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律师交纳会员费的时候了。
这次，山东青岛的律师于凯没有像往年一样掏钱续交会费，而是递交了一份：
《退出律师协会声明》。
他在声明中直言，律协本应是律师行业的自治组织，是律师的“娘家”，然而自己所在的青岛市律师协会却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进行不公正的打压——一边按年收取律师会员费，却从不真正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于凯还指出，那笔年年缴纳的会员费本身并无明确法律依据，只是通过执业证年检盖章来：
强制征收。
这让律师们敢怒不敢言。这封公开退会的声明在法律界引发了不小的震动。不少同行私下议论：如果不是碍于执业前途，谁又愿意年年掏钱供养这样一个从不雪中送炭的组织？
许多同行心中并非没有类似的疑惑：交了钱的娘家，在关键时刻究竟能为律师做些什么？
事实上，于凯在声明发出前不久，曾因直言建言废除某些备受争议的罪名而遭遇行业惩戒。2024年，他被青岛市司法局以炒作案件为由处罚停业一年，在此之前，他向有关部门递交了取消口袋罪的：
立法建议。
那次处罚过程中，律协非但没有给他提供任何支援，反而与司法机关一道对其进行了处分。这段经历无疑让于凯对律协更加心灰意冷，也成为其决意退会的直接导火索。换言之，他用退出协会的举动，向这个让他失望的组织投下了反对票。
理论上，律师协会成立的初衷是作为律师的自律和维权机构，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不受侵犯。然而在现实中，律协的角色早已发生错位。在许多律师看来，律协更像是官方行政机关的：
附属。
其行动轨迹往往与维护律师权益背道而驰。平日里，当律师遭遇执业障碍甚至人身侵害时，人们很少看到律协的积极作为；相反，每当遇到行业的喜事或丧事，律协却从未缺席。
常见的画面有两种：一种是在律师遭受不幸时，协会出面发表谴责声明和：
慰问。
比如2021年9月，湖北律师薛伟幸在执业过程中不幸遇害身亡，全国律协迅速发表声明，对遇害律师表示沉痛哀悼、深切慰问，并对杀害律师的犯罪行为：
强烈谴责。
另一种画面则是在律师行业有人获得荣誉时，协会高调送上祝贺。各地律协官网和刊物时常刊登类似消息：热烈祝贺某某律师荣获优秀律师奖。前者如同一纸悼词，后者宛如一次加冕，看上去都很体面。然而，唯独当广大律师真正需要行业组织挺身而出、主持公道的时候，律协往往选择保持沉默，仿佛那个缺席的娘家人。更让基层律师无奈的是，在日常执业中遭遇种种困难时，律协往往：
袖手旁观甚至噤声。
许多律师都有这样的体会：当他们会见当事人被无端阻拦、阅卷权受到人为刁难，甚至在法庭上因据理力争而被法官呵斥逐出时，往往只能靠自己抗争或者向社会求助。
每当发生此类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事件，律师们大多是在朋友圈、自媒体上发声，引来同业转发声援；而律师协会鲜有主动站出来与相关部门据理力争，为律师讨回公道的时候。久而久之，律师们对律协的维权功能几乎不再抱期待——与其说律协是“娘家”，不如说更像一个高高在上的：
旁观者。
安徽律师吕先三的遭遇，是律协角色错位的极端例证。故事要追溯到2013年，彼时吕先三接受合肥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负责人徐某的委托，代理其多起借贷纠纷官司。没想到这些官司背后涉及所谓套路贷的黑色产业链，公诉机关指控称吕先三在明知徐某等人通过非法手段侵占他人财物的情况下，仍“积极代理多起虚假诉讼”，并在诉讼过程中教唆他人作虚假陈述、制造虚假证据。2019年，一审法院采信了这一指控，认定吕先三系委托人诈骗犯罪的：
同谋。
被以诈骗罪重判有期徒刑十二年。这样的判决在律师圈内引发极大震动——如果律师正常代理案件，却因当事人犯法而被视作共犯，那每一个执业律师都将处于莫大的风险之中。
这起案件不仅令吕先三本人锒铛入狱，他年迈的父母在各处喊冤申诉时也一度被警方拘留，家里只剩下两个年幼的孩子无人照料。面对如此境遇，吕先三的家人和同事并未放弃努力。
经过艰难的上诉和再审，2020年安徽省高院二审改判吕先三诈骗罪虽成立但情节明显减轻，刑期由最初的十二年改为三年。尽管三年刑期仍意味着蒙冤入狱，但相较之前的十二年铁窗，此结果已被一些人视为：
打折的正义。
为了这一线生机，多位知名律师如周泽、斯伟江等不计得失地参与了吕先三案的辩护，他们带领助手熬夜翻阅数百小时的庭审录像，甚至冒着压力公开曝光了警方非法取证的录像证据。全国各地还有众多同行不远千里赶赴合肥旁听声援，以实际行动诠释业内的守望相助。可以说，正是这些同行们的努力和舆论的关注压力，才最终换来了改判的转机。
然而令人唏嘘的是，在这场为同业伸张正义的接力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律师协会的身影。提供援助的是律师同仁，施加压力的是公众舆论，而作为行业“娘家”的律协，却未见主动干预。本案中为吕先三奔走呼告、揭露案件中冤情的周泽律师，事后反遭当地警方报复，被以扰乱秩序等理由：
停业整顿一年。
刑讯逼供的违法者安然无恙，揭发真相的律师反倒蒙受惩戒——这一剧情将律协角色的失守映照得格外刺眼：当律师蒙冤受难时，律协不仅没有成为他们的保护者，有时甚至仿佛站在了施压者一边。
