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景汉朝
责编|薛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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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处于“数字文明”与“规则重构”的历史交汇点，随着国际经贸摩擦、科技竞争、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涉外法律事务激增，涉外民商事争议呈现出主体多元化、规则复合化、技术渗透化等特征。但是，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在规模数量、知识结构、实践能力等方面相对还存在一些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加强学科建设，办好法学教育，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培养机制，早日培养出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法治人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建立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法治人才培养的工作机制。这些都为全面深刻认识涉外法治建设，打造具有中国特色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新生态提供了根本遵循、基本方向和路径。
创新时代思维，培养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
当前，人类正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智能文明的双重冲击，国际规则博弈日益加剧，传统教育研究模式面临深刻变革。我国5G、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持续取得突破，数据要素市场加快建设。数字经济规模由2012年的11.2万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53.9万亿元，11年间规模扩张了3.8倍。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2.63万亿元，同比增长10.8%。目前，我国跨境电商销售网络覆盖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跨境电商主体已超12万家。2024年，全国法院审结涉外民商事案件2.6万件，同比增长6.1%；海事审判40年，涉外案件超8万件，涉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4年1月，我国律师事务所已在3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180家分支机构和若干家办事机构，全国涉外律师人数达到1.2万余人，仅约占律师总数1.6%。这说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任务非常艰巨。
鉴于此，我们应凝聚“顶天立地”的雄心与气概培养涉外法治人才。所谓“顶天”就是立足国家战略需求，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所谓“立地”就是扎根实践前沿，锻造能打赢涉外法律战的尖兵劲旅。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跳出以往“法律中心主义”的窠臼，创新时代思维，强化战略认知，提高掌握大数据分析、算法逻辑等数字素养，培养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伦理判断能力，建立“法律+科技+国际治理”的三维认知框架，将法治人才培养置于智能文明新坐标系，尽快培养出高素质的、足够数量的涉外法治人才。
创新研究思路，构建四维融合问题研究体系
涉外法治研究应当突破“就法律论法律”传统范式，重视和加强构建四维融合的问题研究体系：一是科技融合，下大力研究智能合约自动执行机制、跨境数据流动合规体系等前沿领域问题；二是学科融合，整合法学、国际关系学、计算语言学等学科方法论，如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国际商事仲裁员群体决策规律等；三是实践融合，建立“案例库—模拟平台—实战基地”三级研究体系。2013年至2022年6月，全国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涉外民商事和海事案件29.5万件；2013年至2024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法院共审结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49.22万件。近年来，我国涉外仲裁案件办理数量也显著增加，2023年全国仲裁机构办理涉外仲裁案件同比增长8.28%，涉外标的额1700亿。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涉外法治建设资源，应当充分利用，作为重要样本进行系统研究，从中总结出规律性认识，加快构建涉外法治自主知识体系，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法治“智知”，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四是文化融合，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文化图谱，如有些国家“调解优先”的争议解决传统等，在法律冲突中寻求“最大公约数”。
此外，还要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的规则突破。本次修法在涉外编作出17处重要修改，形成了许多制度创新亮点，不应仅限于法律实施层面，而应继续深化研究，如构建数字化诉讼服务体系问题、完善争议解决协同机制问题、创新司法主权维护方式问题等，以更好地将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
创新工作机制，构建三位一体长效机制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必须立足国家战略全局，构建“制度设计—资源整合—协同联动”三位一体的长效机制。
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涉外法治建设“一体推进”的决策部署，建议重点强化三大支撑：一是在立法领域建立国际规则研判机制，系统培养能参与全球治理的“规则塑造者”。如积极参与2019年7月中国签署确认的海牙《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运用和实施的细化、优化，推动建立“一带一路”“大金砖”司法协助数字平台。定期发布中英文典型案例，将“调解优先”等东方智慧注入国际规则体系。二是在司法领域完善跨境数字取证协同机制，培育技术赋能型审判队伍。同时，重视有关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积极推动关键岗位上有更多的中国籍专家。三是在服务领域构建政产学研联动机制，打造涉外法律服务生态圈。建立动态反馈机制，将涉外法治人才评价标准细化为“数字素养、国际视野、实战能力”三维指标。注重发挥中国法学会的桥梁作用，打通人才培养与涉外法治实践的需求闭环。
创新培养模式，构建四维发展路径
在机制建设基础上，以“学科交叉、技术赋能、场景锤炼、生态共建”四维路径推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在学科交叉方面，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构建相关学科跨科融合体制。实践中，有些知名高校已建设“法律+科技+国际关系”跨学科实验班，开发智能合约争议解决、跨境数据合规等多个核心课程模块，值得研究学习。在技术赋能方面，构建全国统一的涉外法治智慧教育平台，集成区块链存证模拟、多语种合同智能审查等功能。比如，深圳前海法院“数字法庭”争议解决全流程数字化的经验，很值得借鉴。在场景锤炼方面，可研究在海南自贸港、上海临港新片区等地建设涉外法治实训基地的可行性，通过“模拟WTO争端解决”“一带一路”“大金砖”等项目合规推演场景，使涉外法治人才在复杂环境中锤炼实战能力。在生态共建方面，研究推动成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联盟”，吸纳国际组织、跨国企业、涉外法律服务经验丰富的律所等参与培养方案设计，建立人才供需对接的动态数据库。值得关注的是，有的“涉外法律智能沙盘”已实现多种语言法律文书的智能生成，此类创新成果可考虑通过联盟机制推广。还可考虑制定海南自贸港、粤港澳大湾区试点跨境在线诉讼规则，也可借鉴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经验，制定涉外数字诉讼特别程序指引等。
总而言之，站在智能文明门槛上，我们既要筑牢体制机制之“基”，又要创新培养模式之“翼”。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化改革创新，以数字技术重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生态，以全球视野培育涉外法治战略人才，在波澜壮阔的时代变局中，书写涉外法治建设新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