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1952年-），出生于上海，博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复旦大学，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现任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发表于广州《开放时代》1998年3，4月号。
1997年春，我应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邀请，赴台湾学术界访问。4月11日晚，中研院钱永祥诸君带我去台大附近的紫庐茶叙。正逢紫薇盛开，月光疏影，暗香袭人，恰是一年中紫庐最好时候。朋友告诉我，紫庐得名即缘此。原主周德伟，生前60年代被台大解聘，曾在这里发愤翻译哈耶克《到奴役之路》；邀我来此的几位朋友，十几年前都是殷海光的学生，初始研读哈耶克，也是在这里。
紫藤庐
当年白色恐怖，这所盛开紫薇的小院子几乎成为台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聚集地。能在这样的地方交流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以茶助兴，言谈投缘，当然是再好没有。分手时，我想知道紫庐中是否还留有周先生遗迹，朋友领我至茶园正厅指示墙上挂有一幅周先生生前遗墨：
岂有文章觉天下
忍将功业误苍生
我像被什么东西骤然击中，内心震动，一时无语。几个月后我回到海峡此岸为彼岸读者写篇序言，但是心里明白，此时所言，几乎都是在那天一时无语之际就已经产生了。
200年前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如伏尔泰，如狄德罗，如果能看到那幅字，他们会怎么想？至少，以善写忏悔而闻名的卢梭一定会有不少感慨。他也许会后悔1762年《社会契约论》中的这样一段名言：
如果我们撇开社会公约中一切非本质的东西，我们就会发现社会公约可以简化为如下的词句：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的力量及其全部的力量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只是一瞬间，这一结合行为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者的个人；组成共同体的成员数目就等于大会中所有票数，而共同体就以这同一个行为获得了它的统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就称它为国家；当它主动时，就称它为主权者；当它和它的同类相比较时，则称它为政权。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
30年后，罗伯斯庇尔执导的雅各宾专政进入法国大革命高潮。整个雅各宾专政的社会政治设计，从最善良角度讲，就是将卢梭此段名言落到实处，将思想从纸面落为实践。故而我在本书中称罗伯斯庇尔为地上行走的卢梭，而卢梭，则是预设在启蒙运动里一个纸面上的罗伯斯庇尔。法国大革命之后，这股左翼浪漫思潮继续蔓延，从法兰西到德意志，从俄罗斯到大清国，直至“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历史上没有一个文人型思想家如卢梭能有如此悍力，一支笔搅动欧洲与世界，直到1989年尘埃落定。我们事后看法国大革命开始于1789年，至东欧巨变1989年，不多不少200年，这200年的左翼世界思潮，组成一个历史单位，最有概括性的命名，大概只能称之为“卢梭思潮之200年”？所谓“文章觉天下，功业误苍生”，卢梭与罗伯斯庇尔两人，真是走到了头，也做到了头。
周德伟亲撰对联
1903年，卢梭政治著作第一次被中国留日学生翻译进中国。此后将近100年，除了梁启超、严复、张奚若等人个别地抵制过这一思潮，卢梭思想在中国政治学、历史学领域里始终被正面评价，并溢出学界，变形为主流意识形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100年所有的外来思想中，没有一种思想如卢梭《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公意论”（general will）留下了那样深远的影响，以卢梭滥觞的法兰西政治文化，已经融进了中华民族的政治血液、政治性格，百年不衰，代有其言。绵延至本世纪最后20年，当大陆新一代知识分子欲向“解放”的路上迅跑，首先拿起的“解放”利器，竟还是这一羁绊自己的思想绳索。
就我自己而言，如果说有什么意识觉醒，似应回溯到“文革”时期。这些年流传海外控诉“文革”的书籍、回忆录、材料或书信，大多囿于一家、一己，甚或某一权力阶层的上下反复，缺乏历史纵深和社会视野，时间上跨不过1949年以后的正统观念，空间上跨不过所属阶层的内部恩怨。
