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的苏北平原，黄桥战役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我军就趁热打铁，有了新的部署。
而此前，新四军的江北部队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与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并肩作战，以少胜多，击退了国民党韩德勤部的围剿。
为了彻底消灭顽固派韩德勤的反动武装，陈毅的目光已转向远处的曹甸：
韩德勤残部的最后据点。他召集军事会议，意气风发地宣布要乘胜追击，彻底扫清苏北的反动势力，可惜的是，曹甸战役我军并没有延续无往不利的风格，出现了挫折。
而在战后，陈毅和黄克诚在讨论此战的过程中，曾十分生气地对着黄克诚说：
“我要撤掉你司令的职位”。
黄克诚则毫无畏惧，直视着陈毅说道：
“你要撤我的职我不怕，该说的话我还是要说的”。
那么为什么在战后，陈毅要撤黄克诚将军的职呢？
曹甸战役为什么又失利呢？
1940年10月初，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调集10万余兵力，试图一举消灭苏北由我党领导的武装，而面对这一威胁，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迎战，黄克诚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从侧翼配合，随时准备面对国民党的突袭。
而后，在陈毅进行统战工作，粟裕进行战术指挥的共同结果下，新四军以不足敌军三分之一的兵力，在黄桥附近设下埋伏，诱敌深入，最终以精妙的战术击溃韩部主力，歼敌数千，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这场胜仗不仅粉碎了韩德勤的反共图谋，还为新四军在苏北站稳脚跟奠定了基础，黄桥战役打赢之后，胜利的消息传开，部队士气高涨，陈毅的信心也随之倍增。
在陈毅看来，此刻正是扩大战果的良机。
黄桥战役后，韩德勤残部退守曹甸，这座小镇虽不大，却是韩军的最后据点，地理位置靠近苏北核心区域，若能攻下，不仅能彻底清除顽敌威胁，还能进一步巩固根据地，为抗战大局增添砝码。
在军事会议上，陈毅阐述了这一计划，语气中透着决胜千里的豪情。
陈毅还特别点明：
趁敌立足未稳一鼓作气攻克曹甸。
陈毅的这个观点，基本上所有的将领都认可，刘少奇也支持陈毅的观点，但是有一个人不同意，他就是黄克诚。
黄克诚从另一视角审视局势，他站起身，提出了三点反对意见。
首先，他指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尚未破裂，日军攻势日益加剧，黄桥之战是自卫反击，而主动进攻曹甸可能使我军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影响抗战大局。
其次，他认为当前首要任务是巩固根据地、发动群众、加强军民团结，而非急于开战。
最后，他分析曹甸地处水网地带，韩德勤经营已久，防御工事坚固，我军缺乏重武器，贸然进攻未必能胜，且可能为日军提供可乘之机。
他建议：“暂时不打为上策。”
面对黄克诚的想法，陈毅当即反驳，认为黄克诚的观点过于谨慎，陈毅坚信，速战速决是最佳策略，若错失时机，韩德勤可能重整旗鼓，对苏北根据地构成更大威胁。
但是这场会议上的争执，也导致最后的意见未能达成一致，这个计划随后上报中央，中央在了解计划之后，迅速批准了曹甸战役。
对于中央的这个决定，黄克诚虽有异议，却未固执己见，而是遵从组织安排，积极动员第五纵队投入战前准备。
而曹甸战役于1940年10月末正式拉开序幕。
战役打响之后，新四军与八路军第五纵队联合出击，试图以迅猛攻势突破韩德勤的防线，陈毅亲自坐镇指挥，部署部队从多个方向发起进攻，希望一举攻克这座顽敌据点。
但是，这场战斗一开始便遭遇阻力。
因为曹甸地形复杂，水网纵横，道路狭窄，韩军依托坚固的城墙和碉堡顽强抵抗，韩德勤在曹甸苦心经营多年，修筑了严密的防御体系，配备了充足的火力，我军则缺乏重炮和攻坚利器，数日强攻未能打开局面。
