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昭宁元年八月癸酉，董卓与袁绍的争吵声使得显阳苑的空气中充满了紧张的气氛。第二天，在董卓的主持下，汉少帝被废为弘农王。《三国演义》中，这一幕被描绘成 “贼臣董卓”的“欺天之谋”，但史书的字缝里却藏着截然相反的真相——废帝之议是朝堂的共识，曹操也是显阳苑会议的参与者之一，袁绍的反驳和袁隗的“报如议”都有着为家族谋算的不得已…
由《秦砖》《汉瓦》作者刘三解撰写的新书《汉末之变》，将带领我们一起撕破史书的谎言，抛开演义的戏谑，探秘汉末三国的历史真相。本书结合大量史料详细考述了曹操和董卓这两个将天子、朝廷玩弄于股掌间的汉末权臣，面对汉末乱世的不同选择，以及大转折时代背景下，何进、王允、袁绍、袁术等豪杰之士的复杂面相。本书于2025年3月上市，由天喜文化策划，天地出版社出版发行。
曹操的“祖宗谜案”：一个家族的三次身份造假
“赘阉遗丑”，这是袁绍送给曹操的“标签”。在东汉“以孝治天下”的价值观里，宦官养子的出身如同原罪。曹操家族为了改写这份耻辱，竟上演了三次完全不同的“认祖归宗”。
不同时期，曹操家族有着不同的祖宗。
第一个时期是曹操发迹之前，以曹操祖父曹腾墓前石碑文为代表，自称曹氏家族出自西周的邾国，远的先祖是黄帝，近的先祖是汉相曹参。
第二个时期是曹操称王之后，以他自己撰写的家传和他儿子曹植的《武帝诔》为代表，宣称自己是周武王兄弟曹叔振铎的后人；近的先祖还是汉相曹参，没变。
第三个时期是景初年间，魏明帝在诏书中肯定了高堂隆提出的曹氏出自舜的观点，此后到魏晋禅代，曹魏官方均以舜为先祖。
不过在第三个时期，又掺杂着王沈《魏书》的记载，采信了曹腾碑的说法，沿用了曹氏出于邾国，传至汉相曹参的说辞。陈寿的《三国志》则摒弃了之前的争论，只说曹操是汉相曹参之后。
也就是说，在曹腾发迹之后，祖宗是汉相曹参属于家族共识，分歧点主要在三个时期对更远的先祖的确定上。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堂隆提出曹氏为舜后人的说法后，蒋济曾援引曹腾碑文驳斥高堂隆，“济亦未能定氏族所出”，说明碑文上没有确凿的世系证据，甚至于当时仍可寻访的曹参后人，也无法提供更多的旁证。
这就意味着，自曹腾开始，对自家的先祖根本没数。既然没有正确答案，选哪个错误答案也没多大区别，主要看现实政治的需要。
儿戏一般的换祖宗，引起士人的不齿。陈寿在《三国志》中写到曹操的父亲曹嵩时，用了“莫能审其生出本末”的说法，通俗地说就是“不知道怎么来的”。其中的讥讽之意溢于言表。明末大儒顾炎武也在《日知录》中提到，曹操家“夫以一代之君，而三易其祖，岂不可笑？”
董卓的小目标：逆天改命 中兴汉室
《三国志·董卓传》对董卓有着这样的评价：“董卓狼（狠）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他烹杀颍川太守李旻，以断舌、斩手足、凿眼、镬煮等残酷手段虐杀诱降的俘虏，简直是个残暴、狠戾的屠夫。事实真的如此吗？
历史上的董卓并没有像《三国演义》里描写的，想篡夺帝位。他营建郿坞（郿县是他的列侯封地）之后，自己曾说：“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可见，退居封国过日子，一直是他的选项之一。
至于“事成”，也不是改朝换代，恰恰相反，从董卓对《石包谶》和“百六阳九”之说的迷信来看，他对掌握汉室权柄的兴趣，主要在“迁都改制”和“将兴至治”上。
通俗地说，“百六阳九”是改朝换代的好时机。但是，除了改朝换代之外，在这种命定的灾祸年代，还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解救王朝，那就是“再受命”。比如，汉哀帝时，就曾经改元为太初，易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背景就是“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
