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站里面有一篇视频，标题是取证到网页中心犯罪证据却无法关闭学校，视频作者以自己为诱饵亲自被抓进去进行了一番调查，并在网络上进行了实名举报。
作者已经21岁了，网戒中心仍然可以凭借着家长的一面之词，不顾成年人意愿，进行强行拘捕和事实上的拘禁。
目前，实名举报者更新了后续，警方已经清退了其中的中小学生，视频已经被约谈删除。
但这并不意味着举报者是什么好人，目前已经有大量网友扒出这位up主，打着曝光网戒中心的旗号，招募志愿者却自己反过来性侵志愿者，这场闹剧无论从地方到曝光者再到网戒中心，可以说是全员恶人。
我之前就发视频跟大家聊过这一类学校，包括前两年非常著名的豫章书院在内，这些监狱有个统一的名称叫网戒学校，意思是戒网瘾，但网瘾这个说法这已经是上一个时代的遗产了。
要理解为什么在中国网戒学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得先从网瘾本身说起
然而，网瘾这个概念起源于一个医生的玩笑：
纽约客杂志1997年1月13日的报道，伊万·戈登伯格于1986年创立了精神科医生网络俱乐部。
1995年，他决定跟俱乐部成员开个玩笑，发布了一篇模仿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的帖子。为了展现该手册的复杂性和刻板性，他凭空捏造了一种名为“网络成瘾障碍”（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简称I.A.D.）的疾病，并列出了一些症状。
然而，戈登的心里咯噔了一下，几位同行竟然承认自己患有“网瘾”，并通过电子邮件向他寻求帮助。他顺势迎合这些“病友”，在网上成立了“网络成瘾支持小组”。数百名自称“网瘾患者”的人纷纷在论坛上倾诉自己的痛苦。
他通过纽约客杂志向公众解释，“‘网络成瘾障碍’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像是在形容海洛因成瘾，而海洛因是真正具有成瘾性的物质……如果把所有人可能做过头的行为都归类为‘成瘾’，那就连‘沉迷于书籍’也得算进去了。”
但网瘾这个概念还是随着中国和世界的交流，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逐渐走进了中国，电子海洛因甚至成为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广泛接受的一个全民级叙事，甚至于，时任北京军区总院网络成瘾治疗中心主任陶然编写的《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被纳入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编著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
美国医生嘲笑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制造的概念，中国学者发扬光大，居然还返销回了美国。顺便一提，这个陶然还先后出版了《西医治不好的病》、《能量生命与健康之道》、《寻觅心灵的快乐 解读中国人的情绪》，研究成果是认为，抑郁症早期发病的主要机制是由特定食物介导的超敏反应引发的全身免疫紊乱。
只能感慨一句，各个领域都不乏郭继承一样，擅长投机式地揣测中老年中国人心态的人物。
连央视当年都要拍出来一部纪录片：《战网魔》来给臭名昭著的杨永信站台，记录片中，成年人黄河，并宣告他已满18岁，已经成年，要求离开。却被告知“你是走不出去的”，不用试。
黄河试图逃离杨永信的精神病院，发现无路可走，试图击破铁窗，被央视拍下，放到片头，没有进行任何干预。
在报道《战网魔》时，央视不仅未揭露杨永信的违法行为，反而堂而皇之地将其正当化，以“网瘾治疗”为正当性背景，得意洋洋地向全社会进行报道，客观上为杨永信机构提供了舆论保护伞，导致更多家庭将孩子送入类似机构。
根据1997年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新闻记者应当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揭人隐私，不诽谤他人，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正当要求。央视的报道，在当年的媒介伦理上，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是典型的媒介失范，《战网魔》可以说是中国媒体最耻辱的一页，没有之一。