战斗持续数日，双方陷入对峙。
黄克诚密切观察战况，心中忧虑愈深，他注意到，韩德勤的部队因退无可退，士气反而高涨，拼死守城，而我军在水网地带难以展开机动，攻坚手段有限，伤亡逐渐增加。
几天后，他向华中局发出紧急电报，写道：
“我军无攻坚武器，历史上速战速决攻击巩固据点极少成功，如东安、宜黄、南丰均如此。曹甸工事较前坚固，兵力较多，如继续猛攻，胜利把握不大，且有招致重大伤亡可能，我意用持久作战方法攻击。”
他建议通过围困和骚扰，逐步消耗敌军，避免无谓的牺牲。
对于黄克诚的想法，陈毅等人则是认为这是黄克诚夸大敌情表现，未予采纳，下令继续强攻。
但是，这场战事的发展逐渐印证了黄克诚的判断，曹甸战役持续18天，我军虽给韩军造成一定损失，但始终未能突破防线，双方伤亡均日益加重。
而韩德勤依托地利坚守不出，我军则因缺乏有效攻坚手段而进展缓慢，最终，华中局权衡再三，决定撤出战斗。
曹甸未能攻克，而新四军和八路军损失2000余人，战役以失利告终。
战斗结束后，战后的军事检讨会气氛凝重。
陈毅对失利深感痛心，认为这是一次未能实现的胜利，在会议上，黄克诚与陈毅再次提到了不该强攻曹甸的问题，黄克诚的这番意见，让陈毅认为，黄克诚的部队攻击不力是原因之一，随即撤去其第五纵队司令员职务，仅保留政治委员一职。
而后，陈毅兼任第五纵队司令员。
但事实上，陈毅名义上兼任司令员，因事务繁忙，第五纵队的实际管理仍由黄克诚负责。
会后，黄克诚主动找到陈毅，试图沟通。他坦诚地说：
“你是我的老上级，从红军时期我们就在一起。我有什么不服从指挥的？”
陈毅仍坚持：
“你提出意见，但后来没打好，有责任。”
黄克诚则回应：
“我事先提了意见，打起来后也提了办法，你们不听。五纵主力全出，由上级统一指挥，仗没打好怎么能怪我？”
根据黄克诚大将的回忆，在这场战役中，第五纵队在战役中全力投入，甚至承担了正面主攻任务，但因整体部署失当而无功，所以黄克诚大将坚持第五纵队已经是用尽全力了。
直到1942年，陈毅在总结曹甸战役时，心情沉重地反思：
“曹甸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和按作战原则作战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猛攻解决不了问题。如果采取坑道作业，可能会有不同结果。”
陈毅提到的“坑道作业”，正是持久作战的一种形式，与黄克诚当年在电报中的建议不谋而合。
而陈毅之后给老战友黄克诚进行道歉，认为自己太过轻敌，而且也不重视黄克诚的意见，对于陈毅的道歉，黄克诚则认为自己也有问题，两人因此冰释前嫌，继续携手作战。
其实陈毅和黄克诚两人之间的观点，都是没有错的。
黄克诚的特点在于，他聚焦于战术，考虑的问题并不是陈毅所考虑的那种大局，但即便不是那种大局，也有合理的地方。
而且黄克诚最擅长的，还是战术。
比如他在会议上提出的三点理由，基于对政治局势、地形条件和敌我力量的全面分析，他在电报中建议持久作战，都是体现了对战术的灵活思考。
而陈毅的坚持，则基于抗战大局的政治考量，他希望通过军事胜利巩固新四军地位，震慑顽敌，为国共合作争取更多主动权。
黄克诚与陈毅在苏北的这场“理”战，并无绝对的胜负之分，曹甸战役虽未成功，但黄克诚的建议避免了更大损失，保全了部队实力，而在曹甸战役结束后，新四军和八路军虽损失2000余人，但韩德勤的实力也大为削弱，无力再对苏北根据地构成实质威胁。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曹甸战役只是没有达到彻底消灭韩德勤的既定战略目标，要是从战果上来说，其实我军根本就没有输的说法，所谓失利，也是因为跟之前的计划不太匹配罢了。
当然，如果按照黄克诚的战术来打，那么我军的伤亡一定会更小，对敌军造成的打击一定更大，只不过这些事情都不能假设罢了。
也是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陈毅与黄克诚之间的战友感情更加深厚，他们也携手在华东抗战的工作上大放异彩，奠定了华东的解放局面，让这里的人民百姓永远记得抗击日寇的新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