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友涵和作品《会唱歌的邓丽君小姐》。
余友涵作品《熵》。
余友涵 1943年出生于上海，并于上海生活和工作直至2023年离世。1973年毕业于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余友涵被认为是中国当代重要和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他的绘画实践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是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先驱。余友涵融汇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理解和西方艺术的表达方式，通过对各种视觉手法的持续探索，他的绘画保持着普遍意义，影响并感染了一代年轻艺术家。
近日，“友涵与余友涵——余友涵的早期经验与晚期风格”展览在深圳美术馆开展，此次展览由深圳美术馆主办，应空间当代艺术中心协办，策展人与艺术史学者刘鼎和卢迎华共同策划。展览全面呈现上海艺术家余友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涵盖了100多件作品和丰富的文献资料。这是余友涵先生离世后的首个大型回顾展，展览通过余友涵的早期实践与其晚期创作之间的对话，展现出其内在变化的思想肌理，并使艺术家的个人生涯与中国当代艺术自身发展及其背后的思想流变形成互文关系。此次展览也是深圳艺术周重要的展览项目之一，展览持续至7月10日。
在展览现场，南都记者专访此次展览的策划人、应空间当代艺术中心创始人赵剑英，就其如何在深圳推出重要艺术家展览及如何更好地营造深圳艺术氛围展开交谈。
以松弛气质不断追问，触及到时代思想中复杂主题
南都：从一个艺术管理者与艺术鉴赏者的角度，你如何看艺术家余友涵的艺术实践？
赵剑英：在我们这一代热爱、追寻并愿意为艺术持续做些事情的青年人眼中，余先生绝对是中国绘画史中的一代宗师，“画家中的画家”，他的绘画实践以极为松弛的格调与气质，不断追问和求索的思想活力，触及到了绘画中、时代思想中最为复杂而深刻的主题和观念。我们应空间当代艺术中心一直致力于支持艺术史书写和艺术个案研究的工作，当余友涵先生走了，让后来的研究者更有真实感地重新理解他、重新评价他在艺术史中的作用，成为我们应空间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一直认为，对一个好的艺术家而言，不断地重新研究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南都：你觉得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脉络中，该如何去理解余友涵作品的独特性与价值？
赵剑英：纵观余友涵先生一生的艺术实践，始终悬浮于两种现代性困境的夹缝之间：其一是全球化浪潮下文化主体性溃散的危机，其二是革命的世纪终结之后社会精神图谱的失语状态——这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在上世纪末之所以诞生的思想前提。余先生在中国当代艺术进程中，之所以成为领军人物，在于他以自己不局限为具象和抽象的艺术探索，示范了对这些问题的解法。西方现代主义或者中国传统艺术，都成为他绘画的思想对象和来源，但同时，他对这些对象既有充分的“理解”，也有深邃的“克服”。正因为如此，他的艺术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区域局限，成为值得一再回访和重思的艺术史个案。余友涵先生曾言，“来到西方是为了告别西方”，这种辩证的世界观，为困顿于文化失重状态的后继者，提供了一种心气与志向——不在地缘政治的棋盘上选择立场，而是在存在论的维度重构艺术的伦理。
南都：这次展览选择艺术家的“早期经验”与“晚期风格”两个时段的重要作品展出，是出于什么考量？
赵剑英：从我们委任的个案研究开始，最终发展成为展览。在个案研究中，艺术史学者和策展人刘鼎和卢迎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长时空”、全景式的视野，深入分析了余友涵的创作历程与内在展开逻辑，为不同阶段作品变化的基本轮廓和不同侧面提供了自己的解读。
他们将余友涵的早期经验和晚期风格之间的内在关系，处理为“互为前史”的互文性重构——以余友涵在新潮美术时期所在的特殊位置，作为其一生思想变迁的枢纽。在代际互动和国际交往的过程中，余友涵逐步将他“以西方现代艺术技艺来回应中国传统哲学命题”的重心，转向纯粹的绘画实验乃至具有深刻社会批判潜力的表达。由此，为他后期创作里“以圆作为容器”以容纳文化的多元命题思想和实践，提供了语言和经验来源，这一进展，与“从文化怀旧到现代民族国家的重新想象”的历史格局变换之间亦存在着隐性的重叠关系。在此意义上，晚期风格不仅是一种萨义德所描述的晚期创作特殊倾向，更是创作者抵抗时代之变与生命异化的诗学实践。正如刘鼎和卢迎华在文末所说，“余友涵的实践告诉我们：对自我创造进行探索可以一直进行到底。”
静物画出现书籍《熵》，探索他和“文化热”联系
南都：你觉得艺术家余友涵的个人生涯与中国当代艺术自身发展及其背后的思想流变，是如何形成互文关系的？
赵剑英：中国当代艺术实践本质上是“跨体系性”的，它既包含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渗透，又承载本土经验的地方性转化，更涉及个体在历史断裂中的创造性回应，是多重历史脉络、地缘关系与知识体系交织的结果。某种意义上，余友涵先生是40后知识分子的很好思想样本——从特殊历史时期之后的个人觉醒到参与新潮美术运动的激荡，从对后印象派的研习到对波普艺术的转译，余友涵的创作不仅映射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复杂脉络，更揭示了艺术家如何在个体经验与集体历史之间寻找对话的可能；他在历史褶皱中开辟出属于自己道路的实践历程，既是对中国艺术史认知框架的挑战，也为当下提供了反思上世纪80年代代际之间互动关系与历史书写的珍贵样本。在展览中，策展人刘鼎和卢迎华发现了很多细微的思想线索，比如从一张静物画中出现的书籍《熵》，来探索他和“文化热”的联系；策展人还提出余友涵创作中未曾明确言说的与超现实主义的关联。这些个人的、隐秘的思想变化，背后都有中国当代艺术变革之下的思想流变作为前提。
