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行天下
——从清明祭祖说起
聂应德
题记:清明节拟做一件事,也是多年的习惯性活动,回到一百公里外的老家,祭扫父母和先祖坟墓,慎终追远,缅怀尊恩,重温遗教,生生不息。
祭祖是孝道的重要表现形式,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孝道在当代社会中得以继承和发展,重视家庭、家教与家风,倡导家庭美德,评选孝贤和道德模范,建设和谐社会等等就是充分证明。因此,尽管清明祭祖是民间活动,是不同于国家社会公祭的私祭、家祭,但其积极意义仍然显著。有鉴于此,翻看自己去年清明节关于孝行与祭祖题目所写文字,略作修订,以飨同好。
清明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和重要民俗,“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据说从周代就开始了,迄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清明节前一天,还有一个传统的节日即寒食节,古时两节是分开的,现今合二而一,统称为清明节。
清明节,取其气清景明之意,它既是我国农历的二十四节气之一,一个万物生长、花团锦簇的季节,又是一个具有深刻人文内涵的节日。清明节有两个主要活动:一是踏青,二是祭祖,但祭祖是清明节的最重要内容,可以说清明节的主题就是祭祖。
我国祭祀祖先的活动,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祭祖的形式主要有公祭和家祭两类。公祭是公众对生前为圣为贤、地位显赫之人的纪念,一般立庙而祭,很正式很隆重,唐宋以前只有天子帝王才能建太庙祭祖,唐宋以来允许贵族官宦建宗庙家庙祭祖。家祭又称私祭,是庶民百姓子孙对父母和先祖的缅怀,在明清朝以前官方不允许民间立庙而祭,一般都是路祭、寝祭、墓祭、坟祭,这就是“庶人祭于寝”(《礼记·王制》)、“贝勒以下祀追封祖父于坟墓”(《清文献通考·群庙五》)的陈规旧习。后来政策逐步放宽,明朝嘉靖年允许民间“连宗建祠”,但直到清朝康乾盛世才真正开放宗庙禁锢,允许庶民百姓建庙立祠,雍正二年《圣谕广训》云:“笃宗族以昭雍睦,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立家庙以荐烝尝,修族谱以联疏远,使群黎百姓家喻而户晓也。”祭祖的时间,或诞辰,或祭日,或节日。节日如春节、清明节、上元节、重阳节等都有祭祖活动,但在这些节日中,清明节却是专门而正式的祭祖日子,活动最为庄严最为隆重。
每当清明节,在乡村由会首组织,族人参与,先备好祭祀物品,亲族(一般以宗族小支派为单位)或近或远地来到祖先坟前,在长辈引导下贡祭品、点香烛、烧纸钱、放鞭炮,缅怀祖恩、回顾来路、铭记家教家风,最后环节是所有人聚会餐饮,联谊话亲。祭祖活动告诉人们,我们做人的资格、做人的能力是父母给予的,而父母这种做人的权利又是祖父母给的,以此上溯到宗亲远祖、列祖列宗,这样让我们记住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要做什么。亲子关系是原生的第一性的社会关系,其他诸如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则是由其派生,属于第二性的社会关系,这种血缘理性逻辑被我国学者称之为“祖赋人权”(徐勇),它是与西方的“天赋人权”道行相反相成的。
祭祖是我国孝道的重要内容和环节。孝道是一个循环往复没有穷期的过程,由若干阶段和环节构成,每个阶段环节有着不同规定和要求。我国《孝经》中说,“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殁则丧,丧毕则祭。”在传统农耕文明社会,家庭可能几代同堂,但基于权利与义务匹配,孝老首先或主要是赡养父母,再及祖父母。在生养方面,古时孝子事亲“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具体要求有:孝子入则尽孝,甚至有“父母在,不远游”的极端之说;孝子要及时尽孝,“子欲孝而亲不待”,不能造成终身的遗憾;孝子须防止“不孝”,一不孝是“曲意顺从,陷亲不义”;二不孝是“家贫亲老,不为仕禄”;三不孝是“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婚女嫁,既是人生不可或缺的爱情生活,又是不能推卸的人类自我生产责任。
至于说丧葬,要求“丧则致其哀”。如果父母去世了,孝子不仅要让考妣入土为安,而且还要办得热闹,披麻戴孝做道场,通知亲戚朋友来悼念,以肉酒饭菜设家宴招待,从而让人生的最后一程不再是冷落和悲痛,更像婴儿呱呱坠地一样喜庆和隆重。同时,要厚葬,棺材上好,修坟造墓,勒石为碑;要守孝,古时孝子在坟旁结草为庐,粗布衣服,粗茶淡饭,日日缅怀,多则三年,少则一年。中国旧传统对丧葬如此看重,以致殡葬业很早就兴旺发达,据说儒学祖师孔子早年就是以从事殡葬业为生的。
最后就是祭祀祖先,要求“祭则致其严”。按照习俗和惯例纪念逝世的亲人,这可说孝道的高潮或总结。尽管被祭的对象已不在场,无知无觉,仅是一个文化符合,但目的在于通过祭祖活动教育生者内则以孝于亲,继承优良家教家风,更好地敬老爱亲;外则顺于君长,移孝作忠,精忠报国;家则和于夫妻,家和万事兴,生养夫妇责。清明节每年的这种循环往复的祭祖活动,极大地强化了孝道意识,使之融化于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孝道的实现需要保障,诸如物质的、制度的保障。就制度保障而言,尤不可或缺,正如徒法不足以自行一样。从旧时礼法制度来看,首先是宗族的制度保障。一是建组织,吃饭千口主事一人,宗族内部要推举产生族长、会首或理事长;二是建祠堂,祠堂乃族人活动的公共场所、聚会场所,也是处理家族事务的地方,还可作为教育本族孩童的校舍之用。笔者曾参观过南充市嘉陵区韩氏宗祠、西充县鸣龙乡苏氏宗祠,蓬安县红豆村王氏宗祠等,或旧祠,或新宇,皆宽敞高大,富有深刻人文内涵。三是积会产,包括房产、地产、资产,或由祖先遗留,或由贤达捐献,作为族人帮扶、聚会和祭祀之资。四是定族规,执行家法,处理族务,村庄族人自治。五是修族谱,明源衍,序长幼,承先启后,继往开来。
