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贺子珍病逝，上海组织部门计划将她的骨灰安葬在龙华烈士陵园，并且特别强调葬礼一切从简。然而当贺家得知这一安排后，经过一番商讨，贺家人态度坚决地拒绝了上海组织部门的安排。
当面对前来沟通的工作人员，贺家人对他说道：
“贺子珍是中央直管干部，她这一生都和党紧密相连，这样的大事还是让中央来决策吧，我们相信中央会给出最恰当的安排。”
中央又是如何决定的？最后贺子珍的葬礼又是如何操办的？
为保护同志不顾自身安全
1928年，刚刚建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四周被敌人重兵围困，粮食短缺、物资匮乏，每一步都走得艰难无比。就在这时，同为革命者的贺子珍与毛主席结为夫妻。
此后，贺子珍不仅是毛主席生活上的伴侣，更是他得力的机要秘书。在艰难的岁月里，贺子珍一直陪伴在毛主席身边，陪他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为革命事业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1934年，贺子珍跟随毛主席踏上了长征之路。1935年4月，贺子珍跟随干部休养团在贵州地区艰难行军。地面泥泞湿滑，每走一步都要费好大的力气，战士们的衣衫都被汗水和泥水浸湿。
突然，有人惊恐地大喊：“是国民党的飞机，快隐蔽！”瞬间，整个队伍乱作一团，大家纷纷四处寻找可以藏身的地方。贺子珍正准备找掩体时，看到不远处的红军高级领导干部钟赤兵躺在担架上，暴露在空旷之处。
贺子珍来不及多想，当即朝着钟赤兵冲过去，手紧紧拽着担架。突然，有几架敌机疯狂地朝着他们扫射，贺子珍猛地转身，用自己的身体将钟赤兵严严实实地护在身下。
就在这时，贺子珍的身体随着爆炸的冲击狠狠一颤，瞬间，鲜血从她的背部、头部涌出，染红了身下的土地。她的身子一软，重重地倒在了地上，失去了意识。
经过医生仔细检查，贺子珍的情况非常糟糕，她的身上竟嵌入了17块弹片，重要的是这些弹片都深深地扎进肉里。当时的医疗条件十分简陋，再加上医疗器械有限，没有先进的麻醉设备，只能用简单的药物缓解贺子珍的疼痛。
不知过了多久，贺子珍缓缓苏醒过来，她用轻得不能再轻的声音，断断续续地问道：
“钟赤兵同志……他受伤了没有？”周围的同志看着她，心中满是感动与敬佩，纷纷安慰她钟赤兵平安无事。
紧接着，贺子珍又艰难地开口：“不要……不要把我受伤的消息告诉润之，他那么忙，别让他担心。”可纸终究包不住火，毛主席还是得知了此事。
看到病床上虚弱的贺子珍，毛主席心疼地说道：“疼不疼啊，你怎么这么傻，怎么能不顾自己的安危呢……”贺子珍用微弱的声音安慰道：“我没事，别担心……”
身体残留的残片折磨着贺子珍
1937年，贺子珍被身上深处的弹片折磨得痛苦万分，每到阴雨天，她的头部、背部就剧痛难忍，像有无数钢针在扎。于是她对毛主席说道：“润之，我想去苏联。”
毛主席听闻，劝说道：“如今局势复杂，你身体又不好，去苏联路途遥远，太危险了，有什么困难咱们一起想办法解决，留在延安，我也能照顾你。”
贺子珍接着说道：“你知道的，这两年那些弹片日日夜夜折磨着我，我实在受不了了，苏联的医疗条件好，或许他们有办法。”尽管毛主席多次劝阻，她还是坚持要去苏联。
抵达苏联后，贺子珍赶忙就医。医生一番检查后，无奈地摇头告知：“弹片已被头骨、肌肉紧紧包围，和身体长在一起，无法取出了。”
在苏联期间，贺子珍又遭遇了种种不幸。她常常独自坐在窗前，眼神空洞地望着远方，为了让她振作起来，毛主席特意将两人的女儿娇娇送到苏联。
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贺子珍的情况也不是很好，直至1947年才在王稼祥夫妇的帮助下，带着孩子回国。
新中国成立后，贺子珍找到组织提议道：“让我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吧，我想为新中国出份力。”组织考虑再三，安排她到东北财政厅任职。
初到岗位，贺子珍便一头扎进工作里。她坐在堆满文件的办公桌前，认真地审阅账目、整理资料。同事们劝她多休息，她总是微笑着婉拒：“我能行，这点痛不算什么。”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怀着复杂的心情，与贺子珍进行了一次秘密会面。多年未见，贺子珍的变化让毛主席深感痛心。会面结束后，毛主席找到了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同志。
他开口说道：“水静同志，贺子珍的身体和精神状况的确非常不好。这么多年，她吃了太多苦，经历了太多磨难，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创伤。”说着，毛主席轻轻叹了口气。
从那之后，毛主席虽然没有再与贺子珍见面，但他始终牵挂着贺子珍的身体状况。他常常向身边的人打听贺子珍的消息，得知贺子珍身体不适时，还会专门托人带去问候和关怀。
上海市委建议丧事从简，贺家不同意：她是中央直管干部
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了。消息传来，贺子珍整个人瘫倒在椅子上，接下来的日子，贺子珍仿佛丢了魂一般。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毛主席的葬礼结束后，李敏满心担忧母亲的状况，便从北京赶回上海照顾她。
1979年，贺子珍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这一年，她心中还有个期盼已久的愿望——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参观结束后，贺子珍的情绪依然低落，在北京休养了一段时间，她找到组织的同志说：“我想回上海了。”
1984年3月，贺子珍突然发起了高烧，上海市委的领导们接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并强调说：
“要不惜一切人力、物力，想尽办法抢救贺子珍同志！不管要什么医生，马上调；缺什么药，赶紧进口，必须尽最大努力！”
很快，专家们开始忙碌，进行紧急会诊，制定救治计划。尽管医护人员拼尽全力，贺子珍的病情依旧没有得到好转。贺子珍躺在病床上说道：“我走之后，葬礼一定要从简，别给组织添麻烦。还有，我死后想离润之近一点。”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的呼吸逐渐微弱，最终停止了心跳……
就在贺子珍逝世后不久，上海市委组织部的两位同志匆匆赶到李敏、贺敏学一家所住的东湖招待所，其中一位同志说道：“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这是按照相关规定和指示来办的。”
贺敏学听到这话自然是不愿意的，他说：
“我理解现在提倡丧事从简，但子珍身份特殊，她不仅是早期就投身革命的女红军，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干部。这么大的事情，还是得请示中央，这样我们也能放心。”
见贺家人在此事上的坚决后，两位同志表示会将这一情况向上级汇报。当邓小平得知贺敏学等人对贺子珍身后事安排的诉求后，很快便亲自作出指示：
中央领导人都要去送花圈，以表达对这位革命前辈的敬重与缅怀；贺子珍的骨灰要安置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给予她应有的荣誉与地位。
在整理贺子珍骨灰的过程中，突然，李敏和贺敏学看着骨灰中那几块显眼的弹片，眼眶瞬间红了，李敏边哭边说：“妈妈，您这一生太苦了……”两人就那样静静地站着，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