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漫（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谭媛媛（郑州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编者按：陈垣校长担任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达45年，他研究了一辈子中国史，深爱了91年自己的祖国，结果自身也活成了中国史里面动人的篇章。
既是“国宝”，当走出北师大，其智慧之光为全体国民共享。陈垣图书馆（江门市蓬江区图书馆）整理陈垣校长各类资料，委托梅明顾问作公益发布，以方便学术研究，推动教育进步。）
（摘要）20世纪前期是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的过渡阶段，加之殷墟甲骨、汉晋木简、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等新材料的发掘使用，旧学与西学相互涤荡，以及时代的变迁，学术研究亦呈现新趋势、新转折和新面貌。
陈垣积极回应时代需求，总结旧学、结合西学，批判创新，与社会思潮相互成就，其间他创立史源学，开创宗教史研究，进一步推进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和校勘学研究的科学化、系统化和条理化，为近代古文献学发展提供了科学范式，并以严谨缜密的考证和类例方法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古文献学学科基础。
（关键词）20世纪初；陈垣；古文献学成就；时代意义
辅仁大学
陈垣先生（1880-1971）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史学家，他的教育成就和史学成就备受世人称道。前贤对此进行了多方面探讨，主要呈现出以下研究特色：
一是陈垣作为一代史学宗师，总结其在史源学、目录学、校勘学、宗教史等各方面的成就。代表性成果如吴怀祺的《陈垣先生在历史文献学上的贡献》、许殿才的《陈垣在近代史学领域的开拓》等，讨论了陈垣在中国近现代文献学、史学建设等方面的贡献。
二是陈垣史学思想的内涵、民族史学特点。代表性成果如周少川先生的《陈垣的民族史观》，系统论述了陈垣学术研究中的民族情感及其民族史研究特点； 牛润珍的《民国史学与宋学——以陈垣先生为例》以陈垣学术思想中清学与宋学的阶段性转变为角度，重新梳理了陈垣著史思想的转折。
三是陈垣学术长编、相关史料汇编成果，如陈垣门生弟子及后人编写陈垣年谱、将陈垣生前来往书信和杂文等进行整理，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系统和丰赡的史料支撑。
2011年以来，以牛润珍的《刘乃和先生与“陈学”的创建及发展》、周少川的《与时共奋：陈垣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贡献与影响》为代表，推进了“时代命题与陈垣先生学术贡献”的研究思考。
综上，关于陈垣把握时代脉搏和需求，以批判创新的精神积极进行学术的创新性发展等方向还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本文拟以其在古文献学领域的成就为切人点进行探讨。
一、陈垣生平
陈垣，广东新会人，字援庵，别号援庵居士，又名援国，出身于药商家庭。幼时随父亲至广州，入私塾接受《大学》《中庸》《孟子》等儒家十三经的教育。
1897年，即18岁那年，人京参加“光绪帝三旬万寿恩科”乡试，未中，之后舍八股以经世致用。
1905年，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推动下，与潘达微、高剑父等几位友人创办《时事画报》。
1911年又兼任《震旦日报》编辑，撰写时论文章，以此为反帝反清的武器。
1912年任北洋政府众议院议员，1921年任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
1922年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此后历任京师图书馆馆长、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研究院”院士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兼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职，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陈垣学术中严谨求实的精神与他早年学医、教医和从医的经历有必然的关系。受世业中药的家庭影响，1907年陈垣考入美国教会创办的博济医学院，学西医。
次年，因博济医学院歧视中国师生，愤而与友人创办光华医学堂，转入光华读书，并任该校理事，同时在《医学卫生报》等刊物发表文章，普及医学史和医药卫生知识。