教会至少还会为异端审判而道歉，翻案，央视至今仍然对《战网魔》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闭口不谈。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审视这段历史，实际上是由于中国从乡土农业社会一步迈入现代社会，1998年到2008年奥运会，中国网民从几十万迅速激增至2.5亿，青少年首度获得脱离家长监视的空间，网吧里彻夜不归的少年，打破了"父母即天地"的传统家庭秩序。
对于半只脚还在农业社会的广大基层地区来说，跟这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比起来，哪怕家长再卖力地进行殴打，所带来的恐惧也不足以压倒现代社会文化产品的吸引力了。
面对着新的传播技术和娱乐形式，传统社会立刻发生了激烈的反抗，强烈要求保卫子女的人身依附，也就是保卫自己从全方位支配孩子的权力。为此，他们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哪怕代价是孩子的死亡，一直到今天，每年中国都会有孩子死在类似的矫正机构，但这无法组织上一代人继续把孩子继续填进绞肉机。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当年那些指责孩子有网友的家长，自己上起网来，恐怕比孩子还要凶，戒网瘾已经成为了一块招牌，实际上是提供保底的暴力管教，负责包办不爱学习、当小混混打架、甚至仅仅是谈恋爱等等家长在教育中无力处理的任何情况。甚至连成年子女都能成为受害者，这些毫无疑问已经触犯非法拘禁的相关刑事条款。
网戒中心的电击疗法，本质上是用前现代的肉体惩罚，解决后现代的技术困境。电击治网瘾就是通过残酷的肉刑恢复传统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身支配秩序。
从这个角度上说，不是中国社会产生了大量网瘾少年，而是中国社会需要网瘾少年的概念，不是网戒学校找到的家长，而是家长需要网戒学校，传统权威网络面前失效了，他们就不惜选择用最暴力的方式来重建疼痛下的服从。
就像福柯在《精神病学的权力》当中指出的，异常和病症在当代是高度政治化的，科学论证实际上只是一种仪式，权力通过定义疾病来证明自身的控制权。定义什么是异常，并对其进行控制和纠正，本身就是权力的外显。
这也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美国有大量教会或宗教背景的“戒瘾营”，往往以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为背景，声称能够帮助青少年戒除网瘾、毒瘾或其他“罪恶”行为。部分机构采取极端惩罚手段，如体罚、剥夺食物、长时间禁闭等，以迫使青少年顺从。
对于不信基督教的家庭，还有替代方案，所谓的Troubled Teen Industry，本质上和我国境内的戒网瘾学校一样，是私人运营的行为矫正机构，号称帮助有问题的青少年改掉不良习惯，如吸毒、网瘾、不服管教等。
卫报2003年的报道，美国的家长甚至会因为女儿交了男朋友自己不喜欢，就把孩子送进美国版的网戒中心。
2007 年，美国政府问责局发表了一项研究，证实了自 1990 年以来 TTI 设施中数千起虐待和死亡报告。
美国社会已经在推动立法管制，比如在加州、俄勒冈州蒙大拿等州，以犹他州为例，2021年通过了SB-127法案，规定所有青少年住院治疗中心不得采用“残忍、严重、异常或不必要”的惩罚手段（如暴力搜身、长期隔离、过度体罚等）。但这些规定往往只覆盖特定的行为或治疗手段。许多设施依然在部分地区合法运作，这些美版网戒中心，仍然和中国一样，是美国社会热议的话题。
这一部分要归结于美国的体制问题，根据美国的联邦体制，青少年行为干预和医疗、教育等领域的监管主要属于州权范围。而另一方面，美国是资本主义大国，有着长期的自由主义传统，对政府管理过敏，“禁止”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对家长选择权的过度干预。对于枪支暴力都拿不出一个好的管控方案的美国，青少年虐待问题还得往后稍稍。
但中国是个单一制社会主义国家，政策推行的制度成本并不大，也没有庞大的资本集团来进行游说干政，理论上来说，并不存在解决这类问题的制度障碍，那么为什么网戒中心还能长期存在，填补私人监狱的空白？
原因在于，制止网戒中心，制度成本虽然不大，但社会成本却很高。
我们还是以一样以《战网魔》为例，纪录片中的黄河已满18岁，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自主决定离开，即便机构声称“治疗需要”，若未经黄河本人同意且无司法授权，限制其人身自由即涉嫌违法。即使家长签署协议，成年人自身的意愿仍应优先于监护人决定，事实上，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在法律上是没有监护人的，监护人是一个不适用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概念。
