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了，县城的未来在哪里？

大概是从一年前开始，阿信经常能在社交媒体上刷到这样的照片。

画面的主角，是一栋栋老旧建筑。它们大多拥有相似的外貌：楼梯生锈、墙皮剥落，钴蓝色的玻璃窗一字排开，电线从这头攀附到那头，杂乱生长。

有时候，画面里还会出现一两个年轻人，神色局促，衣着老套。他们与能看到的一切旧事物合影，巷口的店，街边的摊，路过的狗，留守的山。

这些充满怀旧元素、又仿佛刻板印象一般的照片，诞生于中国1800多个县城之中。有人在发布时带上了“县城文学”的tag，迅速获得了算法的青睐，热度蹭蹭往上涨。这个术语原本用来描述上世纪末一种特定文学流派，如今却在新一代年轻人中间大举回潮。

夕阳、老楼、店铺，是所谓“县城感”的经典元素（上图由AI生成）

任何思潮的兴起，都有其根深蒂固的来由。

“县城文学”概念的偏移经历了三十年，这三十年里，中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城镇化进程，一代人离开故乡，奔赴北上广深。年复一年，他们从都市折返回老家县城，一切依然如此熟悉，可一切都在变得陌生。

三十年的时间，足够孕育一座都市，也足够湮灭一段历史。同样是县城，繁荣者如昆山、义乌、晋江，人口大量流入，城市规模堪比普通地级市；而萧条者则遍布全国，特别是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人口长期流失，剩下的中老年人和中老年房子一道，在漫长的季节里原地打转。

尽管在过去几年里，一些县城迎来了人口回流，也入驻了不少大城市里的连锁品牌，但就总体而言，县域的城镇化水平依然滞后于这个时代。

“回不去的故乡，到不了的远方”，这是县城青年的生存困境，同样也是城镇化进程已至后半场的当下，县城自己的发展困境。温情也好，伤怀也罢，所有“县城文学”最后都指向同一个问题：

我和我的县城，到底该往何处去？

如果你也关注这个问题，那么阿信今天想要推荐的这本《小县大城》，值得你认真一读。

本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和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后罗建章合著，作者团队通过历时五年的实地调研，将基层视角与总体视角相结合，系统剖析了以福建省德化县为代表的一批后发县域如何通过“小县大城”战略实现逆势发展。

在作者看来，“小县大城”是理解城乡中国时代的新视角，小小的县城，凝聚着一代代人的奋斗，也寄托着整个中国城镇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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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理解城乡中国的窗口

城市和乡村，是中国的两副面孔。将它们联结起来的，是一个又一个县城。

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自创立起一直沿用至今，被视为中国基层治理建设最成功的制度设计。它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在行政组织中所处的独特位置。

相较于镇和村，县域的行政机构更为齐全，拥有更完整的治理能力，反过来，相较于省和市，县域同基层更为紧密，拥有更高效的服务效能。可以说，它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

在乡土中国时代，农民想要离乡困难重重，县城就成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一座城市。绝大多数县城都有着相似的社会结构和生态，只是在规模和区位上有微小的差别。

乡土中国，农为邦本

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县域与县域之间走向巨大的分化。

一些区位优势明显、土地资源充沛的县不仅吸收本县农民由农转工，而且还吸引了大批外来人口，城镇化率节节攀升，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另一些县则缺乏产业支柱，沦为劳务输出大县，无数农民离土离乡，县城成了他们的中转之所，日渐凋敝。而破败的县城愈发难以吸引本县人口回流，全县的城镇化率裹足不前，长期在20%以下徘徊。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形态，在过去三四十年里似乎成了所有县非此即彼的命运。但在《小县大城》当中，作者敏锐地发现了县域发展的“第三条路”。

作为案例，作者列举了四个县：福建德化、浙江云和、四川邛崃、甘肃民乐。乍一看，除了都没怎么听说过之外，似乎找不到其他的共同点，然而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四个县无一例外，其城镇化率都超过了70%，特别是地处戴云山腹地的德化县，山地面积占比超八成，却创下了福建省城镇化率排名第二的奇迹。