光华医学堂毕业后，留校任教，讲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等课。这些经历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严谨的科学基础。
陈垣早年希望撰写一部中国的基督教史，从而与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的创办人英敛之(1867-1926)有了往来。
1926年英敛之辞世，临终前将辅仁社交托于陈垣。
1927年辅仁社更名辅仁大学，陈垣任校长，直至1952年。在陈垣的管理下，辅仁大学发展成京师著名学府。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成为沦陷区，一些高校相继转移，辅仁大学在沦陷区孑然屹立，陈垣也仍旧坚守在大学讲坛，讲述顾炎武《日知录》、全祖望《鲒埼亭集》，以浓郁的民族情结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1945年6月与选修《史源学实习》的同学
陈垣是一位大教育家，素养丰赡，终生教书育人，桃李天下，培养了如刘乃和、柴德赓、牟润孙、启功、周祖谟、史念海、蔡尚思、史树青、来新夏等诸多著名学者。
他与门生弟子进行学术间的交流，让学生直接参与校注整理等工作，创建了年代学、史源学、避讳学等新学科，为古文献学学科的建立和迅速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陈垣担任辅仁大学校长时，亲自选文、编写、核校，编纂《大一国文读本》一书。
陈垣在谕子书信中提到对国文学习的要求：“能执笔达心所欲言，用虚字不误。”即令行文富有文学表意的气势，同时又要兼顾语言的真实严谨性。
陈智超在《〈大一国文读本〉导言》中说：“他所选的课文，都是既有高超的写作技巧，又有丰富思想内容的散文，是中国文化经典的一部分。学生通过教师讲授、自己朗读、背诵，沉浸其中，对他一生的积极影响是巨大的，而青年是祖国的未来。”
《大一国文读本》编排以选文的方式展现了陈垣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所思考的“教给谁”“为何教”和“如何教”的教育教学思想和原则。
陈垣谕子说:“无友不可以成学。”在与友人的交往中，他认识到各自的长短，彼此取长补短，互相切磋。
陈垣和陈寅恪、胡适私谊很好。
1930年，陈寅恪写成《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后送陈垣阅正，陈垣指出首段误检年表，存有讹误，之后陈寅恪仔细检阅，发现确实如此，并作出及时改正。
陈垣的3部著作《元西域人华化考》（1923年）、《敦煌劫余录》（1925年）、《明季滇黔佛教考》（1940年）均由陈寅恪作序。
陈寅恪说：“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征以来，未之有也。”
据陈垣后人陈智超回忆，1940年陈垣撰成《明季滇黔佛教考》后写信对长子陈乐素说：“此书舍陈公外，无合适作序之人也。”
陈智超说：“祖父写书请什么人写序言最合适，都是考虑再三的。他有三部著作都是请寅恪先生写序，就是说给祖父的书写序最多的是寅恪先生，而寅恪先生给别人写序写得最多的也是陈垣先生。”
1923年，胡适在北大《国学季刊》发表《发刊宣言》，提出“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
同年，陈垣在《国学季刊》上相继发表《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摩尼教残经》《元西域人华化考》，以实际行动在学术研究中开辟新领域，实践新方法。
此后陈垣、胡适两人的交往逐渐密切，以书信为主探讨学问。
《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所收胡适来信36通，其交往之频繁由此可见一斑。
胡适谈元秘史
胡适说：“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1933年尹炎武致陈垣信函谓：“邂逅季刚、逖先，偶谈及当世史学钜子，近百年来横绝一世者，实为足下一人，闻者无异辞。”
同年，法国学者伯希和来到中国，与陈垣建立了直接的学术往来。伯希和对陈垣的道德学问极为推崇，在离开中国前对胡适等前来送行的人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
伯希和将自己所著《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等寄赠给陈垣，以示尊重和信赖。
此外，陈垣与傅斯年、岑仲勉、桑原骘藏、富士川等诸多学者之间的学术往来，以及陈垣与其门生弟子之间的学术交流谱写了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华丽篇章，展示了其作为教育家、学问家、为人师、为人友的磊落风采。
