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山东胶东文登县小屯村，秋风吹过田野，却吹不散一位老父亲心头的阴霾。他的儿子是个普通部队连长，听说爹在村里被村干部欺负得抬不起头，气得一咬牙，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这信像长了翅膀，飘啊飘，竟落到了开国大将张云逸的手里。张云逸是谁？那可是打过无数硬仗的老将，眼睛一瞪，能吓退千军万马。他一看信，火气蹭蹭往上窜：军人的爹受这窝囊气，哪能忍？于是，他卷起袖子，带着一身正气，直奔小屯村。
村里人傻了眼，村干部腿肚子直打哆嗦——这位大人物咋来了？没人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啥药。张云逸没端架子，挨家挨户跟老乡唠嗑，硬是把村干部的丑事挖了出来。真相大白那天，村干部低头认错，老父亲的委屈终于有了说法，矛盾也在大将的调解下烟消云散。这事儿传开后，乡亲们都说，张云逸不光是战场上的英雄，更是老百姓的靠山。可这封信咋就到了他手上？村干部又干了啥见不得人的勾当？故事背后，还藏着多少没说的秘密？
1957年12月的一个寒冷夜晚，山东某部队的营房里，灯火昏黄，空气里弥漫着煤炉烧过的烟味。连长于连坐在一张简陋的木桌前，手里攥着一支钢笔，桌上的煤油灯摇曳着微弱的光，映得他脸上的皱纹更深了。
于连的老家在山东胶东的文登县小屯村。那是个偏僻的小地方，村子周围都是连绵的低矮山丘，田地里种着玉米和高粱，村口有条小河，河边长满了芦苇。村里人过日子靠天吃饭，日子清苦但平静。可最近，从家里寄来的一封信打破了这份平静，让他整夜睡不着觉。信是母亲写的，字迹歪歪扭扭，显然是托村里识字的人代笔。信里说，父亲于同海在村里受了委屈，被人欺负得抬不起头，家里日子过得艰难，连孩子上学都被同学笑话。于连读完信，眼眶红了，手抖得差点握不住笔。
于同海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今年五十出头，满脸皱纹，手上满是干农活磨出的老茧。他在小屯村住了大半辈子，年轻时扛过锄头，开过荒地，靠着一双手养活了一家五口。1950年代，全国搞土地改革，村里也不例外。那时候，上面说要打破旧的封建制度，把地分给穷老百姓，让大家翻身做主人。小屯村成立了农民协会，负责量地、分地，还管着村里的各种事务。于同海因为为人正直，又懂点种地的门道，被乡亲们推举出来帮着干活。他干得认真，每次分地都拿尺子量得仔仔细细，生怕谁家多一垄少一垄。
可这股认真劲儿却给他惹了麻烦。村里有些干部看不上他。有的干部是刚上来的年轻人，年纪不大，干劲挺足，想借着土地改革露脸，急着干出点成绩；还有些是以前村里有点势力的老家伙，嘴上喊着改革，心里却想着给自己多捞点好处。于同海不吃这一套，分地的时候不讲人情，只看规矩。有一次，村里一个姓王的干部想把自己家旁边的肥田多留一块，于同海死活不同意，说那块地得按人头分，不能随便给谁。王干部当场没吭声，可从那以后就记恨上了他。
没过多久，村里开始传闲话。有人说于同海是地主富农的“狗腿子”，暗地里想破坏土地改革；还有人说他不听领导的话，胳膊肘往外拐。这些话越传越离谱，连村头晒太阳的老太太都信了。到了村里的会上，几个干部当着大伙的面点名批评于同海，说他“不支持改革”，“态度有问题”。有一次开会，王干部拿着一本小册子，站在台子上指着于同海喊：“你这样的老脑筋，就是挡在革命路上的石头！”于同海坐在下面，低着头，脸憋得通红，想反驳又不知道咋开口。
更过分的是，有人开始暗地里搞小动作。有天晚上，于同海家的柴垛被人点着了，火苗蹿得老高，幸好邻居发现得早，才没烧到屋子。村里没人承认干了这事，可大伙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于同海的妻子李氏是个老实女人，平时话不多，出了这事后，她每天提心吊胆，连去井边挑水都觉得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两个小儿子，一个十二岁，一个八岁，在村里的小学读书，回来常哭着说同学骂他们是“坏蛋的崽子”，课也不敢好好上了。
于同海也不是没想过求救。他托人写了封信，想送到县里去告状，可小屯村离县城有几十里地，路上全是土路，赶集的牛车一周才去一趟。他自己走路去过一次，脚磨出了血泡，可到了县里，办事的人说要“调查研究”，让他回去等消息。这一等就是几个月，啥动静也没有。村里人看他没辙，排挤得更厉害了，有时候他下地干活，旁边的人故意离得远远的，像躲瘟神似的。
于连在部队接到信的时候，正带着连队在山沟里拉练。他是家里的老大，从小就知道父亲的脾气——倔强又正直。小时候，他常跟着父亲去田里干活，于同海总跟他说：“做人得有骨气，别昧着良心。”现在看到父亲被这么欺负，他心里像堵了块石头，喘不过气来。他在部队干得不错，带兵有方，打仗勇敢，立过几次功，上级都夸他是根好苗子。可这会儿，他觉得自己再能耐也没用，远在几百里外，啥忙也帮不上。
那晚，他坐在营房里，想了一宿。桌上的信纸摊开又收起，钢笔拿起来又放下。他知道，靠自己回村里摆平这事不现实，部队有纪律，他不能随便请假。可他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家里人受苦。思来想去，他决定写封信，直接寄到中央。他听说过，上级领导对军人家属的事挺重视，他想赌一把，看能不能让大人物帮父亲说句话。
