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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旅居印度期间，正值印度政府大力推行全国统一身份识别系统——Aadhaar Card。
这要求所有在印度居留超6个月以上的人员，不分国籍均需办理Aadhaar Card，类似于我华的身份证号，只不过没有实体卡。
需要提供身份信息完成注册后采集生物识别信息，即指纹和虹膜，就可获得一串代码，代表我的印度居民身份。
尽管政府部门通过传单、海报、媒体等各种渠道铺天盖地宣传他们会如何如何保护好居民个人信息，但到了办理现场，生物识别信息采集过程中那些老旧的设备和怠宕的网络状况不禁让笔者心底存疑：我的个人信息真的安全吗？
果不其然，在领取到我的印度身份证后不久，接二连三接到各种花式贷款、保险、投资的骚扰电话，更甚者在我口头咨询印度同事周边靠谱吉他行后的半个小时内，就接了七八个推销吉他课程的骚扰电话。
然而，印度电诈犯罪的猖獗程度远不止打几个骚扰电话那么简单！
印度杀猪盘有多猖獗？
Prabodh Chander Puri是居住在哈里亚纳邦Panchkula县的一位83岁高龄的退役陆军少将。
去年10月15日，老人家像往常一样晨练、看报，过着稀松平常又安逸自在的退休生活。
家里嘶哑的电话铃声打破了这份宁静，电话的那头是一个颇具威严的声音——严厉且不容置疑，让人深感不安。
对方声称自己是中央调查局（CBI）的高级官员，其告知Puri少将，他的手机号码牵涉一起金融诈骗案的调查，为了保全其名誉，避免即刻被监禁，他必须接受线上审讯。
接下来的48小时对Puri少将来说可谓无比煎熬。
他接到了看似来自正规政府部门的视频通话，诈骗分子甚至精心编织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骗局：模拟法庭。
有演员扮演法官、警察以及强制执行人员，还伴有无线信号的嘈杂声以及看上去无懈可击的正规文件。
Puri诚惶诚恐地将合计82.27万卢比（约合人民币7万元）分多次转入对方提供的多个银行账户。
对方宽慰他，这笔钱是“可退还的保证金”，用以证明他的清白。
等到Puri意识到不对劲时，诈骗分子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精神、经济均遭受沉重打击的老人家，独自忿恨悲痛。
Puri的遭遇并非个例，在印度全国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这种新型网络诈骗的受害者。
这些骗局策划精细，俨然一场“黑暗诱捕”行动，其罗网撒向各行各业的人群：退休官员、律师、银行家、医生、教授、记者，甚至是一些技术专家，把他们的毕生积蓄榨干吃净。
其中最轰动的当属去年9月发生的Oswal案例。
S.P.Oswal是印度最大的纺织企业集团Vardhman Group的董事长。
犯罪分子通过视频电话模拟了一场完整的最高法院庭审，演员们公然冒充时任首席大法官D.Y.Chandrachud以及其他高级调查人员，声称Oswal的Aadhaar Card涉及一桩重大洗钱丑闻的调查。
接下来的一连数日，Oswal遭受了残酷的“数字拘禁”——禁止与其他人交流，而在此期间，诈骗分子不断变本加厉地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
最终，Oswal将7000万卢比转入了他以为的政府托管账户中。
时至今日，印度当局相关调查机构才开始逐渐摸清这种新型电子诈骗的危害程度。
印度网络犯罪协调中心（I4C）首席执行官Rajesh Kumar透露，仅去年前四个月，印度公民便因“数字拘禁”型诈骗合集损失12亿卢比。
而涵盖从数字拘禁、色情勒索、验证码诈骗到投资诈骗等各类网络犯罪所造成的损失，更是高达177.6亿卢比。
这些诈骗的幕后策划者隶属于组织严密的跨国犯罪集团，主要盘踞在东南亚地区，包括柬埔寨、老挝、泰国和缅甸等地，使得调查工作困难重重。
印度的电诈犯罪活动已猖獗到莫迪总理本人都在10月27日的Mann ki Baat电台节目中提醒全国民众加以警惕。
“任何政府机构绝不会通过电话或视频通话的方式与你们联系并进行此类调查。”
电信诈骗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不少网友可能会跟笔者有同样的疑惑，所谓“数字拘禁”究竟是倚仗什么样的威慑力能让受害者这么言听计从？
究其根源还是来源于印度普通民众对权力的恐惧。
印度司法、行政程序效率低下，一旦牵涉其中，无休止的配合调查、名誉受损、生活节奏被打乱，不论调查结果如何，程序本身即是惩罚。
这一现状早已在印度民众间形成了闻风色变的回音室效应，这些数字骗局便巧妙利用了印度民众这种广泛深切的恐惧心理。
在营造诈骗场景之前，犯罪分子通常会有大量的数字窥探行为，在网络诈骗领域被称作“背调”阶段。
诈骗分子利用AadhaarCode或者目标猎物社交媒体上的帖子来为个人准备一份心理及社会层面的档案。