其次是国家制度保障。一是确立儒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西汉王朝武帝时期,采取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成了国家意识形态,伦理主义主导着国家治理。儒学是中国古代的人伦之学,主张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仁是孔子伦理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人生追求的最高的道德规范。何谓仁?“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为仁本,以孝治天下,“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德主刑辅,出礼入刑,天下大治。二是家国一体、家国同构。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孝是对家尽忠,忠是对国尽孝,所以论语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家国情怀,希望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董仲舒讲三纲五常这种宗法国家制度,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三纲和仁义礼智信等五常。三是强调做人做事首先要遵守道德伦理,如孟子提出的五伦,要求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民间广为流传二十四孝经和二十四孝图,则是人们学习孝道的通俗教材。不过,历史上也发生过君不义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夫不爱妻不贤、朋不诚友不信等情况,这须当别论。四是以德行操守为标准举荐官吏、树立榜样,如举“孝廉”,从而把不孝不廉之人排除在从政做官之外,此即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以孝立国、孝治天下。此外,通过立碑建牌坊,大力宣传各种先进道德模范,供人们学习效法。
孝道的核心和本质就是尊重人,以人为本,以人治人,人定胜天。在我国传统社会中,人们要寻求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有效性,以及行为的意志、力量和智慧,不是依靠上帝、神灵或科学,而是依靠血缘关系、祖宗保佑和善恶报应。没爹哪有家,没家哪有我,讲求树有根水有源,树大而根深、枝繁而叶茂,源远而流长、百川而归海,所以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又有把寒食节合并到清明节也表明,中国人更重视人的血缘关系,希望忠孝两全,迫不得已时才会二选其一,古人介子推,“国破则留,国强则走”,为追随落魄在外的晋国公子重耳,不惜“割股奉君”;后重耳回国做了晋文公,介子推为孝敬老母而拒绝做官,哪怕是被烧死在绵山之中。再有,从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的演变看,中国文化更重视人,清明节由农历节气名称演变为专门祭祖节日,端午节由辟邪消灾发展为纪念诗人屈原,中秋节由祭月赏月发展为家人团圆主题。更有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没有鬼神,只有英雄即杰出人物,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神农百草、舜劝农桑、大禹治水等等,总之,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只是不信上帝,而是崇拜祖宗和人格力量。西方则是信奉上帝造人,普罗米修斯盗火,神灵至善至能,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在此基础上演化为资本主义社会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生而自由平等的政治理性、崇尚趋乐避苦的文化理性。中西方这两种理论逻辑,都有其自身基础和合理性,似乎是前者突出反映人生的幼老时期要求、后者突出反映人生的青壮时期要求,它们各有特点和优势,也各其缺点和劣势,本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但近代以降,西方国家凭借其科技和工业上发展的绝对优势,奔走于世界各地,造成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碾压,使其弱化、矮化,甚至被妖魔化、污名化,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肩负起文化自信、振兴中华和复兴民族的伟大历史使命。
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文化属于社会上层建筑,包括哲学、宗教、政治思想、道德伦理、文学艺术、绘画雕刻,以及政治法律制度、组织机构官吏、军队警察法庭等。孝道文化是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基础和根本,制约和影响着其他上层建筑领域,据此可以解释其他上层建筑现象及其变化,如政治领域里的孝治天下,以德治国,三纲五常,家国情怀,君父制,家长制,等级制,以及群本位、官本位、权本位,等等。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政治文化,它深深地打上了宗教信仰的烙印,特别是打上了基督教的烙印,如政治上的君权神授、天赋人权、原罪说、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人生而自由,世俗的成功者是上帝选民等等。这两种文化的最大差别就是出发点不同,即祖赋人权与天赋人权的差别。这里的“祖”实质上指的是父母,他们给予我们在具有独立人格和行为能力之前所享受的生存权利,父母对子女不仅尽养育义务,而且是无私奉献,而养老敬老则是子女有权利有能力时即成年之后的应尽之责,属于历时性报偿父母养育之恩,此即血缘关系、亲戚关系。这里的“天”实质上是指有行为能力的个人,权利是其能力的外显,义务则是因受他人或社会的恩惠或服务而依据契约或法律所担之责,属于同时性等价交换,此即朋友关系、利害关系。总之,孝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亮丽风景,清明节是中国的“感恩节”,这种文化所承载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四大古文明之一。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且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其他如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虽曾有过辉煌建树但现在却中断了毁灭了,除了遗迹遗址,没有文字保留下来。所以,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亮丽风景,她古老而鲜活,旧貌换新颜。
