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站遗址出土的金龙(资料照片)。
下站遗址出土的方形玉饰(资料照片)。
考古队员在发掘现场(资料照片)。 本稿照片均由下站遗址考古队提供
以金、玉、铜质车马器装饰的车马，密集摆放的各类牺牲，刻有“密”字的陶片……截至目前，考古人员已在下站遗址发现各类祭祀坑1400余座。这些不同时代的祭祀遗存，为建立秦汉国家祭祀遗存的分期年代标尺提供了重要材料。
近日，《陕西宝鸡下站祭祀遗址2022年考古发掘简报》发布：宝鸡下站祭祀遗址发现春秋中晚期祭祀坑，实证春秋时期秦国已形成车马祭祀的传统。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副院长、下站遗址项目负责人游富祥，探寻下站遗址发掘背后的故事。
十余年的追寻
宝鸡市高新区磻溪镇新站村地处秦岭北麓、渭河南岸的台塬之上。这片看似平常的土地，却埋藏着一处总面积约23万平方米的秦代祭祀场所——密畤。
2008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陕西开展“秦汉离宫别馆调查”项目，寻找秦汉雍五畤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自2015年开始，中国国家博物馆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宝鸡市陈仓区博物馆等单位联合在宝鸡开展了“秦汉雍五畤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
很快，凤翔雍山血池遗址展现在世人面前。2016年至2018年，联合考古队对血池遗址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揭露面积约6000平方米，发现大量祭祀坑，并出土了玉器、车马器等祭祀文物。
“2018年，我们开始对下站遗址进行大规模调查和勘探，在遗址断面上发现了祭祀坑剖面。”游富祥回忆，2020年至2024年，联合考古队又对下站遗址进行了4次主动性考古发掘，清理出灰坑数十座、半地穴房址3座、各类祭祀坑百余座。
游富祥介绍，下站遗址的祭祀坑数量众多、内涵丰富。祭祀坑类型与祭祀文物和血池遗址、吴山遗址具有较多共性，表明下站遗址与血池遗址、吴山遗址性质相同，皆为畤祭祀遗存。
雍五畤中的密畤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活动作为秦汉王朝礼仪制度的核心部分，体现了古人对天地神灵的崇敬，寄托着人们对国家安定、政权稳固的期望。
秦汉时期的畤祭制度，见证了祭祀与政治演变。秦文公东进关中后，立鄜畤祭白帝。汉初，刘邦增设北畤，形成了秦汉雍五畤祭祀。汉武帝时期，雍五畤的地位被甘泉泰畤取代，直至西汉末年被废止，雍五畤内容却被天坛祭祀所吸收，成为后来中国传统天坛祭祀的一部分。
长期以来，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畤祭研究，因缺乏考古实物资料进展缓慢。随着对下站遗址的深入挖掘，笼罩密畤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
《史记》记载，秦宣公四年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密畤是文献记载中唯一地理位置相对确定的畤祭祀遗存。下站遗址的地点与文献记载高度吻合。“2020年，我们在下站遗址发现的少数罐、盆表面刻有陶文，目前可辨识的最重要的陶文是‘密’字，‘密’应当就是密畤之称。这让我们进一步明确了下站遗址就是密畤。”游富祥说。
密畤从公元前672年建立到西汉末年被废，使用时间长达600余年。下站遗址的结构布局颇具特色，各类祭祀坑围绕中心建筑区呈规律性分布，年代相近、类型相同的祭祀坑之间无叠压、打破关系，表明畤的结构形制有严谨的规划。
车马祭祀的传统
2022年，联合考古队清理出各类祭祀坑22座，分为长条形坑和长方形坑两类。
长条形坑共10座。坑底主要埋藏牛和羊，排列紧密，基本由北向南依次摆放。长方形坑多为东西向竖穴土坑，共清理出12座，按坑底埋藏物的不同，又可分为动物牺牲坑和车马坑。
车马坑埋藏深度为8米至11米。为了防止坑内出现坍塌，考古人员只能在坑内搭起支护，可供人员活动的空间非常狭小。“我们在坑内很难进行操作和拍摄，只能尽可能做好每一个细节，再通过这些细节拼接出全貌。”游富祥说。
尽管车马坑均被严重盗扰过，考古人员还是发现了玉车马饰件、金车马饰件、青铜残件等文物。部分马骨被铜锈沁染，呈铜绿色，有些马骨上还沾有朱砂。游富祥推测，此类祭祀坑底部原本放置有以金、玉、铜器装饰的高等级车马。另外，车马坑中发现的许多器物，与宝鸡凤翔秦公一号大墓二号坑出土器物相似，侧面印证了畤祭应为当时秦国最高等级的祭祀。
下站遗址发现的春秋时期车马祭祀坑，车马一乘放置在大型木箱中。这一现象在稍晚一些的血池遗址、吴山遗址中仍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春秋时期至西汉，车马祭祀在畤祭中的延续性。
但是，下站遗址发现的春秋时期车马祭祀坑的规模和车马装饰风格与血池遗址、吴山遗址发现的车马祭祀坑不尽相同，且并未发现玉人、玉琮、玉璜等祭祀玉器。这反映出春秋中晚期至西汉时期，畤祭中以车马祭祀的传统在不断发生变化。
下站遗址是目前国内发现的秦汉时期性质最为明确、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最高等级祭天遗存。凭借这些重要价值，下站遗址入选2023年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游富祥介绍，目前学界专家正呼吁与当地政府合作，评估以下站遗址为基础，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或祭祀博物馆的可行性。(记者 赵茁轶 实习生 王宇晨)