于连点亮煤油灯，铺开一张粗糙的信纸，开始写。他写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抠，生怕写错了让人看不懂。信里，他先说了自己在部队的情况，又讲了父亲在村里的遭遇。他写道：“我爹是个老实农民，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可现在村里干部欺负他，造谣说他坏话，还搞得一家老小没法过日子。我在部队保家卫国，可家里人这样，我心里实在过不去。求领导派人查查，给俺爹讨个公道。”写完，他又读了一遍，确认没啥遗漏，才小心翼翼地把信装进信封，写上地址。
第二天一早，他把信交给部队的通信员，看着那封信被装进邮袋，心里七上八下的。他不知道这信能不能送到中央，更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管。可他没别的办法，只能盼着老天开眼，让家里人少受点罪。
1957年12月的一个夜晚，张云逸大将坐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桌上的灯光昏黄，屋子里飘着一股淡淡的烟草味。他手里拿着一封刚送来的信，信封上写着“中央军委张云逸大将亲启”。他拆开信封，取出里面的信纸，认真地读了起来。这封信是一个部队连长写来的，信里提到他的父亲在山东胶东地区的文登县小屯村被村干部欺负，连长在信中流露出深深的担忧和无助，希望上级能管一管这件事。
张云逸读完信，眉头皱了起来，坐在椅子上沉默了一会儿。他心里很清楚，军人肩上的担子是保家卫国，可如果他们的家人却在家里受委屈，这怎么也说不过去。作为一位经历过战火的老将军，他对部队的战士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更别说战士的家人了。他觉得，这件事不能拖，也不能敷衍。他放下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战士们在前方拼命，他们的家人却在后方受欺负，这事我得管。我要亲自去查清楚，给这个连长一个交代。”
工作人员听了这话，赶紧劝道：“大将，您事情这么多，身体也不比年轻时候了，不如让秘书去跑一趟吧。”张云逸摆了摆手，语气坚定地说：“不行，这事我得自己去。让秘书去，能有我去管用吗？我得让战士们知道，他们的难处我们看在眼里，他们的家人我们也得护着。”他态度坚决，谁也劝不动。
过了几天，张云逸本来就计划要去青岛视察工作。他想好了，这次去青岛，顺道就拐到文登县小屯村，把这事弄明白。到了青岛，市委书记听说张云逸要亲自跑一趟文登县，觉得有点不妥，劝他说：“大将，从青岛到文登县路不好走，天气又冷，雪也下得大，您年纪大了，何必亲自去呢？让张秘书带几个人去处理就行了。”张云逸听了这话，笑了笑，说：“我知道路远，天也冷，可我就是要亲自去。战士们得知道，我们不是光说不做。”市委书记见他主意已定，也不好再多劝，只得安排了几辆车跟着，保证路上安全。
从青岛到文登县的路果然不好走。那天雪花飘个不停，路上坑坑洼洼，车队开得很慢。张云逸坐在车里，裹着军大衣，盯着窗外白茫茫的景色。他心里想的不是路有多难走，而是那位连长的父亲到底受了什么委屈，村里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心里憋着一股劲，非要把这事弄明白不可。
经过好几个小时的颠簸，车队终于到了文登县小屯村。村子不大，房子低矮，村民们看见几辆车开进来，都觉得稀奇，围过来看热闹。张云逸下了车，没多停留，直奔连长父亲的家。那位老人叫于同海，年纪已经不小了，头发花白，见到张云逸这样的大人物亲自上门，愣了一下，眼里满是惊讶。
张云逸进屋后，先跟于同海拉了几句家常，问了问他家里的情况，然后才慢慢问起他跟村干部之间的矛盾。于同海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出来，说是村里几个干部仗着权势，强占了他家的几分地，还威胁他不许声张。张云逸听完，脸色沉了下来。他没急着表态，而是叫人把村干部和几个村民代表找来，当面问清楚。
在村里的一间小屋里，张云逸坐在中间，村干部和村民围着他。他不摆架子，问话也直截了当：“你们说说，这地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占了人家的东西还不讲理？”村干部支支吾吾，拿不出什么像样的理由。张云逸又问了几个村民，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个清楚。原来，这事不只是于同海一家的问题，村里有些干部仗势欺人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弄明白情况后，张云逸当场拍板，让村干部把地还给予同海，还要求他们当面向老人道歉。村干部见这位大将亲自出面，知道躲不过，只得低头认错，把事情了了。于同海感动得不得了，当场就要跪下给张云逸磕头。张云逸赶紧上前扶住他，说：“老人家，你别这样。你的儿子在部队为国家出力，护着你是我们该做的。你要谢，就谢政府吧。”
这事处理完，张云逸没多留，带着车队回了青岛。消息传开后，小屯村的村民们都对这位大将刮目相看。他们没想到，一个大人物会为了一个普通老人的事跑这么远，还这么认真。村里的风气也因为这件事变好了不少，大家都说，张云逸真是为老百姓着想的人。
这段故事后来在部队里也传开了。那个写信的连长知道后，心里既感激又踏实。而张云逸呢，他也没把这当多大的事，只是觉得，战士们的家人受了委屈，他不去管谁去管？这趟文登县之行，虽然路远天冷，可他心里是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