模印技法可呼应报告书推定京之内紫金釉残片是模印成形的判断。我们还应留意，京之内遗址紫金釉残件口沿削出斜平面的做工，也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红釉高足杯。近年，景德镇珠山发掘出土的明初永乐时期施罩紫金釉的官窑高足杯和碗，其口沿外周同样削出斜平面，杯内壁亦同京之内标本般无印花（图10、图11）。

图 10紫金黑釉高足杯，口径 15.5 厘米，

永乐朝，江西景德镇珠山出土

图 11紫金釉碗（外底白釉），高 10.2 厘米，

永乐朝，江西景德镇珠山出土

从器形、釉色乃至口沿外边细部做工和京之内遗址紫金釉残片的比较，可以认为京之内紫金釉标本应是明初永乐朝景德镇官窑高足杯或碗的残件。

以上提示并检讨了江户城址汐见多闻橹台石墙地点出土明初青花洗标本，传入日本的两个可能途径。然而，若以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赐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为起点，迄江户城因明历大火（1657）为下限，任谁都可以在此一近250年的时间框架内，结合日中交流史事，各凭想象地提出自以为真的各种可能传入渠道。

此时不应或忘汐见多闻橹台石墙除了出土有青花洗之外，另伴出永乐样式之推定复原直径可达50余厘米的青花花口折沿大盘残片（图12），而东京大学本乡构内江户时代百万石加贺藩主前田家邸宅遗迹，也曾出土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宫传世带“大明宣德年制”款的蓝釉白花盘（图13）同类的蓝釉白花残片（图14）。

图 12折沿花口青花大盘残片，复原口径约 50 厘米，

永乐朝，江户城汐见多闻橹台石墙出土

图 13 蓝釉白花盘，口径 29.5 厘米，

“大明宣德年制”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 14 蓝釉白花残片，东京大学本乡构内之加

贺藩主前田家江户邸宅遗址出土

另外，江户时代有关青花瓷的文献记事，或日本天正五年（1577）摄津守殿会所用流传有序，现藏德川美术馆“荒木”铭青花碗也透露了茶会使用青花瓷的一个侧面。

三、东亚15世纪青花瓷一瞥

日本学者对于本国古文献所见染付即青花瓷记事，多有梳理。如《看闻御记》载应永三十二年（1425）“鹤头一茶埦染付”，由于“茶埦”是日本当时对于陶瓷器的称谓，故此指鹤首式青花瓶。青花瓶另见于永享四年（1432）“七夕法乐”的“染付瓶子”，而永享九年（1437）《室町殿行幸御餝记》所见青花水覆，不排除是明初青花洗般器类一事已如前述。

另外，《康富记》载享德二年（1453）予饭尾亭“茶埦白大皿十，代三十疋，染付茶碗钵一代百七十文”，则青花钵的价格远高于白瓷盘，是一件白瓷盘的5.6倍价钱。⑮

相对于日本将军家或贵族，朝鲜王朝王室亦酷爱青花瓷，明宣宗也曾在宣德三年（1428）七月和九月赐朝鲜王朝世宗青花瓷，宣德五年（1430）更予世宗“青花狮子白磁卓器三卓、青花云龙纹酒海三个”。

而收受的世宗对于中国青花瓷也推崇备至，谦虚地提及“青花满盘，光照弊邦之陋”（《世宗实录》卷四六）。日本九州岛要员甚至投其所好赠送朝鲜王室青花瓷，如（朝鲜）太宗十八年（1417）日向守护岛津元久（1343—1411）致送的一对青花瓶（《世宗实录》卷一），及九州岛探题涉川满赖（1372—1446）在世宗二年（1420）献上的两件花磁酒器（《世宗实录》卷十九）。

除了受赠获得渠道之外，世宗似曾吩咐赴中使节购入青花瓷，但世宗三十年（1448，正统十三年）因听闻中国“禁青花磁器卖与外国使臣，罪至于死，今后赴京及辽东之行贸易磁器，一皆禁断”（《世宗实录》卷百一十九），采取自立方针，在世祖十年（1464）令“全罗道敬差官丘致峒，采顺天府回回青相似石，画沙器燔造，并将康津县青铁以进”（《世祖实录》卷三十四）。⑯