与吕先三类似，广西律师冯波的遭遇同样令人心寒。冯波原本只是桂林一名默默无闻的基层律师，以替人写合同、帮人打官司为生。他曾为桂林一家公司做过三年法律顾问，并代理过多起讨债诉讼。2022年初，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涉嫌组织黑社会性质犯罪被捕，牵连出一桩地方扫黑大案。冯波作为该公司曾经的法律顾问也被卷入其中，从辩护人一夕之间变成了被告，被指控：
涉黑。
2023年3月，广西来宾市兴宾区法院一审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诈骗罪和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冯波有期徒刑十年。一个执业律师，就这样背负上黑社会帮凶的罪名，面对十年牢狱的沉重判决。
冯波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然而在二审过程中，他的案件又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序乱象：2023年8月7日二审开庭，当天上午9点30分庭审开始时，冯波的辩护律师却还被：
拦在法庭安检处。
法官竟不等律师入场便匆忙开庭，草草走完流程，宣布庭审结束，整个庭审只花了：
二十分钟。
律师尚未发言，审判已然落幕！如此儿戏般的审理引发舆论哗然。在巨大的质疑压力下，来宾市中院不得不重新组成合议庭，延期审理此案。直到2024年5月，二审法院改判冯波不构成参加黑社会组织罪，但仍认定其诈骗罪和帮助伪造证据罪成立，将总刑期由一审的十年减为五年。即便罪名去黑、刑期减半，冯波依旧坚持自己无罪，当庭表示将继续申诉。
在冯波案中，法律共同体对程序公正和律师执业权利的关切达到了顶点。然而，即便面对如此明显的司法瑕疵和职业危机，我们听到的依然不是律师协会的声音，而是：
媒体的报道与同行的呼吁。
律协对此案既未见公开声明，更谈不上为自己的会员据理力争。这一沉默的背后，是律协存在意义再一次遭到拷问：在律师被不公对待的关键时刻，这个号称维护律师合法权益的组织，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
现实中，绝大多数律师并没有退路可选——退出律协往往意味着丧失执业资格。因此，即便心有不满，大部分律师也只能：
隐忍。
于凯选择退会，本身就需要莫大的勇气和决心，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自我放逐。也正因如此，他的退会之举才更显沉重：道出了行业的痛处，也折射出许多律师对律协的失望乃至决绝。
追根溯源，律协在保障律师权益方面乏力，既有主观不作为，也有客观因素制约。作为带有行政色彩的行业组织，律协在人事安排和运作经费上都仰赖于司法行政机关，缺乏真正的独立性。许多地方律协的负责人由退休司法官员担任，协会的重要决策也需报请主管部门同意。在这种体制下，律协的重心往往放在：
配合官方管理。
重心并非代表律师利益。当律师权利与行政要求发生冲突时，律协很难站在律师一边据理力争，这几乎成为一种惯性。久而久之，律协在律师眼中异化成了某种：
二政府。
不再是可信赖的同行之家，俨然成为一把晴天高举、雨天收起的伞，风和日丽时存在感十足，真正狂风骤雨来临时却难觅踪影。
也正因此，我们常常看到律协忙于举办各类研讨会、文体活动，公众号上充斥着领导致辞和荣誉表彰，却难以找到哪怕一篇为普通律师鸣不平的文章。
讽刺的是，2023年施行的新《律师法》进一步强化了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条款，规定对阻碍律师执业的行为将依法追责。但如果承担这一职能的律协依旧沉睡不醒，这些法律条文恐怕也只能是纸上画饼，难以兑现。
或许有人会说，律协也开展了不少培训、表彰、行业交流等工作，并非毫无建树。但当我们回望上述种种案例和现象，那些场面上的努力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正如有律师同行一针见血地感慨：
律协吃的是律师这碗饭，却不操律师的心。
一句大白话，道出了行业的心酸和无奈。
有句话说得好：我们与恶的距离，有时只有一个冷漠的旁观者。当律师协会长期扮演那个冷漠的旁观者，漠视同行蒙冤受难，律师遭遇的不公就会愈发猖獗，因为缺少了关键的：
制衡之力。
反之，如果行业组织能真正成为律师的后盾，站在正义一边积极发声，那么那些针对律师的任意侵害才会有所忌惮。然而，要等到那一天，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律协，是否会从这场声誉危机中惊醒，开始反思自己的定位？抑或依旧按部就班，在今后的庆功宴和追悼会上继续扮演好礼仪师的角色？现实恐怕早已给出了答案，只是令人叹息。律师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能维护他们权益的“娘家”，而不是一个只会收会费、发贺电和念悼词的官僚机构。这不仅是于凯个人的呼声，也是无数中国律师内心深处压抑已久的期盼。
写于2025年3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