南都：如果给观众推荐三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你会选择哪三件？其中的因由是什么？
赵剑英：我首先愿意推荐“圆”系列作品，这个系列的画面通过密实的笔触和色彩对比，营造出漩涡般的流动感，既呼应东方哲学的“阴阳”辩证，又融合西方构成主义的理性结构，这个系列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几乎件件精彩；然后，我愿意推荐余友涵先生唯一的装置作品，《会唱歌的邓丽君小姐》，这件作品是他在80年代参加“凹凸展”的参展作品，展览现场的这张照片是我们同事一个像素、一个像素地把一张模糊的照片修复出来的；此外，我还想推荐一件名为《对峙》的作品，虽然这件并非余友涵典型的代表作，但画面是余友涵之子余宇和父亲合作完成，造型的对峙中隐含着幽默的现实对应与情感，非常有趣和有爱的作品。
深圳从无到有的造城历史，恰好和中国当代艺术同脉同频
南都：是什么原因促使你2022年选择在深圳开设第二家应空间当代艺术中心的？
赵剑英：从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来讲，我们这一代的机构都很受益于黄专等当初来深圳工作的学者老师们，因为他们当时的一些工作，还有他们所开启的一些视野，某种意义上塑造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认识方式和形状。同时，深圳从无到有的造城历史，恰好和中国当代艺术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从无到有的历史遥相呼应，同脉同频，这其实也是一种理解中国当代艺术很重要的文化基础。这两个进程的动力，关乎我们的价值观和信念——我们也决心把我们的经验、资源、最好的艺术带到深圳来。所以，虽然我们12年前创立于北京，但我们其实对深圳从来不感觉陌生，而是非常亲切的，可以说，“来了就是深圳的机构”，我们很快在这里交到了非常志同道合的朋友，也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支持、帮助和鼓励。同时，深圳有一种朝气蓬勃的城市活力。我居住在这里，和朋友们交流中感觉到深圳对更加多元的艺术场景需求很高。
南都：你如何看深圳的艺术生态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
赵剑英：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超级实验室，一个全新的、没有历史的城市，通过史诗般高歌猛进的40年，走向了经济的繁荣，但曾经“文化沙漠”的污名，却是深圳需要直面的一项历史债务。但“粤港澳大湾区”的新战略，赋予了深圳新的地缘文化枢纽的想象，深圳在粤-港-澳的三元格局里，某种意义上承担了“中国大陆”的文化代表性，这是这座城市在文化上重新发明和定义自己的机会，这也是我们这类文化机构的使命和挑战。艺术机构数量的增加，正是深圳在全国格局里政治经济位置发生变化的一个反应，这也表示，城市历史叙事和想象空间发生了变化。
同时，当一个城市在通过制造业资本完成原始积累后，必然会产生出文化上的自觉与责任感。我在深圳有一些相识多年、相伴成长的同龄好友，他们大多数拥有全球性的视野，而且他们都非常热爱新知，不仅关注经济学和投资，也会读最艰深的哲学理论、会听艺术史讲座。我们也会一起相约看展览、徒步、登山、划赛艇，这种积极的、青春向上的，甚至保留着大学印记的风气，在深圳几乎是群体性的。有些朋友的学习，也感染到他们的孩子对文化艺术产生了很深的兴趣和研究。
在深圳当代艺术场景里，研究性和文献性展览稀缺
南都：作为一个艺术空间的管理者与主理人，你觉得该如何与城市文化产生更深层的互动？
赵剑英：应空间持续在深圳做了一些艺术史研究的展览和讲座，比如我和许知远策划的“何多苓：游戏之必要”；还有“陈丹青、马可鲁、冯良鸿三人研究展”等等，也包括艺术周期间我们和深圳美术馆的“友涵与余友涵”“原道：徐累艺术展”。我们希望把我们长期累积的研究成果带到深圳，一方面是我们观察到，在深圳当代艺术场景里，研究性和文献性展览实在很稀缺，这对观众的整体认知而言不是好事，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空间，我们也希望和公立的美术馆、图书馆、研究单位产生更多互动；另一方面，也针对这个城市“没有历史的历史性”——城市的历史短暂，但从中国四面八方来到此地的人都有着不同的历史和记忆，我们研究的视域，是以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作为对象的。比如我们在深圳的第二个展览“风来满眼春”，这个化用了1992年社论的标题，展出的艺术家都来自深圳，周力、梁铨、严善錞、王川，这是深圳抽象艺术的几位重要艺术家，我们也借此把深圳的抽象艺术家放在和中国其他地域的比较和互动中进行观察，我们之前分别做了北京抽象和上海抽象的两个研究展。另外，在深圳还有一些很意外的互动，并不是我们主动寻求的，比如中国科学院深圳分院的外籍院士团等等，主动找到我们看展并组织座谈交流。
南都：这次展览也是2025深圳艺术周的重要展览活动之一，你如何看深圳艺术周在当下深圳所起的作用？
赵剑英：较北京、上海的艺术区的聚集度而言，深圳的文化机构地图总是点状的、分散的，不过这也提供了通过遍访各个机构来探索整个城市的可能性。可以说，深圳艺术周比任何城市的艺术周，都更能借由艺术周而走遍整个城市。每个机构的机会也在于此——在深圳还可以通过用功，让自身成为城市文化记忆的一部分。我认为深圳艺术周，是最有潜力联动起一座城市艺文内容的一个活动，这对于我们参与深圳艺术周的一员而言，必须百分之百努力、贡献最佳的展览，奉献给市民观众和远道而来的客人。
采写/摄影：南都记者 谢湘南 部分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