朝鲜王朝青花瓷约出现于15世纪中叶前后，至于日本则要晚到朝鲜陶工李参平在元和二年（1616）有田上白川天狗谷窑开窑之后，才开始生产青花瓷。

我们应该留意，前引明宣宗予朝鲜世宗的“青花云龙白磁酒海”也被图绘在世宗朝《世宗实录·五礼·嘉礼序例》，酒海带盖，下置多边形廊柱式台座（酒亭），盖上方有“白磁青花酒海”题识（图15），其兽面、云纹和三爪龙纹均和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藏带“宣德年制”铭的官窑青花三爪龙纹壶一致（图16）。

图 15《朝鲜王朝实录》所载“白磁青花酒海

图 16青花龙纹壶，高 52厘米

“宣德年制”款，出光美术馆藏

问题是，景德镇御窑厂东门区域遗址就曾出土形制相同但绘饰青花五爪龙的制品（图17），同一时期由景德镇所制作的官窑制品，为何会有三爪和五爪的区别呢？

图 17 青花龙纹壶，高 48.4厘米，“宣德年制”款，

景德镇御窑厂东门区域遗址出土，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藏

过去，矢部良明已经留意到阿德比尔圣庙和炮门宫殿博物馆传世中国瓷器当中，除了一件青花五爪龙纹梅瓶之外，其余龙纹爪数仅见三爪或四爪，并试图以明代万历重修《江西省大志》等记载官窑有“钦限瓷器”及“部限瓷器”之别来给予解答。其结论是，带年款、饰五爪龙纹者可能即御用的钦限瓷，而用来赏赐的部限瓷则属无款，饰三爪或四爪龙纹制品。⑰

矢部氏的说法当然是一家之言，但所谓钦限瓷和部限瓷的正确含义于学界另有他解，笔者就比较倾向过去部分学者所主张，部限瓷器乃是工部每年下令烧造的定额瓷器，钦限瓷器则是由皇帝直接颁令临时紧急烧造的瓷器的说法⑱，虽说如此，出光美术馆藏带宣德年号的三爪龙纹壶据说原是泰国旧藏品，德留大辅因此推测其或是明朝赐予暹罗的赏赐品⑲，这就让人再次联想到《世宗实录·嘉礼》所收三爪龙纹“白磁青花酒海”乃是以宣宗所赐青花酒海为原型所作的图绘。

这一情况也反映在一般多无年款，但偶见书“大明宣德年制”款的明初青花天球瓶上（图18）。

图 18青花天球瓶，高 42.9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就如清宫造办处称明初翻口洗为“洋帽洗”，乾隆朝档案也是将带颈球圆腹之器式比拟为由欧洲传入之“铸铜为球，以象天体”（《皇朝礼器图式》卷三）一名“天球全图”（马戛尔尼贡品清单）的天体仪而将之称为“天球尊”（如造办处档乾隆五十九年（1794）“洋彩蟠桃九熟天球尊”）。

总之，今日俗称的天球瓶无论是否带款，其上所见龙纹均属三爪，其中著名的一件陈昌蔚旧藏明初青花天球瓶也是购自泰国。就此而言，矢部氏将五爪龙纹视为御用瓷、将三爪或四爪龙纹瓷视为赏赉品的看法依然是颇具魅力的提议。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龙纹爪数似乎也可能因不同国家及其和明朝的角力而出现相异的情况，如越南黎朝河内升龙皇城遗址出土的越南自制青花赶珠龙纹碗中的龙纹呈五爪（图19），从器形和龙纹特征等看来应是对明初宣德时期作品的模仿，也就是说相对于朝鲜世宗朝（1419—1450）以三爪龙纹酒海作为嘉礼器，越南黎朝则无顾忌地烧制和明初官窑规格一致的五爪龙纹青花瓷。

