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在书里写道：“写作是我的母语，电影算是外语。”如果说常年的写作习惯帮他养成了对语言的敏感性，那电影对亚历来说仍然是个有待探索的新领域。也就是在来到中国的前一年春天，亚历才突然萌生了对电影的兴趣。随后不久，他申请到罗马一所学院的短期项目，试着自己动手拍摄纪录片。那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在罗马有一条热门的旅游街道，街上有座历史建筑曾经是家电影院。自从 1999 年电影院倒闭后，地产开发商一直想要拿下这块地，拆掉老建筑，改建成吸引游客的高级公寓和美术馆。可是这个计划却遭到了附近的居民和青年学生们的反对。在这个地价水涨船高的旅游街区，学生们下课后没有便宜的文化场所可去。他们于是自发筹集了款项，将那座历史建筑改成了一个文化中心，里面有图书馆、自习室、小剧场，当然，还有电影放映厅。意大利的几位著名的导演，像是索伦蒂诺、托纳多雷，还有拍过《末代皇帝》的贝托鲁奇听说了这件事，纷纷赶到这里参加电影放映会，声援年轻人们这个有点天真的梦想。最终，地产商放弃了这个项目，学生们用电影守卫了一块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领地。
亚历在罗马学纪录片时认识了这群保卫电影院的年轻人。刚开始，他本以为自己不会被接纳。亚历在罗马读的学校学费昂贵，学生大都家境优渥，和保卫电影院的那帮同龄人来自两个世界。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亚历出手阔绰的同学们撑起了这个街区昂贵的开销，也让地产商对老电影院蠢蠢欲动。保卫电影院的本质是在用丰富的文化活动对抗资本的单一逻辑，而亚历穿在身上的校服恰恰代表了相反的立场，这让他感到有些尴尬。
可是当亚历第一次在露天电影节的现场走近这群人，询问是否可以帮他们摆摆椅子时，他立刻得到了热情的接纳。他发现老电影院的保卫者们有种务实的精神：他们虽然在对抗豪横的地产商，却也愿意接受银行的赞助来帮他们办好电影节。亚历是谁，来自哪个学校，这些都并不重要，只要他愿意帮忙，就会被看作自己人，就是这么简单。那年的整个夏天，亚历没再像他的同学那样，把时间耗费在酒吧和约会上，而是每晚在放映会上打杂，在电影散场后留下来收拾场地。这段经历让亚历密集地接触了许多将电影视为梦想的同龄人，可以说是他学习电影的启蒙阶段。亚历的这个故事令我印象深刻，倒不只是因为年轻人们的理想主义。我更喜欢他被保卫电影院的人们接纳的那个时刻。隔阂常常是建构出来的，而融入需要具体的行动。我们常常在想象中放大了“我们”与“他们”的不同，直到真的伸出手去，才发现彼此蛮可以成为朋友。亚历此后在中国的经历也反复验证着这一点。
来到中国一年以后，亚历在一所补习学校里找了份意大利语教师的工作，在这里遇到了形形色色的老外。他们对于生活在中国的态度各有不同。亚历和两位意大利同事有时会想念老家的食物，这时候，他们就会去吃楼下的兰州拉面，点一个馕当作餐前面包，渐渐地发现拉面和盖饭也很适口。而他的另一位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同事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比萨原教旨主义者”。他在一家店里吃到了榴莲口味的比萨，甚至忍不住对店员发了火。亚历听说了这件事，感到很尴尬。他在书里写道：“生活在别处，不熟悉的一切是每一天的挑战。我们选择抗拒和怨恨，还是包容和好奇，会决定我们的生活体验。我要努力做后者；如果发现做不到，就回家。无论在何处，当老外都要做到一点：想在一个地方留着，就好好留着。”
选择“好好留着”，也就意味着放弃“你是你，我是我”的固执。而当一个人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他很可能会发现，人与人之间除了想象出来的隔阂，其实并没有隔着什么。在中国待到第三个年头，亚历已经养成了不少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他用豆瓣而不是烂番茄看影评，吃烧烤的时候会起身给全桌人倒好啤酒，讲英文会脱口而出一些用中文逻辑组织的词组，比如把过街天桥叫作“sky bridge”，而不是“pedestrian overpass”。他甚至开始担心在空调底下坐久了会积攒“寒气”，跑去尝试了刮痧、拔罐和艾灸，回到宿舍里，艾草的香气两天不散。既然在中国生活，那就尽量试着像中国人一样生活，亚历就是这样，渐渐成了他身边的外国人圈子里“最中国的老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