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评价说：“陈垣氏为现在中国史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也。中国虽有如柯劭忞之老大家，及许多之史学者，然能如陈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殆未之见也。”
学者陈高华评价说：“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陈垣先生是20世纪我国宗教史研究的奠基人。他在这方面的论著，迄今仍是这门学科研究者必读的著作，具有指导意义。”
白寿彝说：“援庵先生的史学，以历史考据方面最有成就”，“援庵先生的考据工作，是从学习钱大昕入手，但他的成就远远超过钱大昕和乾嘉年间的考据家”。
许冠三评价陈垣的文体自成一格：“论朴实，极类顾炎武；论简赅，直逼王国维；论明白通晓，可敌胡适之。”
1951年11月，毛主席在怀仁堂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作为“国宝”的陈垣先生堪称一代史学宗师，在学术研究方面作出了大量奠基性、总结性、创新性的成绩，极大地推动了近代古文献学、史学学科的发展。
二、陈垣的古文献学成就
白寿彝认为陈垣“以数十年的工作成绩，为中国史学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建立了一定的基础”，“对历史文献学的建基工作，包含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等几个方面”。
从“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 的理解出发，兹将陈垣在史源学、宗教学、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等领域的突出成就与时代意义结合，梳理阐释如下。
（一）史源学成就
陈垣说：“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
指出在文献阅读与研究中，要实事求是，敢于质疑。陈垣继承了历代史家重视史源考证的精神，进一步开创史源学研究，成为20世纪初古文献学研究的一大创新，为古文献学研究开创了可以系统遵循的法式。
陈垣重视史料的来源和考证，然而“空言不能举例，讲授不便，贵乎实习”？，由此专门在高校开设“史源学实习”课程，以史学名著作为选定教材，主要选择了顾炎武《日知录》、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对这些著作抄录、句读、考释，让学生考辨这些著作引用史实所易出现的错误，从而树立不盲信、不崇古的态度。
在学生进行古文献考释之前，陈垣往往自己先写一篇示范文章，对相关史料进行考证，“指出前人史学著作的疏谬及造成疏谬的原因，用实例告诉学生在掌握和运用史料中应使用的方法及注意的问题”。
由于史源学需要追本溯源、综合运用版本、目录、校勘等方法进行系统考证，学生在了解到前人著述的疏谬及其原因的同时，逐步培养了古文献学辨伪的精神，提升了鉴别史料、应用史料的本领，在史料搜集、甄别、编次等方面得到了系统训练，树立起独立思考和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
史源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由陈垣开创，是其在古文献学领域研究和实践教学之基础上的系统总结，其目的是要指引治学者全面把握第一手材料，求真务实，消除空疏学风，为学术研究培养人才。
（二）宗教史成就
陈垣是中国宗教史研究的开拓者。许冠三认为：“援庵生平著作确是始终以宗教史为主，实无可置疑。”
陈寅恪在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所作的序中说：“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
黎志添在2003年出版的新著自序中称：“五四以来，能够长期及有系统地进行宗教史研究的中国学者中，以陈垣的成就和贡献最大。”
陈智超说：“陈垣研究宗教史，是把宗教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社会现象，着重研究它的流传以及与政治、文化、经济的关系，而不研究他的教义。”
宗教在我国有长久的历史，宗教典籍和研究宗教的著作也有很多，但是把宗教纳入历史研究的范围并系统整理宗教的历史活动，则自陈垣始。
陈垣认为：“中国佛教史籍恒与列朝史事有关，不参稽而旁考之，则每有窒碍难通之史迹。”
1941年，他撰成《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收佛教典籍35种，将六朝以来的佛教史籍以成书年代为序，对书名、作者、卷数、版本、内容体例、史料价值等进行了分析。