之后所有的精心策划，往往始于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来电显示通常是隐藏号码，或是显示来自德里或孟买这些大城市。
为躲避追查，犯罪分子会从不同的移动网络运营商哪里获取多张SIM卡，同时利用SIM盒技术绕过官方国际网关，借助VoIP系统转接国际电话，使得看上去就像是印度本地号码一样。
打电话的人会自称来自快递公司或政府机构，刚开始语气平和，一旦与接听者建立起融洽关系，立即话锋一转，抛出令人惊愕的指控——涉嫌洗钱、贩毒甚至人口贩卖，总之都是些足以令人立即生出恐惧心理的严重罪行。
他们先是通过展示对目标猎物的家庭情况、近期活动或金融资产等各方面的了解来确立自己的权威性，利用这一点来套取更多的个人信息，然后再着手实施诈骗，甚至是敲诈。
等到受害者被告知他们的Aadhaar编码或PAN号码与犯罪有所牵连时，他们早已自乱阵脚。
大多数受害者会被告知他们正处于“数字拘禁”状态，声称为了保护家人免受骚扰，在“调查”结束前，他们必须处于被监视状态。
这是一个毫无法律依据的编造出来的执法手段，在这个过程中，隔离是关键所在，诈骗分子禁止受害者与家人或朋友联系，以此来强化对受害者心理上的控制。
一旦完成初次接触并抛出具体指控罪名后，诈骗行为便会在接下来的几日里不断升级。受害者会被要求接通场景布置可谓细节满分的视频通话。
诈骗分子会冒充如中央调查局（CBI）、执行局（ED）、麻醉品管制局（NCB）等中央调查机构的工作人员，甚至冒充最高法院的相关人员。
他们利用“Social Engineering”工具，制作高仿真的AI换脸伪造视频，营造出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逼真假象。
将受害者牢牢套住之后，诈骗分子便使出了终极杀招——榨取钱财。
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打着“向政府缴纳可退换的保证金，以使案件朝着对受害者有利的方向解决”的幌子来行骗。
随着受害者表现出愿意配合的态度，索要的金额可能还会逐步增加。
例如，斋普尔的前总督察在假法庭的要求下，21天时间里陆续缴纳了价值2160万卢比的保证金，到后来才意识到自己遭遇了诈骗。
而在另一些案例中，受害者甚至会被指使去贷款或是变卖资产。
对于受害者而言，现实与欺骗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这样的诈骗手段造成的伤害已远远超出单纯的经济范畴，更是关乎情感、心理，直抵人性深处。”许多受害者表示，“数字拘禁”的经历如同被催眠了一般。
然而，诺伊达地区加利福尼亚催眠研究所的专家Bhavya Aggarwal却认为，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催眠术，更是一场心理上的博弈棋局。
起初接到陌生人电话时，对方利用语气、共情以及刻意营造出的熟悉感来引受害者上钩，接着，他们会表明自己所来自的权威机构——可能是快递公司，或是孟买海关，还会装模作样地对你是否清白表示关切。
到了下一个阶段，权威性开始登场，一位散发着上位者气场的“高级官员”现身了，他们伪造的身份凭证极具说服力，让受害者觉得服从才是唯一的出路。
就这样，彼此间逐渐建立起了一种虚伪的信任，受害者的潜意识会将权威与诚实混为一谈，以致他们甚至不愿意和最亲密的家人分享这一经历。
随着诈骗分子不断加大施压的力度，受害者的大脑便进入了Aggarwal称为“超逻辑范式”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恐惧胜过了一切理性思考，控制情绪的中枢，也就是大脑的杏仁核会因恐惧和信息过载而被填满，进而干扰、控制了负责理性思考的前额叶皮层。
这其实是通过操纵手段，而非依靠什么神秘的力量，仅仅是利用信任，激活受害者的求生本能，从而将受害者诱入陷阱中。
德里心灵空间咨询中心的心理学家Upasana Chaddha Vij教授表示，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从本能上就倾向于信任权威，并且害怕自身声誉受损。
诈骗分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先是对目标猎物阿谀奉承，营造出一种友好的氛围，然后再利用对方保护家人的心理需求来实施诈骗。
斋浦尔的心理学家Amitta Shringi强调，社会污名化是上层人士一个关键的极易被利用的弱点，它会迫使受害者进入战斗、逃跑或僵持三种状态的选择中——大多数人会陷入僵持状态，选择服从对方的要求以“结束麻烦”。
正是这种精神上的混乱被诈骗分子巧妙地捕捉到并加以利用，哪怕是极敏锐的头脑，也会因此陷入困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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