再次一等，就是迁都了。早在西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汉武帝茂陵的白鹤馆着火，大儒翼奉就上书请求汉元帝因天变而迁都，“所谓与天下更始者”，和“再受命”的逻辑一样，意味着汉王朝自此进入新时代。翼奉的逻辑是，天道周而复始，到头了再绕回去，就可以延长至无穷无尽，现在汉家的天命未绝，陛下能主动绕回起点，就可以让汉王朝永世不绝，不是大好事吗？
这套理论，对于现代人来说是无稽之谈，在汉代却是高精尖科技，时人认为天道与王朝之间有着确定的对应关系。董卓当然不可能超出他的时代，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甚至可以说，他比汉末时的主流知识分子更加迷信。
问题是，对于董卓来说，要解决汉王朝的天命危机，就必须更张改制。这既是现实政治的需要，也是信仰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有可行性，所以，他思量已久。
汉元帝议迁都时的年号是“初元”，汉献帝在董卓把持之下，议迁都时的年号则是“初平”，都有“初”，也就是初始的意味。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初十，大赦天下，应该就是改元之赦。
这恰恰说明了，董卓提议迁都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早有计划，事先考虑过汉元帝的先例。而汉元帝又是东汉光武帝所认的宗法之父，恰好对应西汉之“终”，东汉之“始”，迁都绕回长安，则为东汉之“终”，新的汉朝之“始”。
更重要的是，翼奉在上书中提到，汉元帝“虽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希望皇帝能够以周成王为榜样，迁都洛邑，建立万世的基业。而董卓在迁都之后，就晋位太师，希望能够称“尚父”，问蔡邕意见，蔡邕回复，“昔武王受命，太公为师，辅佐周室，以伐无道，是以天下尊之，称为尚父”。想要比拟姜太公还是需要平定关东，还都之后才合适，董卓于是不再提。
太师之职，西汉平帝时曾由孔光担任，光武中兴后已废除，而董卓的改制，则明显是依照翼奉给汉元帝的规划一步步执行，希望在他的辅佐下，重现周武王之至治，并延续汉室的国祚，比肩周朝。从根上说，他真的笃信可以逆天改命。
也就是说，抛开其残暴的手段，仅就其目的而言，董卓把持皇帝，控制百官，都有符合当时政治秩序的合理性。虽然有僭越之举，但董卓的内心深处，从未想过取汉室而代之，反而试图通过迁都、改革为汉室续命。
被篡改的历史：我们为何读不懂汉末三国？
汉末动乱，朝廷播迁，档案、文书多有流失。之后，曹操又把持建安朝廷二十余年，继任的曹丕则干脆以魏代汉，汉末历史任由曹魏王朝书写。
曹操家族的历史，以及曹操本人早期的“创业神话”，是一个充斥着谎言与粉饰的故事集合。如果对照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的详略，以及上表中对袁绍罪状的揭露，就能发现，曹操本传的记载详略，与他本人定调的官方叙事非常接近，大概率是执行某种修饰目的的官样文章。
对于董卓政治背景、政治智慧，乃至于正面功绩，史书讳言甚至抹除的理由在于，董卓上台后，拔擢党人，清洗桓灵遗毒，使得汉末群雄和地方官吏，大多是党人社交圈中的人物。其中一部分家族经历汉魏禅代、魏晋易代之后，仍然牢牢掌握着朝堂和士林的话语权，作为当年董卓控制的关西朝廷的对立面，这些家族的起家功业，几乎都和反叛有关。如果不将董卓的个人行为与汉室剥离，就意味着魏晋士林的佼佼者们，尽是不忠不义之徒。
故此，这个阶段的历史叙事，不仅曹魏皇室要改，上品高门也要改，社会精英达成了共识，对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含糊其词、移花接木，甚至一删了之。
汉末乱世，不仅有毫无底线、两面三刀的投机者左右逢源，更有自诩忠于汉室、顺应天命的士大夫在扰乱朝纲。他们的忠奸贤愚，全都隐藏在史书的字缝里。本书所要表达的，不是对某个人物的翻案，而是揭露这种权力制造的信息差，在冠冕堂皇的叙事下，打捞被掩埋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