陈垣以宗教为题材进行宗教史的研究，涉及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多种，且利用了大量笔记文集、地方志、碑文等史料，极大丰富了宗教史研究的内容，撰写出《元也里可温教考》《基督教史目录》《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元西域人华化考》《元基督教徒之华学》《回回教入中国史略》《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多部论著。
其中，《元西域人华化考》是“他个人自认最满意的杰作，同时也是新史学摸索前进中罕见的佳构”。
在宗教史研究上，陈垣明确其著述目的，例如在《元也里可温教考》一书中提到：“此书之目的，在专以汉文史料，证明元代基督教之情形。”
他的宗教研究论著大多以“入华”“华化”为题，探讨中外文化的交通，阐发外来宗教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表明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立场，为中国史学的民族化、世界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陈垣对宗教史的研究，始终保持客观、存疑的态度，这种态度与他重考据的学风分割不开。
陈垣认为教外典籍“可补教史之不足”，“可正教史之偶误”，“可与教史相参证”，“可见疑忌者之心理”， 指出教外的典籍文献可用来与教内文献互相校对、相互参证，订正讹误、补充史实；对于各种宗教，陈垣始终秉持平等和尊重的原则，反对各宗教之间相互抵牾，反对传统儒家对外来宗教的偏见。
陈垣宗教史研究扩大史料的运用范围，改变传统宗教史的研究方法和态度，对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学术研究具有开创之功，其民族化的宗教史观更是学术研究和社会现实的紧密结合，经世致用意义尤为显著。
（三）目录学成就
陈垣以目录学为治史的门径，早年精研《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张之洞《书目答问》中“列举很多书名，下面注着这书有多少卷，是谁所作，什么刻本好。我一看，觉得这是个门路，就渐渐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看”。
陈垣对目录学的继承发展集中体现在他对《四库全书》、佛教典籍和敦煌文献的目录编制上。
他根据赵怀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对文津阁《四库全书》进行核查，初步校出有书无目、有目无书、书名不符、卷数不合等状况，并全面认识了《四库全书》征书、编撰、篡改、销毁等情况，撰写《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四库全书考异》《四库全书纂修始末》《四库书名录四库撰人录》等5部著作，在实践中推进了目录学的完善和发展。
1930年陈垣将北平图书馆所藏8000余轴残卷敦煌写本进行整理，“分部别居，稽核同异，编为目录” ，名为《敦煌劫余录》，凡14卷。
他结合中国传统目录学，“略仿赵明诚《金石录》前十卷体式，每轴著其原号、起止、纸数、行数及内容”，并结合近代西方索引的编纂方法和体例，按佛经种类编次。
胡适、陈寅恪对此书评价颇高，“诚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也”；“其考订之详，检查之便利，已远在巴黎、伦敦诸目之上” ，认为此书是敦煌学者研究不可缺少的工具书，其考订之详、检阅之便，为海内外敦煌目录学中最佳。
陈垣的目录学研究能够与考证、校勘、辨伪以及史学、地理学等不同的方法和学科紧密结合，综合考察。
他在《余嘉锡论学杂著序》中说，研究目录学“并不仅仅限于鉴别版本，校雠文字，而是由提要上溯目录学的源流，旁及校勘学的方法，并且能研究、探讨学术发展的过程，熟悉历代官制、地理、史学”。
这给目录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他还主张将传统目录学的编制方法与近代索引编制方法相结合，在《中国史料整理的方法》中，提出对古文献编制索引、篇目以及专题资料汇编等编制方法和要求，成为今天索引编制工作的指导原则。
（四）年代学成就
陈垣通过编制换算历表，丰富发展了年代学。
19世纪以来，随着中西交通史、边疆史、伊斯兰教史的研究，伊斯兰历与西历被广泛传入我国。史学研究中，中历、伊斯兰历、西历的年代换算和统一问题日益突出。
陈垣在撰写《元也里可温教考》的时候，参考洪均《元史译文证补》，因该书多用西历或伊斯兰历纪事，使他开始注意中外纪年的问题，编制3历换算的历表。
陈垣以顾栋高、刘羲叟等人的年代学著作为参考，考订2000年来中历的朔闰，撰成《二十史朔闰表》（1926年），如此中历每月的初一与西历或伊斯兰历相对应的日期即可按表查明；又根据西历4年1闰的特点，以西历为基准，将考订的中历的朔闰和伊斯兰历的月首填入，撰成《中西回史日历》20卷，使3历中的任何一天均可按列表查出相应的日期。