但杨永信的机构卡了一个bug，这里是名义上的医疗机构，家长与机构之间的委托关系可以模糊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哪怕孩子是成年人，在我们的社会上，父母依旧被视为对其有完全控制权。
尽管《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禁止体罚、虐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但基层社会的习惯法完全压倒了成文法，家长不论怎么管教孩子，只要别闹大，都没任何问题。
这就是今天网戒中心依旧在中国的基层社会广泛存在的社会基础。我现在在湖南，从长沙骑车出去几十公里，就能看到下面的乡镇的墙面上涂着各种机构以“特训学校”“国学书院”“军事夏令营”等名义打的广告，实际上做的就是网戒中心的业务。
大家都不是外宾，现阶段，我国对于网戒中心的处理基本处于被动应对、运动执法的状态，冒头一个处理一个，哪个学校死人了，或者闹出了恶性舆论事件就刑事处理一批负责人，没出事就基本处于灰色运行状态，继续容忍触及刑法底线的的强制拘禁大规模发生。
这涉及到长期以来清官不断家务事的传统。也就是说在家庭层面上，内部成员之间，特别是父母对子女很大程度上是自治的，国家不愿意深度插手家庭内部事务，特别是不愿意强行剥夺一部分家长的监护权。地方监管部门深知此类机构游走于违法边缘，但考虑到介入成本，不愿意介入管辖。家庭外部是法治的，内部是混沌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我国对于家庭内部事务反而比欧美还要倾向于自由主义。
实际的效果就是，中国社会的国家亲权非常弱，很少去剥夺家长的监护权，大量矫正机构被默许填补了空白，青少年的教育责任被家长外包给民间机构。
更不要提部分组织通过深耕政商关系，还能官方背书，原南昌市长李豆罗，是豫章书院的首任山长以及名誉校长，而创始人吴军豹对外则只是执行山长。李豆罗与豫章书院的实质关系未见详细报道，但有了这层关系，豫章书院在江西省内吃得开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2014年2月23日，著名的豫章书院甚至获得了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检察院未成年人观护帮教基地的挂牌，并成为江西省首家未成年人观护帮教基地。
最后事情被年轻人们的努力曝光，又加重了地方官僚的治理成本，反过来要向当事人施压，删掉视频，在对抗网戒中心上，出现我们视频开头的那一幕是非常常见的。
现在豫章书院在各大搜索引擎都经过了显著的筛选，显然是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个问题太尖锐了，应当得到处理。
至于处理的方式，又显然是责令搜索引擎进行信息筛选，假装问题不存在，比下狠心严打网戒中心，搞社会化抚养，用公共服务替代灰色市场，终结隐秘暴力要容易得多。
我要复读睡前消息39期关于豫章书院的结论：
社会化抚养要花钱，要花很多的钱，但是就连虐待子女的父母也知道把子女送回豫章书院集体虐待效率高，国家出面建更多的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表面上花钱，实际上解放了更多的全职劳动力，这些劳动力给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给政府交更多的税，这钱是有办法解决的。就算眼前亏一点，十几年后也可以少建很多监狱，算起来还是赚钱。
有关部门不应该再假装看不见了，必须随时准备大胆地剥夺一部分孩子的监护权，推广临时监护制度，甚至永久剥夺一批父母的监护权，对高风险家庭的儿童实施保护性托管。
就在我写这篇稿子的3月25日的报道，14岁孩子进入湖南株洲启航教育辅导学校10天后突然身亡，身上多处伤痕，疑生前遭人殴打虐待，“脑袋、耳朵、身上全是伤”，参与围殴的5名教官已被刑拘。
我在视频里说，只要离了长沙不远就能看到网戒学校的广告，还有人不信，觉得法制社会哪有那么多集中营，现在就在离我几十公里的地方又害死了人命，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
章北海的自然选择
Après moi, le délu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