图 19越南青花瓷碗，黎朝前期，15 世纪，

越南升龙皇城遗址出土

同样的，尽管15世纪前半叶越南一度并入明朝版图，但平定王黎利收复国土建立黎朝（1428—1527）国号大越，土耳其炮门宫殿博物馆藏器形仿自明初天球瓶的越南南索州匠人裴氏作之青花器，也理所当然是书写本国黎朝“太和八年”（1450）纪年（图20）。

图 20青花天球瓶，高 55 厘米，

土耳其炮门宫殿博物馆藏

前引升龙皇城遗址出土之酷似明初官窑青花标本一事提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15世纪越南瓷窑虽以元代景德镇青花瓷为主要的模仿对象，其同时也仿造由中国携来的明初官样陶瓷，而这样的情形也反映在陈至黎朝所烧造器形和朝鲜王朝龙樽相近，但其口颈部的波涛纹、壶肩和下腹的变形莲瓣，甚至四爪龙的龙头、体态均具元代至正型青花特征（图21），此再次表明越南陶工融入元代青花纹样要素，同时又保留了明代器式之具有特色的混合模仿型。

图 21青花龙纹壶，高 64 厘米，

越南黎至陈朝，14 至 15 世纪，松冈美术馆藏

另外，如前所述，朝鲜世宗朝是以三爪龙纹壶为嘉礼器，但英祖三十四年（1758）刊《国朝丧礼补编》大丧用龙樽则绘五爪龙（图22）。就现存朝鲜王朝青花同式壶而言，16世纪后期已可见到四爪龙案例（图23），而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壶则出现了五爪龙（图24），后者龙纹壶和大丧用龙樽图绘大体一致。

图 22 英祖三十四年（1758）刊

《国朝丧礼补编》大丧用龙樽

图 23 青花龙纹壶，高 34.8 厘米，

16 世纪后期，大阪市立东洋陶磁美术馆藏

图 24 朝鲜王朝青花龙纹壶，

高 41 厘米，18 世纪，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亚洲区域此式龙纹壶的器用变迁、等级升降及其原型、祖型问题，都值得留意。东亚之外，中亚沙赫里萨布兹博物馆（Shakhrisabz）收藏有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Toshkent）以南近撒马尔罕出土的永乐青花大扁瓶（图25），《明史》载：“失刺思，近撒马尔罕……（永乐）十七年遣使偕亦思弗罕诸部贡狮子、文豹、名马，辞还。复命安等送之，赐其酋绒锦、文绮、纱罗、玉系腰、磁器诸物。时车驾频岁北征，乏马，遣官多赉彩币，磁器市之失剌思及撒马尔罕诸国”⑳，此亦说明明初官样青花瓷既被用来赏赐，同时也是商业互市之物。

图 25青花扁瓶残片，

塔什干（T o s h k e nt）出土，

沙赫里萨布兹博物馆（Shakhrisabz）藏

注释

①水本和美：《江戸城出土の贸易陶磁にみる「徳川将军家の器」》，载近世贸易陶磁器调查、研究グループ编《近世都市江戸の贸易陶磁器调查、研究报告书》（近世贸易陶磁器调查、研究グループ，2013），第25-47页；水本和美：《江戸城迹出土の贸易陶磁のにみる「徳川将军家の器」》，《贸易陶磁研究》34，2014，第31-55页；水本和美：《有乐町一丁目遗迹、070号遗构出土の陶磁器様相─1657年を下限とする谱代大名松平（藤井）家の食器群─》，《东洋陶磁》45，2015—2016，第109-134页；以及日比谷图书文化馆：《平成24年度文化财特别展『徳川将军家の器』展示图录》，日比谷图书文化馆，2013，第62-64页。

②水本和美：《近世江戸城における「洗（面盆）」の受容─大和文华馆所蔵作品との比较から─》，载《大和文华》118，2015，第15-27页。杉谷香代子：《江戸遗迹出土の明代初期景德镇磁器について》，载《贸易陶磁研究》34，2014，第121-132页。