陈垣对年代学的开创性工作，为史学考证提供科学支撑。
中西历法计算方法不同，二者一年间少者相差10余日，多者相差50余日。伊斯兰历不置闰月，因此过三十二三年就与中西历差一年，积100年即与中西历差3年。
陈垣始把伊斯兰历与中西历的换算体例固定下来，使这3种历法的换算极为简便，为中外史料的运用与相互比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陈庆年盛赞：“展读一过，曾叹为史界未有之作。”
胡适说：“此书在史学上的用处，凡做过精密的考证的人皆能明了”，“给世界治史学的人作一种极有用的工具”。
陈垣先生继承前贤关于历史年代的考证成果，结合近代西方天文历算知识，考订史实和年代，编制历表，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便捷。
《中西回史日历》重印说
（五）史讳学成就
避讳是我国古代社会特有的现象，在典籍中有突出的反映。不同朝代所讳不同，避讳方法不同，导致典籍书写情况变得复杂，甚至前代典籍被篡改的情况也层出不穷，使不得其法的人难窥原貌。
对此，陈垣认为：“流弊足以淆乱古书，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凝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识者便焉。盖讳字各朝不同，不啻为时代之标志，前乎此或后乎此，均不能有是。”
读史不懂避讳，是很困难的，但若相反的具有这方面的素养，不但对古籍中的人名、地名、官名等可推其源，还可以利用避讳进行文献辨伪和史料考证。
陈垣研究前人著作和有关避讳的记载，举例归纳，探求规律，撰成《史讳举例》(1928年)、《通鉴胡注表微·避讳篇》（1945年）等书。
陈垣说：“避讳为民国以前吾国特有之体制，故史书上之记载，有待于以避讳解释者甚众，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之史也，吾昔撰《史讳举例》问世，职为是焉。”
其撰述目的在于总结避讳史，揭示历朝避讳的路径。
《史讳举例》共8卷、6万余言，所论“以史为主，体裁略仿俞氏《古书疑义举例》”，全书内容编排为：“第一避讳所用之方法；第二避讳之种类；第三避讳改事实；第四因避讳而生之讹异；第五避讳学应注意之事项；第六不讲避讳学之贻误；第七避讳学之利用；第八历朝讳例。”
《史讳举例》对我国避讳知识作了系统总结，为人们在读书治学的道路上提供了指引，“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也”。
陈垣在广泛搜集和整理古文献的基础上，首次将历史上的避讳问题作了详尽、切实和系统的分析与总结，提出避讳学方法论，使避讳学研究规律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史讳学成为史学研究中一门必不可少的工具之学，《史讳举例》被称为“校读古书、研究古史的必备参考读物”。
胡适专门为此书撰写评论:“陈先生此书，一面是结避讳制度的总账，一面又是把避讳学做成史学的新工具。它的重要贡献，是我十分了解的，十分钦佩的。”
（六）校勘学成就
陈垣重视并精于校勘，他认为：“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
他校勘的目的也不局限于几部著作的成果，而是要找出从个体到一般，从具体类例分析到普遍归纳的校勘理论和方法。
陈垣在校勘《元典章》时，用5种本子同沈刻本《元典章》对勘，发现沈刻本讹误、衍脱、颠倒、妄改之处多达1.2万余条，他从中挑选出十分之一具有代表性的内容，分为50类，加以解释说明，指出错误的原因和依据，撰成《元典章校补释例》6卷（1934年），后改名为《校勘学释例》。
陈垣总结了校勘古籍的通例与系统的校勘方法，提出“校勘四法”，即对校、本校、他校、理校。
他指出：“对校法，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
又言：“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吴缜之《新唐书纠谬》、汪辉祖之《元史本证》，即用此法。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
又言：“他校法者，以他法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
在说明理校法时，陈垣指出：“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
对校是校版本，本校校异同，他校校真伪，理校定是非，在具体的工作中综合灵活运用。
许冠三评论此四法：“既是总结前贤心血结晶的承先之作，也是旁通西方近代文献鉴定学的启后之作。”
此后这四法被学界公认为校勘古籍应当遵循的科学原则。