我国的孝道文化有着深厚的自然和社会基础。孝道文化的自然基础就是我国领土气候条件。我国领土南北跨度很广,大部分属北温带,小部分属南热带,没有寒带,黄河、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里适于稳定的农耕和桑蚕,而不适于流动的放牧和经商。与这样的自然条件相联系,我国农耕文明出现的历史很早,持续时间很长,积累的成果很多。农耕文明强调安土重迁、安居乐业,依靠自然条件或兴修水利,但无论种植养殖,其规模都不大,属于小生产,可以家户为单位进行。家户是“三位一体”的单位,既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共同体,也是生活共同体、治理共同体。在这种背景下,家长尤其是男性家长在养育子女中承担主要责任,在子女成长中父母是他们第一个也是主要的教师,农耕文化的知识和技能主要依靠经验积累、依靠长辈老人传授和指导,家户安全以家长或宗族之力来保障,所以父爱如山母如海,老人是财富是宝贝,值得尊重和孝敬,这些就是你养我小、我养你老背后的经济理性,家治则国治,家安则国安。
与此不同的是,我国北部高原的游牧文化,以及古希腊的工商文化或海洋文化,其生产经营单位和生活家庭单位是分离的,人们的生计和事业,主要不在土地上不在家户里,不依靠家庭感情和伦理道德,而在江海在社会之中,在牧渔业、工商业之中,强调产业所在、人口流动,主要依靠青壮年的体力和智力,依靠经济契约和政治法律行事,张扬个性,强调法治。在这种背景下,他们的祭祀活动主要不是尊老祭祖,而是崇拜上帝神灵、纪念兴邦立国,如西方国家的圣诞节、感恩节、国庆节。
近代以来,中国孝道文化传统受到数次革命运动严重冲击。基于小农经济和集权政治并以孝道为根本的我国传统文化,曾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但到了近代,面对西学东渐特别是西方的工商文化、政治分权、思想自由、功利主义的冲击却败下阵来,机器制造的工业经济征服了锄头扁担的小农经济,坚船利炮飞机坦克压倒了拳打脚踢大刀长矛,有的国人怒其积贫积弱,归罪于传统孝道仁德文化,认为它们是保守落后的封建流毒,充满着“吃人”的血腥和“温情”的伪善,提出打倒孔家店、废除旧传统的口号,甚至要求取消方块汉字和中医中药,主张向西方学习,搞全盘西化,走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法治化的发展道路,这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冲击。此后,我国传统的道德文化,还相继受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洗礼,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文化观念实行“彻底决裂”。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至今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普遍存在,家庭仍是现代社会的细胞和基础,所以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作为中华传统美德的孝道被继承和保留下来,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元素,使其继续发挥积极作用。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向发达国家学习,迎来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第二个春天,高歌猛进40年,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创造了世界笫二大经济体的奇迹。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和男女同工同酬,青少年教育时间延长和青壮年职场竞争加剧,核心家庭出现和亲子情感淡漠,以及方兴未艾的生殖技术如人工授精、试管婴儿、动物克隆的挑战,还有西方的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等文化影响,导致了严重内卷、动能枯竭,道德迷茫、世风混乱。中国孝道文化何去何从,又处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当今中国孝道文化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诚然,现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归功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国情和世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今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回应新的科技革命挑战,粉碎西方国家对我“和平演变”的图谋,就必须解决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为此,新时代的中国提出了坚持实行“两个结合”的发展原则。马克思主义指导是“两个结合”的前提条件,虽然马克思主义也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对我们来讲算是外来者、舶来品,但她揭示了人类解放发展的普遍真理和一般规律,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洋为中用。只要我们坚持而不照搬、指导而不教条,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无往而不胜。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道路;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根据否定之否定的原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来克服外国资本主义积弊和我国改革开放面临的困难,从而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局面。