这种中小体量与高城镇化率的组合，就是全书探讨的核心主题，“小县大城”模式。

在书中，作者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以下三方面的探讨：

首先，这种模式的形成机制是什么？政策、市场及社会的大三角，如何合理推动县域内要素集聚到城关地区，形成县域经济增长极？

其次，这种模式的治理逻辑是怎样的？其发展可以分为哪些阶段，各自的特征又是什么？

最后，这种模式的可推广性如何？要素集聚推动产城融合发展的马太效应会让小县大城成为未来城镇化的主要模式吗？

小县大城的县域发展接力赛

福建德化，一个县域面积为2232平方千米、户籍人口却只有35.49万的山区小县，创造了两个“78%”的奇迹：78%的城镇化率，和78.8%的森林覆盖率。

通过多次实地调研，以及对卷帙浩繁的口述材料、调查报告、统计资料的整合、重组，《小县大城》为我们勾勒了这个平凡县域向“大城”转变的深层逻辑。

作者指出，产城融合是德化“小县大城”战略中的关键，而如何变“产业衰败-城市凋敝”的恶性循环为“产业发展-城市扩张”的良性循环，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改变的第一步，是“以县兴产”，也就是在政府的推动下，举全县之力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德化在历史上曾以陶瓷闻名，但在改革开放之初，全县陶瓷产业处于“小、乱、散”的状态，产业知名度不高。

为了改变“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分散格局，县政府在城关建设了一个规模甚巨的陶瓷园区，通过政策优惠吸引企业入驻，通过财政补贴鼓励企业进行科技创新，抢占市场先机。

接下来，是借市场之手“以产兴城”。陶瓷产业的发展倒逼城关基础设施的完善，当地政府和私人部门投资建设了大批住房、学校和医院，完善交通网络。

进入新世纪，园区的扩张开始挤占本就有限的城市建设用地，德化县提出建设“工业梯田”，变传统园区为产业集群，为县域经济的多元化发展留出了空间。

第三步，是以城关为核心“以城聚人”。尽管城关的基础设施已日臻完善，但是产业工人群体（大多是本地农村居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状况依然普遍存在。

引导农村居民向城镇居民转变，关键是要消除城乡差异，在户籍、养老、住房、医疗等层面逐步实现均等和公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个山区县，德化开展了林权“两换”试点，让离乡农民有机会将林权转换为经济收益，既消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也为他们提供了创业兴业的资本。

德化一处陶瓷产业园区

最后一步，是充分发挥产业人才的潜力，“以产强县”。

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德化县通过外部引进和内部培育，形成了一支多层次的产业人才队伍。政府广泛吸纳这些人才参与政策制定、社会服务、公共管理，为县域治理提供了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经验和方案。

从具体政策来看，德化县的发展战略相较于其他县域，似乎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根本上仍然属于改革开放进程当中非常普遍的政策措施。

真正让德化脱颖而出的，是它遵循了产城融合的客观规律，在不同发展阶段实施了各有侧重的政策举措，从而避免了“一拍脑袋”“一拥而上”“一哄而散”“一地鸡毛”的盲目与浪费。

也正因此，德化的经验对于全国范围内的后发县域来说，拥有更强的参考价值。而这，也是《小县大城》一书写作的初衷。无论是地方政府、企业，还是个人投资者，抑或是关注家乡发展的普通读者，都能从中获得收获与思考。

教授联袂推荐，时代前瞻之作

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城市、乡村，以及我们自己。关于这段历史，已有许多学术著作问世，其中不乏兼具深度与通俗的畅销之作。

《小县大城》亦是如此。第一作者周立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同时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乡村振兴战略核心机制研究”首席专家。另一位作者罗建章，已入选清华大学高层次青年人才培养计划“水木学者”计划。作者团队将学术洞察融入实地调研中，通过严谨的实证分析，为理解中国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关系提供了新视角。

另一方面，本书语言流畅，深刻而不晦涩，用百余张图表提炼出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清楚易懂，可读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