换句话说，无论是过去的歌颂，还是今日的控诉，不少人仅在一个平面上推磨，基本上是从一个相反的极端跳过来，重演“文革”当局得势时强迫人们接受的“就是好，就是好”那一著名歌曲，只是易之以“就是坏，就是坏”。那样的思维方式，只说明这个民族尽管经历有那样一次空前劫难，其历史意识却没有换来多少值得称道的长进。
我读那样的回忆录，似曾相识，有点像读波旁复辟时期中产阶级的回忆录，却很少有后一类作品能让人眼睛一亮的时候：经大起大落之后的大彻大悟。我们的“文革”回忆录，其中有正当控诉，理应同情；有真实史料，值得珍惜；但也不必讳言，其间弥漫着许多真真假假的仿中产阶级趣味，亦可一笑置之。
我想说，法国革命已经允许各种研究观点并存，而在大陆，我们虽然拥有这样一座信息量并不低人多少的历史宝库——足以滋养两个年鉴史流派还不止，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真正称得上是客观研究的“文革”史还没有出现，更遑论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独立观点。
这样一座凝结着民族血泪的历史宝库，如同一堆历史垃圾，只能在上面抹鼻涕，却不能认真进入研究，实在是思想学术界一大憾事，足以让外人耻笑。我还想说，历史上至少有两个“文革”，现在被挤压在一起，难以撕开。前一个“文革”，是人们目前正在控诉的“文革”，当然是黑暗加血腥，怎么否定都不过分。但在这个“文革”的下面，还有另一个地下“文革”，曾在黑暗血腥之下游窜思想的火星，类似鲁迅所言“地火在奔突”，或可称“反文革的文革”？认真一点的做法，似应在这同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将后“文革”与前一个“文革”小心区别，谨慎分析？
周德伟先生48岁时在紫藤庐留影
所谓第二个“文革”，或“反文革的文革”，是从当年大民主、大辩论、大字报这些畸形的政治环境中，催发出知识分子尤其是大、中学生的政治思考，尽管这些思考难以彻底挣脱当时的思想牢笼，却有一种最为难得的思想气质在其中艰难生长，即怀疑精神。这种怀疑，一开始是指向本地政治权威，逐渐发展到怀疑中央“文革”，乃至最后犹犹豫豫，怀疑至最高当局。
怀疑精神起初是被“文革”当局唤醒，甚至一度为其所利用，后来则越出其轨道，向着反“文革”方向发展，终于引起“文革”当局的惊呼：“怀疑一切”是“极左思潮”，需坚决打倒，彻底镇压！随之而来的，果然是残酷批斗与迫害，其严酷与持久程度，远远超过“文革”初期对所谓“走资派”、“反动学术”的冲击，直至“文革”当局被推翻的1976年，上海还有人被押上刑场枪决。
整个“文革”过程，尤其是到了中后期，这样两种“文革”内容的冲突，或隐蔽或公开，绵延不绝。前一种官方“文革”尽可能扑灭后一种民间反“文革”的“文革”，后者则不绝如缕，屡扑屡起。当年被扣上异端帽子者，多为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其思想命运具有双重悲剧性：官方“文革”猖獗时，他们是被镇压的异端，官方“文革”被推翻以后，思想史上的这一页仍然被意识形态单一话语遮蔽。这样一部内部充满对立紧张的“文革”史，是在今日能发表回忆录者之狭隘视野外发生的，其思想内涵更非今日正统派史家所能想象。
我在80年代中期曾经提出，至今还是认为，“文革”史是一部充满悖论的历史。就思想层面而言，官方“文革”原本充满中世纪的反智气味，谁也没有料到，就在这样反智主义的氛围中，竟然激发起一种与之反对的启蒙精神。如何拨开意识形态话语的不断遮蔽，提示这样一种反智与启蒙相反相成的历史悖论，应该是治当代思想史者最有兴味的课题。当然，谁也没有理由忽视这一页历史的局限。
当时走上后一条道路的人，在思想资源方面难以与英美思潮接触，多囿于德、法、俄浪漫激进范围，这就留下日后一段更为艰难的思想路程等待他们长途跋涉——在保存精神锐气的前提下，如何自我反思，自我突破？这一代人必须咬断与其精神母体的脐带，他们才能重新出发，此其一。
其二，当时走上这条路者在人数上并不多，即使走上这条路也是行百里者半九十，能在反思后再走一程者，限于种种客观条件，更是寥寥无几。不过，以后80年代的思想史证明，尽管只残留下星星点点，却正是最后剩下的这一些人，参与点起了新思想的薪火。
我于1970年离开上海，孤身一人，赴中原河南兰考一个贫苦乡村插队落户。当时仅初中毕业17岁，之所以不顾父母反对，去那样一个地方吃野菜啃窝窝头，原因之一，是因为那里有一个集体户吸引我，他们是由上海9个重点中学的高中生自愿组成，在那里开辟了一种边劳动边读书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故而我特别能体会上述卢梭所描绘的那种社会集合方式。
我就是在那个环境里第一次读到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的汉译本，并生出对法国大革命史的浓烈兴趣。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彻底打破了我对“文革”当局的犹豫与幻想，集体户的共产主义气氛也随之解体。此前已经发生的那种怀疑精神，与此时产生的对那个虚幻“公意”的切肤之痛，两者交织在一起，大概只有小说《牛虻》中亚瑟发现被教父欺骗时的心境方能比拟。