③黄兰茵主编《适于心：明代永乐皇帝的瓷器》，台北故宫博物院，2017，第135页。

④矢部良明：《明朝前期の染付磁器と西アジア》，《古美术》68，1983，第84-86页；矢部良明：《中国陶磁八千年》，平凡社，1992，第330-334页。

⑤刘新园：《明宣宗与宣德官窑》，载鸿禧美术馆《景德镇出土明宣德官窑瓷器》，鸿禧文物基金会，1998，第168页；刘新园：《明宣宗与宣德官窑》，《南方文物》2011年1期。

⑥黄兰茵：《明永乐青花波涛纹花卉折沿洗》，《故宫文物月刊》388期，2015，第74页。

⑦杉谷香代子：《江戸遗迹出土の明代初期景德镇磁器について》，载《贸易陶磁研究》34，2014，第125-126页。

⑧水本和美：《近世江戸城における「洗（面盆）」の受容─大和文华馆所蔵作品との比较から─》，载《大和文华》118，2015，第24-25页。

⑨汤谷稔编《日明勘合贸易史料》，图书刊行会，1983，第446-453页。

⑩田中健夫编《善邻国宝记新订続善邻国宝记》，集英社，1995，第210-216页。

⑪《室町殿行幸御餝记》之“次南御间”“次北御くつかたの御间”，参见根津美术馆等编《东山御物》，根津美术馆等，1976，第161页。

⑫龟井明徳：《日本出土の元青花瓷の诸问

⑬冲绳县教育厅文化课编《首里城迹─京の内迹发掘调查报告书（Ⅰ）─》，冲绳县文化财调查报告书第132集，冲绳县教育委员会，1998，第195页及图71、图版58。

⑭吉冈康畅、门上秀叡：《琉球出土陶磁社会史研究》，真阳社，2011，第121页，图28之24、25及第123页说明。

⑮龟井明徳：《日本出土の元青花瓷の诸问题》，载《亚洲古陶瓷研究》IV，2009，第94页。另外，日本文献的青花瓷记事可参见谷晃：《茶会记に见る中国陶磁の受容》，载《野村美术馆研究纪要》5，1996，第23-49页，及大河内定夫：《近世の大名茶の汤における染付について》，载《金鯱丛书》9，1982，第468-483页。

⑯李朝陶瓷相关古文献记事可参见小田省吾：《朝鲜陶磁史文献考》，学芸书院，1936；郑良谟：《李朝陶磁に关する古文献资料》，载《世界陶磁全集》李朝，学馆，1980，第296-298页；金恩庆：《韩国出土十五世纪明青花瓷研究—兼谈黑暗期与朝鲜青花瓷相关议题》，载《填空补白Ⅱ：考古新发现明正统、景泰、天顺御窑瓷器》，香港中文大学等，2019，第469-472页。⑰矢部良明：《明朝前期の染付磁器と西アジア》，载《古美术》68，1983，第84-86页。矢部良明：《中国陶磁八千年》，平凡社，1992，第330-334页。关于三爪龙、五爪龙及赏赐瓷问题，另可参见马翔宇：《试论“宣德年制”款青花兽面云龙纹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24年第4期，第122-141页。

⑱金沢阳：《“部限瓷器”、“钦限瓷器”について若干の考察》，载《出光美术馆研究纪要》1，1995，第124-135页。

⑲出光美术馆编《日本、东洋─陶磁の精华─コレクションの深まり》，出光美术馆，2024，第13页。⑳阎焰：《从“帖木尔”时代出现在撒马尔罕附近的永乐青花看当地的窑事》，载中华文物学会编《明代生活美学论坛文集─中华文物学会四十周年纪念》，中华文物学会，2019；后收入同氏《洗磁录：古代陶瓷论集》，文物出版社，2022，182-183页。

本文刊发于《美术大观》2024年12月

第121—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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