陈垣还将校勘方法与历史考证密切结合。以校勘实践为基础，用近代科学方法，将传统校勘的诸多方法、原则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层面作了深入、系统的说明，从而为校勘学的建立与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并为后来学者从事校勘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其所总结出的校勘原则至今仍然奉为圭臬。
胡适为《校勘学释例》作序曰：“陈援庵先生校《元典章》的工作，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作，也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
陈垣治史善于用民族和世界的眼光，不囿于己见，充分发掘利用各种材料的学术价值，考据精密。
其治学，善于将学问与社会密切结合，关注社会转型和思想转变，调整治学方法。
因此他总结建立的史源学、年代学、史讳学等学科以及总结的校勘四法等，在古文献学研究方面极具开创意义和时代价值，并将古文献学引人了新的发展阶段；他还以严谨缜密的考证和类例方法，坚实了历史研究的基础，其“竭泽而渔”的治学特点也给后来治学者提供了启示，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等史学研究领域开辟了新路径。
三、时代意义
学术思想与社会发展联系紧密，学术思潮是学者和社会变革、社会需求之间发生的碰撞。
中国史学在20世纪初处于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阶段，期间有进化史观的引进、唯物史观的学习和运用，以及理性精神的张扬。
先是严复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原理，对封建传统较为稳定的史学观念以及治乱循环的理念无疑是极大的挑战，后有梁启超举起史界革命的大旗，发表《新史学》，呼吁“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以西方进化论为指导，掀起新史学思潮。
加之日本和欧美的著名学者浮田和民、鲁滨孙、巴克尔等人的代表作翻译出版引入国内，国外学者来华、留学生归国，学术界充斥着中外不同的思想理念，一大批走在时代前沿的学者试图借用西方史学研究经验改造中国旧思想、旧学术。
而此时陈垣“土法为本，洋法为鉴”的治学特色和实践成就体现出其在历史转折时期对于传统学术的思考以及在崇洋浪潮中的守正出新。
（一）“土法为本，洋法为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殷墟甲骨、汉晋木简、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等大批材料陆续面世，这是过去任何时代不能相比的。
王国维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出土文献和新档案的整理利用，成为当时学术界的标志性事件；由此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史学理论，如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崇尚赫胥黎的“拿证据来”和杜威的“实验主义”；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用“历史演进的方法”考订史实的真伪。
对此新情况，陈垣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的。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
陈垣驳斥那些过度夸大赞扬西方文化思想的民族虚无主义论者，主张建立本土化、民族化的史学，在推动传统史学的近代化进程中切实地投入了实际行动。
首先，陈垣批判继承了传统史家的校勘、避讳、考证等方法，自觉遵循传统考据学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的治学原则，尤其推崇赵翼、钱大昕、顾炎武、王鸣盛等人。
对清人取得的避讳学成就，他说：“清朝史学家如顾氏《日知录》、钱氏《养新录》、赵氏《陔余丛考》、王氏《十七史商榷》、王氏《金石萃编》等，对于避讳，亦皆有特别著录之条。钱氏《廿二史考异》中，以避讳解释疑难者尤多，徒因散在诸书，未能为有系统之董理。”
陈垣对这些学者的治学方法不是一味推崇，而是客观严谨的批判，他从史源学角度指出“错误以《札记》为最多，《鲒埼》次之,《日知》最少。”
陈垣以中国传统史学为基点，对传入中国的西方学术及理念有选择地取用，结合近代西方科学方法，在目录、校勘、避讳等方面纠改传统学术的弊病，使之趋于科学化、系统化、条理化，创立史源学，为系统整理古籍史料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古文献学学科基础。
其次，陈垣最早认识到了敦煌文书、明清档案文献的重要价值，直接参与敦煌文书的整理工作，为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著录编目，对国内余存敦煌文献收集整理，撰成《敦煌劫余录》，拉开了国内敦煌学研究的序幕。