这里,还须强调一点,对包括血缘理性和孝悌伦理在内的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必须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因为它毕竟产生于旧的社会基础,不能让分散个体的小生产障碍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进程。转化与创新就是积极扬弃。中国人崇拜祖先、祭祀祖先,反映了对血缘关系的倚重和偏爱。在当代社会中,墨守成规固然不好,但矫枉过正也失中庸。尽管在当今中国,地缘、业缘、学缘、职缘等关系越来越重要,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和发展性越来越强劲,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个人自身在岗时所创造的财富不仅能满足当时养家糊口和自我发展,而且能提供以后养老物质保障,但我国广大农村社会还存在着数以亿计的社会化小农,整个国度的血缘关系、姻缘关系仍普遍客观存在,越来越重要的养老精神文化需求仍须后代子女用孝道来满足。因此,未来家庭和孝道的地位还要保留,作用还要发挥。
不仅如此,从全球的视角来观察,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重要机遇。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发展中国家推动现代化建设进程提供了新的经验新的模式,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另一方面,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中,过度的工业化城市化污染了环境破坏了生态;资本支配下的自由民主和多党政治,将整个社会碎化、撕裂,使之不能形成步调统一、和平共处的政治局面;宪政民主、分权制衡和司法独立等制度,导致僵化保守,既丧失发展活力,又缺乏工作效率;功利主义的道德伦理,导致极端自私自利、人欲横流、感情冷漠、家庭松散等。西方文化三百年盛极而衰,而我国传统乡村的绿色发展、血缘亲情、家户团体、基层自治、德法并用,我国现代城市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文明,我国社会主义的现代产业、市场经济、核心价值、民主法治、举国体制,则有可能成为医治西方社会病的一剂良药,至少可以作为西方解决问题的参考方案。
我国新时代孝道践行正与时俱进。随着社会化的进步、城市化的实现、数字化的升级、智能化的应用,孝道功能发挥的内容与形式、体制与机制和广度与深度,皆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总的趋势是外延更加收缩,聚焦更加集中,功能更加优化,形式更加简洁,方法更加多样。就清明祭祖形式来说,除传统乡村社会的扫墓、上坟、办清明会等形式外,还出现了一些现代祭祖活动,诸如鲜花祭扫、绿植祭扫的环保型,网络祭扫、视频祭扫的科技型,诗诵祭扫、音乐祭扫的文化型,以逝者名义开展志愿服务、义务植树的公益型等等。完全可以相信,在我们中国,现代孝道文化一定能够再创辉煌。
孝道跨越时空与人同在。不管未来生殖技术、社会养育、社会养老如何发展,都代替不了父母生育、儿女尽孝、家庭建设的责任,所以只要世界人类家庭在,孝道就在。“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生前清明,我们缅怀父母;身后清明,子孙缅怀我们。有生于无又归于无,无从有生又持续有,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生命,这就是世界!也许作为现代量子纠缠理论还能告诉人们:肉身不是金刚定会败坏,灵魂超验可以永垂不朽!
不过,由于自然演化,人文可能被湮没,正如古诗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王侯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由于社会变迁,个体可能被遗忘,人都要老都要死,不可能“向天再借五百年”,哪怕是在职时建功立业、位高权重、收入丰厚,退休后也是门前冷落,当官不当官一个样,钱多钱少一个样;身死后灰飞烟灭,寂寂无闻,开始时儿女、亲戚、学生、朋友、战友、同事们都还记得,而当记得你的人都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再没有人提起你;当关于你的所有文字和图像都被清除了,似乎你从来就没有在这个世界存在过,真是“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千百年后谁也记不得谁”!人只有今生没有来世,好好活在当下吧!担当今生事,无愧后与前;为人须尽孝,仁爱世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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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聂应德(四川省邻水县人,教授,博士,西华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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