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一生，是理想主义与生存困境交织的悲剧……
他出生于东晋显赫的官宦世家，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功臣，外祖父孟嘉是名士风流，家族的光环却未给他铺就坦途。
29岁初入仕途担任州祭酒，仅一年便因“不堪吏职”辞官，此后二十年五进五出官场，每一次都因厌恶权力倾轧而逃离。
最著名的彭泽县令经历，仅85天便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之名挂印而去。但这一“气节美谈”背后，是陶渊明对现实的无奈妥协。
他晚年坦言，辞官的直接导火索虽是督邮视察的屈辱，但更深层的原因是“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官场的虚伪与他的本性水火不容。
然而，这种反复的归隐并非全然洒脱。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写道：“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辞官后的他不得不直面生存压力，最终陷入“乞食”的绝境。
陶渊明笔下的田园生活充满诗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但现实却是一地鸡毛。
他归隐后在南野开荒种豆，却因缺乏农耕经验，田地“草盛豆苗稀”，收成连糊口都成问题。
更致命的是，陶渊明嗜酒如命，常将微薄积蓄换酒，醉卧田间。
他在《五柳先生传》中自嘲：“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甚至向邻里赊账买醉，导致家中粮食储备几近于无。
晚年的陶渊明，衣衫褴褛，步履蹒跚。
他在《乞食》诗中记录了一次乞讨经历：“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诗中描绘的场景令人心酸：一个曾经傲骨铮铮的诗人，颤抖着敲开陌生人的门，低声下气讨要一碗饭食。
而这样的日子并非偶然，他曾多次长途跋涉乞讨，甚至因体力不支昏倒在路边。
陶渊明一生娶妻三人，育有五子一女，但子女的“不成器”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在《责子》诗中痛心疾首：“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长子阿舒16岁仍“懒惰故无匹”，次子阿宣15岁“不爱文术”，三子阿雍、四子阿端13岁“不识六与七”，幼子阿通9岁“但觅梨与栗”。
家庭悲剧的根源，与陶渊明的性格密不可分。
他因终日酗酒，醉后常对子女疏于管教。一次醉酒后，他甚至将家中仅存的粮食换酒，导致全家挨饿。子女们目睹父亲的颓废，逐渐丧失进取心，甚至模仿他的懒散。陶渊明晚年悔恨道：“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却已无力回天。
公元427年冬，63岁的陶渊明蜷缩在浔阳郊外的破屋中，屋内寒风呼啸，灶台冰冷无烟。
他最后一次提笔写下《自祭文》：“自余为人，逢运之贫……勤靡余劳，心有常闲。”字迹颤抖，墨迹未干，便因饥寒交迫咽下最后一口气。
讽刺的是，临终前江州刺史檀道济曾送来粮食与官职邀请，却被陶渊明断然拒绝：“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他至死未向现实低头，却也因这份倔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陶渊明是个悲剧没错，但我们现在也是站在上帝视角看，其实这是个人选择与时代困境的双重结果。
他厌恶门阀政治的腐败，却又无法摆脱“耕植不足自给”的经济困局；他追求精神自由，却因缺乏谋生能力陷入生存绝境。
但正是这种撕裂，让他的诗歌迸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
他的《桃花源记》描绘了一个“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理想世界，成为后世文人对抗现实的精神乌托邦；苏轼读其诗作后感慨：“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将其奉为“魏晋风骨”的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