陈垣设法将内阁大库和军机处明清档案文献接收、收购，人馆保存，提出“整理档案八法”，即结合了西方科学的索引编目思想，为指导此后的实践提供了重要遵循，居功甚伟。
陈垣在《中国史料整理的方法》引言中提及整理史料的原因时，强调说：“我们现在因为交通便利东西文化接触的结果，把范围扩大到全世界去；这么一来，我们若是不想法子先把中国的史料整理起来，就不免要兴庄子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之叹了。”
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典籍资料，若不整理，只能束之高阁，若能以系统、有效的方法整理出来，那将对读书治学提供了极好的便利。
陈垣搜集发掘传统文献中的方志、碑刻、佛道经藏等其他学者未曾注意的材料作为文献资料，扩展史料的采择范围，竭泽而渔。
他还继承发扬清代优良的学术传统，“有第一手材料，决不用第二手材料”；为保证史料的学术价值，进一步开创了探求史料来源，辨别史料优劣的史源学，所取得的成绩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最后，陈垣以传统考据学为基础，借鉴西方史学研究方法。陈垣在决心将“新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的同时，并没有妨碍他以西学为鉴。
牟润孙在《从〈通鉴胡注表微〉论援庵先师的史学》一文中明确指出：“陈先生极注意研究史学的方法，他能读日文书，通过日本人的翻译，他读了西洋人的史学方法论。”
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揭示陈垣的治学特色和学术路径，道出一是以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二是具有科学的研究方法。
陈垣开辟宗教史研究，以“古教四考”为代表，致力于外教人华的历史探讨，在伯希和、王国维之后，撰成《摩尼教入中国考》，“亦可能是源于伯文的启发”。
陈寅恪在重刻《元西域人华化考》序文中肯定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
对西学的有机借鉴，并使中西学术有机融合，成为陈垣留给后世的成功治学经验。
（二）“提倡有意义之史学”
陈垣推崇乾嘉朴学，注重考据，九一八事变后，更加重视史学的经世功用，推崇顾炎武、全祖望，彰显出其显著的民族史学风格。
他说：“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
陈垣于抗战期间编著6书，自言：“所有《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
陈垣以著述为途径，痛批社会现状，激励人们的抗争意志，并在高校课堂讲述历史上的忠臣义士，彰显民族气节和爱国志气。
在陈垣所著书中，刘乃和认为，《通鉴胡注表微》为其师“著作里最有代表性的一部”，是“呕心沥血之作”。
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史学家开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研究，陈垣的史学思想也于此时发生转变。
他积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参与历史学科建设和历史重大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深人认识到学术与政治的联系及历史研究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主旨。
陈垣逝后，邵循正先生对其评价曰：“稽古到高年，终随革命崇今用；校雠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
这不仅总结了陈垣一生的学术研究，而且揭示了其与时俱进、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与坚持。
四、结语
陈垣为中国古文献学开辟新领域的底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民族史学的热爱，二是对西方近代科学精神的汲取。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陈垣以丰厚的传统学术为奠基，善于总结并使之系统化、条理化结合对新史料的搜集、考证和利用，发凡起例，在史源学、史讳学、敦煌学、四库学、宗教史、明清史等方面均作出了创新性的贡献，为古文献学发展提供了科学范式，并以严谨缜密的考证和类例方法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古文献学学科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