马迪厄《法国革命史》，译者杨人楩，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我当时的想法是，真要有效思考，只读毛泽东晚年那些号召青年人造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俄罗斯19世纪车、别、杜那些人的文学型社会评论，已经远远不够。必须从头开始，去读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其他作者、其他作品。此后招工进工厂，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自学计划，远离当时对年轻人还有很大吸引力的文学，从历史入手，先西方史，后中国史，然后是西方政治哲学，给自己打扫出一块尽可能干净的思维出发场。
当时，白天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一顿饭能吃八个馒头，晚上则在一盏自制的台灯下贪婪地阅读能够找到的思想史书籍，又是另一种狼吞虎咽。这样的日子大概有5年，以后调进同一工厂的子弟中学当历史教员，情况稍有改善。
我第一遍读完当时大陆能够找到的所有卢梭著作汉译本，就是在那一阶段。1977年大陆恢复高考，种种坎坷，使我错过了大学门槛，于是只能发奋直接投考研究生。1982年，经4年磨难，终于考入设在古城西安的陕西师大历史系，攻读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很长时间以后，我才明白那一段自学经历对我产生的致命影响。从这种经历过来的人，即使有幸进入高校而且留在了高校忝为人师，却很难褪尽思想的自学性格，或可称“民间气息”。在另一篇文章里，我曾将这一“民间气息”称为难以被学院生活完全吸收的“剩余意识”。当然，与此同时，他也就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对那种单纯学院派教授前途的向往。
然而在当时，刚一跨进大学校门，急于求索之心情也可想象。我那时急不可耐，一口咬住法国大革命，而且是要从批判入手。投入书海才发现，我想清理的问题太大，先前积累的学力太弱，3年研究生时间，要看完有关文献资料都不够。结果硕士论文只能做一个边缘性的题目：《托马斯·潘恩与法国大革命》，稍稍撬动了一点大陆学界对法国大革命的过高评价而已。尽管这篇论文当时反应还不错，但我内心不甘，还是蠢蠢欲动。
1989年秋，我二进学府，投师复旦念博士，终于有机会正面接触这一题目。那一年，我在当时对立着的两边看到了一些相通的东西：从法国革命发源，流经近代中国所形成的左倾政治文化，还在我们街头的两边涌动。这个东西，也就是我开头所说：“即使新一代知识分子欲向‘解放’的路上迅跑，首先拿起的‘解放’利器，竟还是这一已经羁绊自己的思想绳索。”
我之所以称它是一种“东西”，是因为它从西方法国来，到了东方中国，“东西”贯通，驱之不去。看到这样一个横贯东西的思潮还在80年代的大陆思想界涌动，内心很难平静。不仅仅是为了个人排遣孤愤，或是解决知性上的个人爱好，即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自我反思，咬断脐带再出发，我也应该把这个清理法国政治文化源头的课题及早做完。
三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1992年论文答辩时，横生波折，有学界前辈看完我的论文，拒绝答辩，理由是我的观点属于“资产阶级右翼保守主义史学观点”。前一年曾为政治原因中断学籍，被说成思想激进，有异端嫌疑；后一年被学界权威拒绝答辩，又被说成观点保守。人若如鱼，遭逢这种尴尬，已不是冷暖问题，而是两面都被烤焦，体无完肤了。
不过事后想来也平静，我也继续保持对拒绝我答辩的学界前辈的应有尊敬，任何一种学术立场，只要出于真心信仰，总要比某些机会主义的“适时正确”更应该赢得人们的敬意。那种境况也不简单地是一种个人遭际，更无私人恩怨可计较。意识形态与学术话语长期共存，互为奥援，并不是多么费解的秘密，一旦有第三者落进那样的话语峡谷，两面都是那同一个“东西”，等待他的命运自然是左右开火，交叉射击。我既欲批判法国革命左翼传统，遭遇一点两面夹击，应该是题中应有之意。
感谢王元化先生在那个关键时刻，给予我关键性的支持。我这里说的不仅仅是他在危难时候，慨然出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化解了一场有可能出现的学界风波。当时，他听说我有志于清理卢梭思想与法国革命实践，即将尚未出版的顾准遗稿给我，让我从中吸取思想养料与精神勇气。我边读顾准遗稿，边撰写博士论文，孤愤之情逐渐平息，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种心境，我后来将这心境称为“平静的坏心情”：“既然是闷在盖子里烧，那就应该冒蓝火，不要冒虚火”。
