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月25日到28日，连续四天时间，公安部、最高检、司法部、最高法，相继动员部署规范涉企执法司法专项行动，其中都重点提到要整治违规异地涉企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同时强调专项行动要刀刃向内、动真碰硬。
如此高规格、步调一致的联合专项行动，可见中央对此项工作的高度重视与雷霆决心。
在3月25日全国公安机关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动员部署会上，公安部部长王小洪提出了“严教育、严制度、严监督、严查纠”工作框架，要求采取更具针对性、更有实效性的措施。
纵观此前涉企执法领域，主要存在三大方面突出问题：趋利性执法与“远洋捕捞”、刑事手段滥用干预民事纠纷、地方警力违规参与非警务活动等。这些问题不仅侵蚀法治化营商环境，更动摇市场主体信心，亟需系统性纠偏。
一、趋利性执法：罚没创收链条下的权力异化
趋利性执法是涉企执法失范的核心病灶。根据公安部通报，2023年浙江检察机关披露的典型案例显示，某省民警为谋私利跨省拘禁企业家并索要“赔偿金”，最终以滥用职权罪获刑。此类案例暴露出深层次制度漏洞：现行《罚没财物管理办法》规定罚没收入归属地方财政，导致执法权与经济利益深度绑定。部分公安机关将罚没指标纳入绩效考核，屡屡出现“远洋捕捞”“钓鱼执法”“超额冻结”等乱象。
其中比较知名的案例有：山东东明某化工企业24亿资金遭多地违规冻结，严重干扰企业正常经营。湖南永雄集团被某省警方组织多地警力“一锅端”，导致这家全国最大的金融债务处置公司一夜间关门倒闭，相关案件却成为了“挂案”，久拖不判。
这种“执法产业化”的倾向，本质上是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向执法权的传导。王小洪部长强调的“严查纠”机制，正是要斩断“办案-创收”的利益链条，但改革最终还是需要触及财政分配体系。对此，北京大学王锡锌教授建议，短期应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中期要建立中央专项账户监管罚没资金，长期则需要推动罚没收入中央统筹。唯有切断执法与地方财政的共生关系，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公正执法。
二、刑事手段滥用：公权力越界干预市场秩序
以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纠纷，是涉企执法领域另一痼疾。2024年最高检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显示，某地公安机关以“合同诈骗”名义介入企业债务纠纷，迫使当事人接受不合理调解。此类行为严重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导致出现“办理一起案件、垮掉一家企业、吓跑一批企业”的恶性链条。
从制度层面来看，《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异地执法需“双主体协作”，但实践中“单方面跨省抓人”“超额查封”屡禁不止。天津范某祥案中，民警利用取保候审程序胁迫当事人签订赔偿协议，将价值450万元的房产非法转移，凸显程序监督失效。涉企执法的全链条治理中，需强化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权，落实《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强制措施必要性审查，防止“刑事手段民事化”的司法僭越。
三、警力滥用：地方发展冲动与法治约束的失衡
地方违规动用警力参与征地拆迁等经济活动，也是违规涉企涉民执法的一个方面。山东济宁、广西贺州等多起强拆案件中，地方政府组织特警强拆民房，法院虽判决确认违法，但“案结事未了”的困局仍在延续。公安部早在2011年便明确禁止公安介入拆迁，但“迷彩服+警盾”的强拆组合仍在部分地区上演，反映出“维稳思维”对法治原则的挤压。
这种权力越界的根源，在于地方发展冲动与法治约束的失衡。2025年的专项监督要求公安机关“不得参与非警务活动”，但仍需配套制度性体制性改革。唯有将“警察职权法定原则”纳入地方政绩考核，才能破解一些地方“发展优先，法治靠边”的治理惯性。
涉企执法乱象的本质，是公共权力部门化、地方化、利益化的集中显现。王小洪部长强调的“可执行、可检查、可追溯”监督体系，正是以执法权的属性回归为内核——执法者不应该是市场秩序的“分利者”，而应当是法治底线的“守护者”。
当前开展的涉企执法司法专项行动，是中央“想人民之所想，急市场之所急”而部署的一次有着重大意义的专项行动。抓好专项行动落地的关键，在于及时果断纠正此前的一批“冤假错案”，让广大企业家有真实的获得感，实现市场信心的迅速恢复，让“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从宣言转化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