台湾的读者可能还没有多少人知道顾准。如果我将顾准及其遭遇换算为雷震的故事，或许有助于理解与接受？事实上，我此次从台湾回来，也确实想写一篇对比顾准与雷震的论文，那是当代思想史上又一个饶有兴味的题目。
他们实在太相像，以至两岸学界现在都哀悼“天夺良人”：一是经历像，都是某一阵营的高官，仕途如锦，竟舍弃高官厚禄而不顾，冒死犯难，去探险社会政治体制转型的前途，时间也差不多都在60至70年代；二是结局像，两人因此走上不归路：雷震陷狱10年，郁郁而终。顾准两次被打成右派，几度出入隔离室与劳改农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后半生没有过一天好日子，三是晚年摸索到的思想结论也像，两人都摒弃法兰西、俄罗斯式的“革命”空想，指出一条渐进、理性的转型道路；四是人去之后学界追思也相像，雷案平反后，台湾学界每年都举行纪念研讨会，我此次到台北欲录访雷震遗迹，有热心朋友相助，尚能见到年逾九秩的雷震夫人宋英女士；顾准身后，一本《顾准文集》历尽艰难，终得出版，最近又出版了一本《顾准日记》，几乎是洛阳纸贵。当代思想史怎么会有同一历史时期出现了两个“娜拉”，两个思想家“娜拉”在海峡两岸分别出走？
都被各自的阵营开除党籍，一个从右边往当中走，一个从左边往当中走，最后殊途同归神交于一点，只是缘吝一面，差一步即能道相见恨晚。思想史研究当然不作兴讲故事，但这里确实出现了比文学家有意想象更富意蕴的真实故事，如此有情节的思想史，是民族之大幸，亦是民族之大不幸。
顾准的先见之明，我在本书大陆版序言中多有引用，此处不赘。当时感受到的冲击，5年后的今天，记忆犹新。一方面是感到内心不再孤独，前面似有萤火探路；另一方面则感到惭愧，如果我们还不能沿着前人点拨的言路向前多走一步，哪怕是一小步，那真是愧对先师，也愧对自己了。
1992年，我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中初步写成博士论文，修改后，1994年交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此次由《风云时代》出版社印制发行台湾版，首先应该感谢该社负责人陈晓林先生的美意。但距离此书初版，时间毕竟已过去3年，需补充需加强的地方逐渐暴露。
最为要紧的是，我在这本书中以主要精力解析道德理想主义为意识形态所用形成的种种恶果，而这3年中，外部形势也发生巨大变化，道德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化毒素尚未有效清理，在精神生活的另一端，知识分子应该坚持的健康价值却呈雪崩之势。鉴于此，元化先生曾建议我将此书台湾版改名，不要用《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以免为玩世犬儒者所用。我思忖良久，为尊重读者，还是保留此书原来出版的样子为好。
应该承认，这样“横着站”，时有尴尬，既批判道德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化毒素，亦抵制玩世犬儒的社会风潮。伯林所言消极自由的概念未必能照搬于今日之特殊境况，韦伯所言责任伦理与今日之复杂境况也在内心交战不已。既要警惕自己因入世情切而产生改造外界的冲动，又不能因此而丧失社会政治批判的锐气，遁入隐世飘逸一路。更为困难的是，所有学理上的分疏说得再好，毕竟属静态逻辑，一旦脚履实地，每一次遭遇，都有一个如何在两难之间寻找动态平衡的问题。
所谓动心忍性，这大概是在今日环境中，稍有自觉意识者常费思量、备感困难、却也最需磨炼的地方？凡有此类困难体验，或许能理解我初次见到周德伟先生的那副遗墨，为何一时失语，内心怦然所动。
“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误苍生”。自有启蒙以来，多少哲人智士孜孜以求，所追求者确实就是这个“天下文章、苍生功业”。不过，并没有多少人能翻一个面来想，为生活世界（lifeworld）之平静发展自主延续，既须保持儒者淑世为怀之古典追求，又应存有一份现代人对“文章功业”的负面警惕。
遥想当年，周先生与殷氏众弟子往还，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另一方面，却又能时时跳出，保持一份现代知识分子面对生活常态，理应具有而实际上很少人具有的那样一种不得不为之、为之又惴惴的戒慎心态，如此曲折转进的丰富内心，如果换成文人骚客，费词万言，亦难说得清楚。知识界无病呻吟的文人滥觞骚情触目皆是，始终未能看到有如此清澈的洞见：中典与西学相通，常理和睿智并存，而且对仗工整，力透纸背，层层关节，豁然打通！
此前我似乎一直在等待什么，内有悱悱，欲言无言。不料却在海峡彼岸，被一位素昧平生的老人一语点破。它是从杜甫诗中脱化而来，但已不是文人圈内借吟对而自矜的浮泛空言，如此明心见道，需多少次起落煎熬，阅尽沧桑，方能最终悟得？思念及此，衷心感谢我的彼岸朋友，感谢他们在那个紫薇盛开的夜晚，带我到过那样美好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